戊戌以后，历次革命运动参与者的成分日益下降，越来越下层化。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注意，寻求上升机会，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他们对参与政治有着更为强烈的内需


　　老高按：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无不重视延安时期，原因不言而喻。很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高华那本传世之作的书名说得再清楚不过——要探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时期研究的一个大热点，是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共如何招徕大批知识分子？用什么方式控制他们？如何给他们“洗脑”，并卓有成效地诱使他们自觉进行“思想改造”？要知道，那时中共控制的边区，毕竟还不是后来统治全国那样的一个全封闭系统，权力还不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最近读到裴毅然教授的一篇文章《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考察了延安时期（包括但不限于延安地区）知识分子、青年的文化知识结构、接受培训的内容和方式等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对于中共后来执政的影响，正如裴毅然所说，“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红色根据地，形成耀眼夺目的延安一代，对抗战以后的国史走向影响宏巨，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为十分引傲的‘黄金一代’。进入21世纪，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干部，凭借历史形成的高度发挥余热，对当下仍有重大影响。”
　　裴毅然是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著述不少，许多选题也是我感兴趣的，如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论文《自解佩剑：反右前知识分子的集体陷落》、《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矛盾的由来与后果》，等等。去年我得知他来美，定居在新泽西，可算近在咫尺了，但迄今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以当面聆教。
　　他在《争鸣》杂志上登出一篇《出中国记》（后来在网上不知被谁改题为《“反动文人”出中国记》），我拜读了，好玩的是居然有这么一段故事：
　　2017年1月23日，我夫妇入上海美领馆申请旅美签证，很快获准。正等待护照，27日（大年三十）上午，笔者退休前供职的上海财经大学校办主任、退休处副书记等三人突然登门，严肃宣喻——
　　接到有关部门通知，一个叫谭蝉雪的老太婆获什么“刘宾雁良知奖”，2月7日可能要你去美国代领奖，你不准去。
　　……我据实告知：未接到任何前往美国‘代领奖’的信息，他们吃了定心丸，很快告辞。
　　谭蝉雪，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1960年因为“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判刑14年。谭蝉雪的未婚夫、当年地下油印刊物《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被判死刑，于1970年3月22日被杀害。
　　谭蝉雪平反以后，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先后有七本专著出版。1998年退休，定居上海。她赴当年《星火》案发生地调查、取证，历经12年完成《求索》，后又完成《炼狱英魂》，两本书合集为《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2016年由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出版，我受出版社委托曾参与此书一些编辑事务，付出过点滴心力。
　　《星火》一书出版后，被授予“刘宾雁良知奖”。但当局阻止谭前来美国领奖，后来是由写出“大饥荒三部曲”口述史、为《星火》一书出版投入很大精力的依娃女士代领的。2017年夏天，依娃回国时带去了“刘宾雁良知奖”奖牌想交给谭蝉雪，却被当局没收了！
　　中国通过“英烈保护法”，我真想弄清：这个法律，保护林昭、张春元、谭蝉雪这些真正彪炳青史的烈士吗？
　　谭蝉雪已经于今年6月1日因脑溢血逝于上海，终年84岁。
　　没想到裴毅然先生竟被怀疑与谭蝉雪获奖有瓜葛，差点受牵连。
　　下面转载的裴毅然文章，不知写于何年何月。但从文中“个别重要人物（如李锐、万里、杜润生、杜导正等）余热尚炽”这句话判断，应该是在2015年之前，因为万里、杜润生都是2015年去世的。
　　文章共1.4万字，注释就有4千多字。犹豫了一下，还是保留了，以备读者查考。


　　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

　　裴毅然，《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就史学拓展角度，代际知识分子研究具有宽广的综合性。尤其是将人物回忆录中的“典型细节”及时输送给史学界，以具体的鲜活实例支撑抽象史论，既能有效还原历史，又使史学增加生动性，更易走向社会大众。
　　抗战前后，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红色根据地，形成耀眼夺目的延安一代，对抗战以后的国史走向影响宏巨，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为十分引傲的“黄金一代”。进入21世纪，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干部，凭借历史形成的高度发挥余热，对当下仍有重大影响，个别重要人物（如李锐、万里、杜润生、杜导正等）余热尚炽。
　　延安红色士林，时代特征烈然鲜明，价值取向浑然整一。就人文现象而言，空前绝后，无法复制的历史独特性使他们裹带上浓密的时代信息，埋有史家最感兴趣的史料，为百年国史重要标本之一。研析带着历史体温的延安一代具有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意义，近年越来越引起史界兴趣。

