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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在太祖先帝治下，就一直不断在丢失朋友，丢失传统朋友，丢失有国际影响力朋友，丢失与地缘安全密切相关的朋友。就像个人一样，如果和一个朋友搞不好关系而翻脸，可能是彼此间的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偶然因素触成。而如果到处树敌，和大家都不能共事，被人人都讨厌的话，那么就应该是自身人品和性格的问题了。那么红朝的外交在太祖先帝时代，为何这样失败？一言以蔽之，中邪了。不但外交，整个国家的内政、以至于立国之本都中邪了。这里可以大概地罗列一下所丢失的朋友，首先是美国，然后苏联，印度，越南。当然，也有自以为是铁杆、而实际上是酒肉朋友，就像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先帝还用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将这样优美的诗句用于描述红朝-阿共之臭气相投，真是鲜花插到牛粪上，玷污了唐诗的瑰丽、玷污了王勃的墨宝。同样的，如果大家都不拿你当真心朋友，只是临时说些哄骗讨好的话，来占点小便宜，然后将你当冤大头、白痴，再耍弄一番，也要想想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自己心理的缺陷、人格扭曲、人格分裂在哪里？当然国家层面就是国格缺陷在哪里？这种太祖开创的、前赴后继勇当冤大头的红朝传统，好像还在发扬光大。

11，这里大家也纳闷，怎么美国也是朋友呢？也是太祖先帝丢失的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中美交往历史吧。两国正式交往，应该源于一百七十多年前在厦门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是被红朝朝野一贯像个怨妇一样抱怨的，中美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的五口通商；规定商船来往如何税收，文件处理，统一海关度量衡，以及贸易纠纷处理，等等比较具体内容事项。其中还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条，就是允许美国人在中国，可以请老师、学汉语，大清国政府不能干涉阻扰。如果没有这个条款，按照对等原则，就好像在说中国人去了美国，不允许学英语一样的荒唐可笑。试想，这样奇葩的条款都能进入两国的条约，可见美国当时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不可理喻、不讲道理的荒唐政府？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一贯被红朝称为不平等的条款。首先当举，五口通商，就是开放国门，做生意。现在再看这个条款，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看现在的各级政府，都想争办远比五口通商更要丧权辱国的自贸区；大家还等着自贸区的建立，以便将房地产炒翻天来捞一把呢。另外一条就是关税协定，大清关税变更，应该与美国领事商量并获得准许。还有要求给予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如果给予其他国家优惠条件，美国也应该一并均沾。至于贸易最惠国待遇，从现在观点来看，也是中国和世界诸国都在争取相互签订的，无可非议，不存在什么不平等之条款。

而关税变更要和美国商量，貌似不平等，似乎大清衙门没有权利调整自己的关税；其实这个关税条款也是山寨《中英南京条约》的。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大清国的进口关税，没有统一的标准，任由经办官员定夺。并且，每批货物、不同地点、不同官员，税率都不一样。个中缘由很简单，只有这样，衙门官员才能有机会中饱私囊。这样来说，对于商人，其商业成本和风险根本就没有办法评估；再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成何体统。这个条款绝对有利清廷稳定税收，杜绝腐败；合情合理，何来不平等？后来，英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任大清的海关总长，帮助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近代化的税收、统计、检疫管理制度，清廉高效，为朝廷开辟了稳定增长的新的财政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大清邮政。其单位的员工待遇福利之好，使国人无不趋之若鹜。那时国内各单位的学徒用工，除了商号的正常运营活计，还得做一些近似人格侮辱、诸如为老板娘端屎倒尿这样的额外仆佣杂务。对于赫德的杰出贡献，清廷后来加封尚书衔，一品顶戴花翎，太子太保。这些荣誉其含金量，远远要比现在的那些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等等，高出不知多少倍。清廷，将这样重要的位置交给英人管理，其改革开放的力度远胜于当今红朝。晚清的洋务运动，不论是经济、后来的政治、还有意识形态领域，其开放的深度广度，远胜当今红朝；红朝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绩效，还没有超越慈禧的同光中兴；更何况那时大清国的GDP世界领先，占全球份额比例远远高于现在。

如果要说不平等，貌似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是无视大清法律、欺人霸道的条款。这个条款也是借用中英南京条约，美国完全是搭顺风车，享受现成的成果。这个领事裁判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国人在大清犯法犯罪，大清衙门不能治罪，而由该国领事按照其国法律量刑科罪。如果这一条，在现在中国，完全是无视主权国法律和主权。当然了，现在红朝的司法实践和政策，也无需这样条款，反正是向洋人倾斜的。当时情况是，西方国家司法分为民事、刑事，即便恶劣刑事案件，也有辩护陪审团制度，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大清的衙门，只要有告状纠纷，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棍棒伺候，从实招来，屈打成招比比皆是，另外还有株连九族之法宝。那么，西方政府怎能让其国民在海外，遭受这样不公待遇呢？谁让那时天朝司法实践这样粗糙、无理、野蛮的呢，所以这个治外法权，从当时实情来说，完全合情合理。以至于后来，这个领事裁判权扩大到中国基督徒，有些瘪三混混，假装入教，行劣迹、横行于乡里，大清衙门拿他们没有办法，也触发民愤、引发教案，这是后话。从此以后，西方诸国都争相效仿，与清廷订立这样条款。清廷也同样，在日本和朝鲜享有这样的治外法权。西方各国的领事裁判权，均在二战时和二战结束后，悉数废除，当属蒋国政府之抗战功劳。