　　一、延安一代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①，“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②。中共改变1928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③，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④，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冼星海即因为得到创作出入双自由之诺才决定赴延。
　　毛主席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一张。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主席就亲自接见。毛主席意识到抗大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黄埔军校”。1939年2月，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主席特约面谈⑤。民主人士到访，毛主席必接待。从毛主席那封《给萧军的信》，可看出当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⑥。
　　1939年5月，抗大生刘力功不愿下基层，坚持升学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不满足要求就退党，刘最后同意去华北，但一定要在八路军总部。开除此人之前，组织找他谈话七次，竭尽挽留之力⑦。竭望人尽其才，粒珠无遗。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⑧。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1938年春，18岁的冯兰瑞(李昌妻)入党，不到一年就发展12名党员⑨。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⑩。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1)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12)。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
　　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13)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14)。
　　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3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3.5元，教员4元，主任教员4.5元，校长5元(15)。普通学员一元，“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十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16)。1938年，陕公校长成仿吾薪金5元，教员薪金却有高至12元的 (17)。1946年10月，王光美飞赴延安，供职军委外事组，中办主任杨尚昆安排她吃中灶(18)。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19)国民党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20)陈云秘书刘家栋说：“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21)
　　1938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22)。江南还有一些投奔新四军的学生，因无介绍信，硬给撵回去(23)。1942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24)。
　　对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高知，只要表达入党意愿，立即批准，毋须候补期。陈学昭1945年7月初递交入党申请，很快批下来，无候补期，宣誓日期就定在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因陈学昭曾留法十年(25)。
　　1937年3月“燕大学生参观团”访延，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都出来接见，全团十人回校积极宣传延安见闻，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二三百燕京生进入根据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在校生仅800余，每届只招200余名，学杂费约150银圆每年，入学考试严格，学生多为精英(26)。名校生对优化党的队伍起着重大作用。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27)，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28)。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都清晰意识到“抗战后”的决战，意识到自身命运取决于抗战期间的各项准备。1937年11月初，西北绥靖公署厅长谷正鼎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
　　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29)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30)。而大革命期间，国民党员从1926年的15万猛增至1929年的63万，三分之一为25岁以下青年(31)。青年的流向不仅仅标志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社会潜在的价值走向。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32)。

　　二、骨干作用

　　20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资料：“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33)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党员，加上团员也只有20人左右(34)，陕北中央事后才知道北平爆发大规模学运，1936年初急派刘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35)1936年春，冯雪峰、刘晓先后自陕至沪，经冯雪峰与潘汉年特科系统审定有组织关系的党员约二百余人，中央承认的骨干只有47人(36)。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组织活动 (37)。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中共在南方13省恢复或建立省委，发展党员至6.7万余名，军队党员未计入内(38)。截止到1939年3月，赣省党员从1300余名发展到1.8万余名；截止到1938年夏，南昌党员从不足百人扩至四千名；福建也发展党员近四千人(39)。
　　“据统计，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1939年发展到27万人，至1940年底，发展到近40万人。”(40)彭德怀曾说：“八路军抗战第一年从不足三万扩至25万。”(41)第二年，华北成为中共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42)。南方的新四军，由最初的1.02万人发展为1938年10月的2.5万人(43)，至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的四千余人扩至1.4万余人，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和医务、技术人员，不少来自沪宁等大城市，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44)。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记载：“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45)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土耳其1928年每万人大学生三名(46)。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20世纪30年代由地方师范加入中共者有王任重、谷牧、潘复生、王力等。第一位向少年李慎之输送革命学说的，是其初一级任教师陈迅易，无锡地下党员(烈士)(47)。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中共基层细胞，靠着这批小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组织动员，才有其后大批农民的加入。农民则因文化低弱，绝大多数只能是跟从徒众，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48)，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知识分子。

　　三、学历构成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推算可知，专科以上程度约八千人。1944年春，毛主席曾说“延安的六七千知识分子”(49)，指的便是专科以上的知识分子。
　　81％的中小学生，还多为肄业生。就是大学文科生，也不过只接受一点初浅古文与现代常识。留法博士陈学昭，其博士论文《中国的词》曾将“八声甘州”译成“入声甘州”(50)。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苦口婆心劝勉进修干部，要他们养成阅读习惯——每天坚持读书五页(51)。“小知笑话”比比皆是。中央党校某青年政治教员，仅“革命”两字就讲了三小时，学员越听越胡涂，他自己也越讲越不清楚。另一教员批改试题“民族形式的要素”，学员回答得很完整，仅因未写“斯大林说”，判零分(52)。
　　抗大第四期(1938年4月至1938年12月)四大队1017名学员，学生成份525人，占51％；小学教员179人，占17％。文化程度小学87人，仅8％；中学程度665人，65％；留学、大学程度265人，占26％。可见，此时赴延知识青年文化程度甚高(53)。可抗大第六期(1940年4月15日至1940年12月)，由于战前培养的各地知青基本就位，抗战爆发后各地师范停废，六期4900余名学员中知青大幅降低，仅14％；本地工农骤增，占86％。文盲、半文盲占43％，高小24％，中学31％，大学仅2％。学员大半出身工农，不能做笔记，高小文化也只能记简单笔记，大部分学员自学及理解能力很差(54)。较之第四期至第五期学员的文化程度，大大降低。不过，因抗战初期已收获一批青年精英，已无碍于党组织细胞的茁壮成长。
　　在文化链条上，民初推行的地方师范教育，成为“红色的1930年代”不可或缺的历史台阶。这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根据地的短训，很快成为基层干部。否则，要将众多文盲培训成能够使用的大批基层干部，仅靠短期培训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姚依林说，抗战时期中共各根据地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者即为当地小学教员，包括中小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一二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55)。
　　学历低浅造成的知识结构残缺，不仅没有使中小知识分子低首下决心迎头赶上，在轻视书本的风气下，反而使他们获得傲视大知识分子的资本－－受资产阶级思想污染较少。张景超先生曾感慨：“凡是读过研究生、留学过欧美(留日除外)的人往往对政治功利主义的追求较为淡漠。”(56)延安一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知晓一点马列教条，终身思维运行于很小的框架内，出不了马列绳圈。他们不知道马列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甚至不知道还有别物存在。对他们来说，事情倒也简单，马列之外，一切都是“封资修”，毋学毋识，一句“唯心主义”便打发了一切中外学问。
　　张景超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评家进行过学历统计，共24人：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夏衍、丁玲、陈企霞、陈涌、黄药眠、巴人、以群、冯牧、孔罗荪、沙鸥、刘金、舒芜、郭小川、秦兆阳、邵荃麟、康濯、王若望、于黑丁、姚文元、李希凡。这张名单除李希凡、姚文元二人外，均为延安一代。24人中，大学毕业生仅四人：黄药眠、何其芳、李希凡、沙鸥。其中沙鸥学的是化学。其余二十人，或读大学一二年级，或高中、师范，甚至只读了中小学，最后学历均为鲁艺、抗大、陕公。张景超阅读这些红色批评家的文章，发现“受过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的人相对来说，总要温和一些。比如何其芳要比林默涵讲究学术性，李希凡比姚文元稍少攻伐气。不知是世俗功名心的催促，还是对欠缺的补偿心理在作怪，越是学历浅，越是经过‘左’倾文化过滤的人，批判别人的劲头越狠越凶，姚文元、陈涌不必说，沙鸥、康濯、以群都是五六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的批判往往充溢着浓烈的火药味”(57)。