就从这中美最早的这份官方条约来看，根本不像一贯信口雌黄的那样不平等。应该可以说是以当时两国实情为依据，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友好交往，美国从一开始就视中国为友好国家、好朋友。

12，西方国家，从当时和清廷交涉的实际情况，总体来说，所签订的条约，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不平等，除了俄、日以外，另外俄、日也非西方国家。即便当时割让香港，也是事出有因。第一次中英战争、就是国人一贯称呼的鸦片战争，其真实的战争历史导因，本非鸦片走私，并非虎门销烟。而是林则徐和道光政府刚愎自用、傲慢无礼、拒绝人类基本文明，耍弄中式小奸小坏；尤其在处理双方纠纷时，像对待拆迁钉子户那样，采用停水断电这种下三滥手段，威胁基本生活保障和人身安全。那么为了日后不受制于清廷，英国索要一块落脚地。虽然觉得根本无用，但主要是丢了面子，天子道光也不明白，英夷要这个远在天边的、宝安县衙下属的香港破旧渔岛干啥？他哪里知道维多利亚湾，是天然深水良港。而俄罗斯的深层文化传统是东正教，貌似信耶稣，其实将基督迷信化；从而对敌对友，就没有安过好心，也就是这个国家能走入苏维埃的红色恐怖根本原因。当然，这里不能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否则离题太远，当另行撰文。日本，这里就不用废笔墨了，从未对邻居存善心、行善举。

如果说不平等交往，反而倒是清廷对外不公、不平等在先；因为那时天朝上邦，对待四夷，都是藩属关系，根本就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处理外务，就是礼部下面的理藩院，也就是相当于民政部下面的一个司局级部门。因此，清庭也想将这样的关系，延伸至与西洋诸国；只是在与英法交战以后，见识到西洋的先进威猛，才成立了总理衙门府这样的外交部机构。林则徐可以算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学生魏源，在其《海国图志》里开明宗义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见，从来就没有以一个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外邦平等交往。这就好像老师在课堂问学生，“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学习？长大后想干什么？”“报告老师，我们学会本领后，长大有了力气，就来揍你”。

13，如果说涉及军事行动的冲突的话，中美之间，应该是在庚子拳变。为了解救被拳匪围困京城的外交领事和侨民，八国联军，在进攻天津大沽炮台时，美国军舰主动撤离战场，因为不能对友好国家动粗。在进入北京，解救外交人员和侨民以后，主动帮助恢复京畿秩序。国人应该记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是他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极力地维护大清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阻止了俄罗斯这样的恶狼企图瓜分、肢解中国的野心。后来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各地大力兴学，清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资助留美学生等等。这些千秋伟业，功德无量，有目共睹。

更不用说在二战期间了，当山本五十六成功偷袭珍珠港，这个世界上最喜出望外的人非丘吉尔和蒋中正莫属。蒋国政府终于等到了 “苦撑待变”之变，美军可以正式出手相助了。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光复国土。没有美国的直接参与，凭当时中国一国之力，在可见未来，应该看不到胜算倭寇的希望。心昭天日，也可见在全面抗战之初，是蒋之坚决抗战之决心，奠定最终之胜利。

即便国共内战，国府南京沦陷时，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一直空等在南京，诚心诚意地想与土共接触，建立联系，继续中美友谊。而太祖先帝阴阳怪气地一声，《别了，司徒雷登》，拒人千里之外。虽然，土共认贼作父，频舔苏俄红毛屁眼，也只落得热脸贴冷屁股。那时，即便不少国家的驻华使馆和外交人员，还留守金陵；而苏联大使馆，非但未留城迎共军，反而跟随国民政府，迫不及待地南迁广州。本是同根生，但苏俄毛子内心，就从来没正眼瞧过这个南方的土鳖。斯大林出于利益平衡需要，也劝土共，以长江为界，与民国政府划江而治。太祖先帝，一统大位称王心切，只是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听计苏俄主子。也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之由来。

14，后来，红朝一边继续舔苏俄毛子屁眼，一边被耍弄，而卷入韩战，中美正式交恶。到此，两国友谊悉数殆尽，完全伤透了感情。杜鲁门朝野也一直纳闷，前几年还是并肩作战的盟友，怎么突然丢掉这个朋友，结论是原来红朝土共自己要丢。从此以后，两国相互仇恨，更不用说基本的信任。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军事上、政治上互相敌意，也波及经济贸易上，一直贻害至今。