　　四、延安各校

　　延安各校均仓促开办，资料、师资极度匮乏，“教材教具都极缺乏，基本上没有教科书，图书数据也很少……经费困难，故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铅笔，墨水用蓝靛泡，每人发两张油光纸钉笔记本”(58)。“有些书往往要排队相约，按时交换。”(59)能够读到的书除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便只有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伯达的小册子《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关于十年内战》、《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1947年12月，范元甄致信丈夫李锐：“理论书及较系统的书，你到底真正读过哪一本？你读不下去，你仅仅只能读些杂七杂八的东西。”(60)直到“文革”，李锐所知道的社会民主党也就局限于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 (61)。
　　1944年，延安作家的精神食粮仍极匮乏，“看他们的书架，除了一些几年以前的书籍外，很少新书。交通困难，邮购不便，是主要的原因”(62)。
　　延安各校多为短训班，最正规的抗大，第1－6期(1936年6月至1940年底)学制亦仅八个月左右(63)，抗大课程只有四门：马列主义、中国军事问题、军事课、党的建设。“不仅课程少而精，每门课的内容也是少而精。如马列主义就讲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64)陕公普通队“学习期限一般只有三个月”。陕公最初只开三门课：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不分系只分队(普通队与高级队)，学员随到随编。普通队学制一般三至四个月，高级队因培养师资，学制一年(65)。
　　各根据地还出现扣书籍抢教员的事。1939年，邓小平带了两位马列学院教员上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八路军总部才派人赎出两名教员。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山东只收到七本，途中遭层层截留(66)。1938年7月，高中生温济泽担任陕北公学社科教员，在村子广场上课，每讲一次便是半天(三小时)，每周要上11次课，须上五天半(67)。
　　正因为中小知识分子水平有限，阅读能力低弱，首长报告在延安盛行一时。1940年1月9日，毛主席给五六百人作报告，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听众有艾思奇、成仿吾、吴亮平、李初梨、周扬、萧三、张庚、冼星海、丁玲、柯仲平、何其芳、周立波、温济泽……毛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点起煤气灯，听众“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68)。
　　延安青年讨论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抗战胜利后，延安某单位墙报讨论“进城后的第一行动”，有人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先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馆子”(69)，也就这点想象力。抗大教员一级的高知，想象力也有限得很。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燕京女生龚澎和杨刚交往甚密：“在谈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妇女知识分子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所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充其量不过像所学到的英国文学知识那样多。……她们之所以是马列主义者，因为她们信仰党，接受党的训练。但这种信仰实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她们相信仅靠个人努力，只会一事无成，团结起来才有力量。”(70)
　　绝大部分延安知识青年没有能力阅读马列原典(更不用说系统研习)，成为红色理论家的都是入延之前就已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与教授。1940年1月，曾任蔡元培秘书的范文澜47岁人延安。周扬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留学日本；陈伯达先后就学集美师范、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大；胡乔木先后入清华、浙大三年；艾思奇毕业于云南省立一中、留日生；于光远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杨献珍毕业于武昌国立商校。稍有成就的也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陈学昭为留法文学博士、丁玲进过上海大学。
　　基层小知更是对马列半生不熟。黄源晚年承认：“我们过去太不知道学习了。如我们在四明山(按：浙东根据地)，实际上有时间，但从来没有认真弄通一本马列书、毛主席著作，即使读一点，也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入下去。”(71)
　　延安时期相对安定，周末舞会翩翩，甚至出现“延安的渥伦斯基”，数万“党政军”本可大量充电。但耗时两年搞整风，只让反复学27个文件，学到能背出每一小节。1944年通俗读物占延安出版总量30％以上，政治类26％，文艺类15％，自然科学与军事类最少，社科理论不过7％。小说仅翻印《三国演义》、《水浒传》(72)。提供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很有限。

　　五、知识结构的深远影响

　　戊戌以后，历次革命运动参与者的成分日益下沉，越来越青年化、下层化。戊戌变法参加者为清一色士绅，领导人物有传可考者48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秀才)2人、捐官4人。稍后的立宪运动(1906－1911)，咨议局、资政院共有1600余名议员，出身亦大多士绅，911人有功名，其中进士4.7％、举人19.1％、贡生43.1％、生员24％，留日或受过新式教育者约20％(73)。较之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参与者的层次已有所下降，低级功名已占主流。此后崛起的辛亥党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基本会员70人，一年后发展至6000余人，1911年超过两万。同盟会领导层大多为留日生，有功名者甚寡，有传可考的328位知名辛亥党人中，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74)。较之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参加者的成份，辛亥党人的学历层次下沉趋势更为明显。
　　中央研究院乃延安翰林院、最高研究机构，人员构成如下：68％无任何工作经历、84％只接受过延安学校短训、79％为20－30岁的青年(75)。该院始终未走出像模像样的研究人员，不少人一生无研究能力。终身以文学为职事的丁玲承认：“我不懂外文，外国文学读得少，中国古典文学也读得少，马列主义的书在延安也没有好好读。”(76)何其芳在上海公学求学时，“从来不翻阅社会科学书籍”(77)。
　　赴延知识青年大多来自中产以下平民家庭，基础知识原本浮浅，只读了一点文学名著。入读广州大学、留苏四年的朱瑞(四野炮兵司令)，1944年在延安写《自传》，清晰记述少年教育：“除了直观的客观知识加强了我的革命意志外，《岳传》增益了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1925年参加学潮，“从此次风潮中，我体验到广东教育及上层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性，一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认识，即中国大学教育是坏的。做一个国民，初中毕业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学社会知识以认识社会，即可进入社会活动，不要进大学，大学越学越坏！因中国的大学受阶级性的局限，无例外的只是教导一些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货色”(78)！
　　陈伯达曾回忆承认：“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79)王力揭发陈伯达读《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80)。周扬也是“文革”期间才精读《马恩全集》、《列宁选集》(81)。陈云“文革”期间下放江西三年，通读《列宁选集》(82)。毛主席说：“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83)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读得多一些，读得最多的是《马恩选集》四卷本。”(84)李锐说：“他 (指毛主席)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85)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对延安女大的学生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很低，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如你们高呢(86)！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及：“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87)1961年周扬承认，就见识与学养来说，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88)。
　　一个中小知识分子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必定日趋偏激，反智主义高涨。因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人们注意，寻求上升机会，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必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他们对参与政治有着更为强烈更为急迫的内需。鲁迅到广州后发现北伐军都是学生兵。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杨荫杭(1878－1945)：“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89)不仅中小学生，不少大学生也跑去广州参军。叶挺第24师教导大队，“战士大部分是‘马日事变’后从长沙来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青年团员占数”(90)。第三营指导员李逸民即上海大学肄业生。学生不读书，一窝蜂去搞政治，个个都想从这条路上走，价值孔道日益单一束窄。青年学生史识既浅，胸襟狭陋，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犹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噪噪然一过，难以为继。他们以文学想象共产主义，以浪漫代替现实，以幼稚从事政治。
　　越年轻自然越有冒险犯难的精神，越年长阅历越深，越看到事情的复杂性，越有全局意识，也就越趋于稳健，甚至退回保守，宁慢勿躁。黄遵宪、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均走出青年激进、中年缓和、老年保守的人生曲线；黄遵宪、梁启超晚年都退而不问政事。

　　六、更深刻的制约

　　李慎之晚年回忆青年时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问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均为商务版)(91)。延安一代绝大多数终身未出国门，长寿者20世纪90年代才有机会出去开眼界。
　　阅读延安一代及其子女亲友的各种回忆录，发现延安士林普遍缺乏阅读社科理论书籍的兴趣，轻视欧美“资产阶级学说”，绝大多数没有阅读习惯。被誉为“学者型革命家”的乔冠华、龚澎夫妇，1949年后似未啃过大部头著作，闲暇读物主要是文件及参考资料(92)。
　　进入晚岁的延安一代，绝大多数保持延安思维特色－－只有情绪化的反应，缺乏基础理论修养。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聂华苓邀请丁玲访美，聂很快发现：“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93)聂华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维”的本质缺陷。“喜欢批评”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鳞半爪的“领袖语录”、“导师名言”，没有详细论证思考这些“语录”“名言”的合理性。而掌握成建构的理论体系，需要把握体系所涉及的每一概念，确认体系中每一观点的合理性，并详细考察各论点之间是否抵触，与人类基本价值理念是否吻合，需要“面”的架构，难度高度大大超过仅需一个“点”的批评。换言之，批评只须出示论点，不必出示论据，亦毋须周延性论证。批评所需的价值支撑仅仅来自某一零碎的“语录”。延安一代常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一句“毋庸置疑”便回避了一切质疑。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属于旧式文化加一些马列主义，或曰旧诗词旧小说加马列主义。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他们头脑中储存的是简化后的马列公式、抽象概念。
　　延安一代既缺乏前辈士林的传统教育与留洋经历，亦无后辈学子对西学的渴求钻研，学基薄弱，识力有限。在20世纪历代中国士林中，延安一代的知识结构最为单一，视野最为局促。除了在延安输入的革命理论，直到80年代，他们头脑中几无其他不同价值体系的人文知识，更不知西方现代派学说。既然知识结构中没有其他参照坐标，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识体系的校验纠正。粗浅的知识结构与单一的价值体系，成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际特征，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际局限的根源。