红朝和苏俄交恶之后，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太祖先帝和周相恩来，也和尼克松、基辛格接触，想重修关系。老夫翻看了当时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红朝自己的很多声明和说法，连自己现在都会嗤之以鼻的，不屑一顾。比如，“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那么为何不让西藏、香港、新疆独立呢？现在来看完全自己打自己嘴巴。而美国的声明，即便拿到今天，如果放在其他外交文件中，或者美国国策，一样适用，并可操作。

那么，美国在公报中的声明就是其政策，为何其政策连贯性这样一致？还有就是，为何在韩战以前，美国一直视中国为友好国家呢？难道，美国对中国网开一面吗？其实并非这样，即便美国和其他南美国家，还有初次交往国家，因为初次交往一般还没有产生矛盾，都是主动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这与其立国传统和深层文化有关。

15，近四百年前，当“五月花”号帆船，载着一群英国清教徒历经千辛万苦，在北美的普利茅斯上岸之前，签署了反映清教徒精神的、奠定美国立国之本的《五月花号公约》。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来到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迦南，要建立荣神益人的国度。这种清教徒的立国精神，贯穿于其后的治国、外交理念。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替对手着想”，这是源于“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样的基督教义。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引导下，对外，不迷信“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这样的强权政治；对内，也会考虑弱势群体利益，很多西方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其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并非这些群体变得强壮以后争取来的，而是强势的一方，为对手着想而努力平衡的结果。当然各个国家内部，还有国与国之间，都会有不同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也只算是影响其最终公正的干扰因素，限于篇幅，这里也不想具体展开论述。有时，国人也在感叹，为何英美国家，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连贯性、一致性很强，根本不像红朝那样朝令夕改，似乎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天生的战略高手。其实并非这样，主要是对人处事的心态，以及潜在的指导思想。只有充分地为对手着想，所签署的条约，还有相互间的利益保障，才能长久，才能共赢。即便相互敌对，相互竞争，只要为对手着想，也会有底线，并非致对手于死地而后快。那么，在国家层面，这样的敌人不可怕，即便战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日本在战败之前，举国都很明白，宁愿败给美国，也不能让苏联接管；因为败北美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后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在美国的接管下，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以及国泰民安就足以说明一切。同样，在国内政治竞争中，政见不同，道不同不相某，另请高明；竞选失败，相互握手祝贺一下。不像土共红朝，崇拜胜王败寇的邪理恶念，政见不同，理念不同，不是让对手身陷囹圄，就是让其家破人亡，株连九族，斩尽杀绝。同样在经济竞争中，因为替对手着想，也不搞恶性竞争，恶化破坏商业环境。在这样的基督教新教理念和传统指导下，只要美国主流还没有偏离基督教正道，那么，即便美国作为敌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这样的对手，也不可怕。

那么，这篇谈论中印关系的，为何要将远在天边的美国扯上呢？因为天朝朝野一贯神经质、像一个有妄想症的受虐狂一样，总在臆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论美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天朝朝野都会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埋怨美帝，臆想都是针对天朝、冲着天朝而来的，而从来不正视自己的国格缺陷、心理偏狭和扭曲。即便中印洞朗危机，也是美国伙同印度包围天朝，更不用说，印美之间既没有结盟，也互不信任。还有就是，从这些中美关系以及历史中，也能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民族性格，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彼首先要知己，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决策，百战不殆。

16，其实中美之间不应该成为宿敌，“（美）帝国主义根本亡我之心不死”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不但不亡我，还会共利共存。如果将有限的资源，去防范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与人与己，都是浪费。而天朝的真正安全威胁只会来自俄罗斯、日本和三胖，尤其是北韩。即便收台湾、封延平王，或武或和，都不影响天朝实质安危存亡。为何说北韩是天朝之特别安全隐患呢？这里只能简述一下，如果展开，应另行篇幅。甭说胖子的核武，是中国最大安全威胁；即便在历史上，曾经因为高丽，导致两个朝代灭亡更迭：隋朝和清朝。隋炀帝，一个历史上少有的聪慧过人、励精图治、勤政奋发的天子，首次栽倒在高丽的阴沟。那么，满清不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吗，怎么这个账算到朝鲜头上呢？因为大清栽在为高丽而引发的甲午海战，一代人改革开放的成果悉数赔尽。虽然还苦撑廿载，但王气已尽，大势已去。满清遗老、后任伪满总理的郑孝胥曾经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确实令人胆战心惊。如果相信郑之预言，在可见的将来，也只有北韩三胖作怪为之了。

从前面老夫的分析和推导，得如下大前提：

第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以及各种变体版本说法，伪命题也。

第二，太祖先帝本来就想赐赠藏南，如果…… 只是历史不能假设而已，藏南早就会是印度的了。

第三，天朝安全隐患漏洞：俄罗斯、日本、三胖。这里只是直接给出结论，没有详尽论述而已。

那么，中印关系，如何解铃？如何解结？一言以蔽之，和为贵。如何和？还得下回来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