　　注释：

　　①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1943年版，第13页。
　　③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④祝均宙、萧斌如编：《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1页。
　　⑤何其芳：《毛泽东之歌》(1976年12月－1977年1月)，载《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⑦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原载《解放》(延安)第73期；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页。
　　⑧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⑨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60－361页。
　　⑩《让我们重温各时期入党誓词》，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4月27日，《文摘报》2011年5月5日摘转，第6版。
　　(11)《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2)江文汉：《延安访问记》，《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4期。
　　(13)《中央关于开办学校大量招收青年职工和知识分子给中原局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7页。
　　(14)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版，第20页。
　　(15)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16)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17)舒湮：《边区实录》，国际书局(上海、香港)1941年合版，第25、68页。
　　(18)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9)陈云：《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在抗大的讲演)，载《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3页。
　　(2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第三编·延安时期(上)，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版，第316页。
　　(21)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22)何其芳：《我歌唱延安》，原载《文艺战线》(延安)创刊号，1939年2月。参见《何其芳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
　　(23)陈荣坤、陈立、李颖：《无悔的追求－－粟裕夫人楚青访谈录》，《百年潮》2007年8月号。
　　(2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25)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6)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页。
　　(27)张汉武：《延安回忆》，载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11月印，第53页。
　　(28)张严佛(军统西北区长)：《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
　　(29)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页。
　　(30)数据为周恩来提供。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31)［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37页。
　　(32)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美］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3)彭涛(口述)：《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校史组供稿，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34)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35)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466页。
　　(36)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0页。
　　(37)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3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39)《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31页。
　　(40)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
　　(4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9页。
　　(4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4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44)《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45)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46)转引自［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49页。
　　(47)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革命压倒民主〉补充》，《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48)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4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251页。
　　(50)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51)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52)白栋材：《五部整风的历史回顾》，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页。
　　(53)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七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9页。
　　(54)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19页。
　　(55)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56)张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57)张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269页。
　　(5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412页。
　　(59)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254页。
　　(60)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下册，第181页。
　　(61)笑蜀：《“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62)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63)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七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5页。
　　(64)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6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08、397、400－401页。
　　(66)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上的讲话》(1940年6月)，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3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67)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68)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页。
　　(69)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5页。
　　(70)［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
　　(71)黄源：《黄源文集》第七卷(书信卷)，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72)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167页。
　　(73)张朋园：《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分析》，《思与言》第5卷第6期(1968年3月)。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5页。
　　(74)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转引自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75)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76)丁玲：《我的命运是跟党联在一起的》(1981年7月5日)，载《丁玲文集》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
　　(77)蒋勤国：《何其芳传略》，《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78)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8页。
　　(79)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8页。
　　(80)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页。
　　(81)周密：《怀念爸爸》，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参见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82)本刊记者：《晚年陈云与邓小平：心心相通——访国家安全部部长、原陈云同志秘书许永跃》，《百年潮》2006年第3期。
　　(8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8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85)李锐：《世纪之交的感谢：还是要防“左”》，载《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香港)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5页。
　　(86)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87)《学习数据》(内部材料)，第205页。该书无编纂者、无编印单位、无出版时间，但明确收录了毛泽东1962－1967年间的历次重要谈话与讲话。
　　(8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选》第二集，香港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48页。转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89)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63、422页。原载《申报》1920年12月20日、1921年9月29日。参见许纪霖主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90)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91)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原载《历史的先声》，香港博思出版集团2002年版，引自《李慎之文集》，2003年自印本，上册，第154－155页。
　　(92)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6页。
　　(93)夏榆：《聂华苓专访》，《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D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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