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亲近的人说，以我的口无遮拦，幸亏没生在打右派的年代，否则准被划成右派无疑。诚哉斯言，以我的常做不平之鸣，又对在上者的极端鄙夷和常有为受欺辱者拔剑而起的冲动，赶上那个年代，我一定会被划为极右，会埋骨在夹边沟的。
我极力搜寻，从记忆里能找出的与反右派有关的事是在反右之后。到58年的春节前后，墙上残留着的半年前反击右派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在寒风中萧索。春节放鞭炮，我和别的小伙伴会把哑火的小鞭从中间折开，点着里边的黑火药，射向墙上残留的反击右派的大字报上画着的吐着长舌的毒蛇和三个头的妖怪。也就是从那时起，广播里差不多天天都播放“社会主义好”的歌曲了，歌词“反动派，被打倒”我听成了“反动派，背大刀”，我不明白反动派为什厶要“背大刀”。
对“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子女的由不公正的社会和当政者的肆虐导致的悲惨命运我要到数年之后才遇到。
海明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学校转来了姐弟俩，姐姐比我高一级，弟弟比我低一级。我们那个荒僻北方小县城的小学，同学们都是穿着满是黄土的破衣烂衫的，况且刚过了托名“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期，最难时有城镇户口的每人每年只发7寸布票，大多农村户口的家庭则一无所有。这姐弟俩穿着的衣料和剪裁明显与我们不同，老师说，他们是从武汉转学来的。不单穿着，姐弟俩都白皙细致，超脱于大部分的我们的粗顽。
真正让我们仰慕的是一年后的一次全县的歌唱汇演，姐姐月蓝登台独唱“洪湖水浪打浪”，那时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刚风靡全国。月蓝穿着典雅的演出服，站在舞台正中的聚光灯下，挺拔、清丽，像出水的荷花，地道的武汉腔调，歌声像从洪湖中飘荡的小船中传出，全场都被震住了。
没多久就听人说了，她们的父母是右派，被贬到我们这儿来的，从此很多人看月蓝的眼光从仰慕变成了鄙视，连带瘦弱文静的弟弟海明也常遭别的孩子欺负了。
到了1968年底，全国的大中小学已停办了两年半，城镇又不可能安排任何就业，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我就又被发送到已离开了三年多的小城插队落户了，很巧海明和我分到了一个集体户。一开始我差点认不出多年不见的海明了，他变得异常强壮，个子仍然不高，但两臂肌肉虬结。在往后三年多的日子里，我们在农村斗天、斗地、斗人，共度时艰，成了患难的兄弟。海明还有两个结拜兄弟，都是朴实的农家子弟，他们是中学同学，誓言祸福与共。我能想到，在wg那样的险恶的日子里，像海明这样的社会底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自保，苟全性命于乱世。直到海明被临县的一个集体小煤矿招工招走。
海明刚转学过来时，我就见过他们的父亲，一个清癯、寡言的中年人，是县邮电局的技术员，应该是有大学学历吧，大学学历在当时的小城是凤毛麟角。现在想，或许他在被打成右派前会是意气风发的吧：相貌端正，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看海明姐弟的相貌和刚到我们小城时的活泼气质，他们的妈妈也该是极有风貌的都市婉约女子吧。多年后我读胡发云的《如焉》，读到曾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的斯卫，后被打成胡风分子入狱，妻子带着一双儿女远遁新疆，最终在‘十年探索’期间妻子和儿子自杀，女儿沦落社会底层的故事。斯卫说，他给儿子取名卫鸽，当时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出了一套邮票，是毕加索画的和平鸽。女儿叫卫蓝，蔚蓝色的天空，蔚蓝色的大海。当时的心情，都在这两个名字当中了。我一下就想到了月蓝海明姐弟。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未来该是有多厶光明和诗意的期望才给他们取了这厶优雅的名字呀。可惜反右运动将他们的梦和期望打得粉粉碎了。
我们插队的地方离县城不远，海明爸爸来过，还是那厶清癯和寡言，只是衣服穿的更朴素了。海明的继母来了后看我们生活料理得一团糟，多次来帮我们收拾屋子做饭。她是个很朴实的乡村妇女，看上去和海明的关系不错，可以想见也能很好照顾海明爸爸。月蓝姐姐也来过，她自知升大学无望，初中毕业考上了卫校，因祸得福不用下乡插队了。但她的脸上已经颇见风霜，丝毫找不出当年唱‘洪湖水浪打浪’的灵秀了。
后来临县的一个集体小煤矿到我们那儿招工，别人不愿去，海明去了。
又是多年过去，77年春节我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婚礼，意外见到了海明，他和新郎官是煤矿的工友。海明更强壮，更爽朗，也更粗旷了，他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了，如俗话说，相忘于江湖，可我总会想起他。
张伟
我后来转学到了临近的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城里的孩子比小城中学的农家子弟活泼轻松多了。学校里最初风头的不是学习好的，而是文娱和体育有特长的。过了不久我就知道，全校男同学中文娱上最强的是和我同级的张伟。张伟两道剑眉入鬓，面容端秀，身材匀称，唱歌、跳舞、表演都出色，很让我这从乡下转学来的小土豆觉得高山仰止。不过，马上有人和我说了，张伟的父亲是右派。
一年后wg开锣，学校停课我回到家中，有人指着我父亲工万的一个技术员说，这是张右派，就是和我同校的张伟的父亲。张伟的父亲亦如海明的父亲一样长得周正，张伟的容貌是遗传自父亲吧，亦一样低眉顺眼，亦是有工科学历的技术员。我不知道他们的中了‘阳谋’是因为学工程者的认真直言，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的容貌学历和工作能力的出众而招人嫉，以至为个人和家庭招来了大祸。
张伟后来闹出了大事。
wg开始到了67年夏天，差不多全国‘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决战已由最高层的判决胜负已分，‘造反派’们也都用枪支武装了起来。没了保守派，‘造反派’之间就用热武器热斗了起来。我们中学掌权的造反派之下有一个凶悍的武斗组织‘尖刀排’，有一群好勇斗狠的男同学组成，有时别的同学没事也去凑热闹盘踞在一个市中心的剧场，大概有长短枪十几支，还有辆解放牌卡车，但并没有参加大型武斗的记录，说最大的一次业绩是到临县的乡下抓赌，包围一个聚赌的露天空场，将赌金收拿一空，当然是大家分赃了事。
那时常有这些武斗小团体之间的互相围剿争斗，有时是为了彼此之间的不和，并不涉政治立场，有时纯粹是为了抢对方的枪支弹药。一天，有人报信，说全市最凶悍的‘八技校’的武斗队来抢枪，大家手忙脚乱去防守。那天恰好张伟也在，无意中扳动了一只长枪的板机，枪中上有子弹，子弹穿过楼板，将楼上的一个男同学打死了。
张伟的这个祸闯得很大，死的同学是个回民，他哥哥拿着剪刀到处找张伟，张伟在外地躲了很久，后来在几个有脸面的同学的陪同下，带着厚礼到死者家里赔罪，并认死者的父母为干爹干妈，这件事才了。
wg开始的两年间，我们有500个学生的学校有两个人死亡，一个是被张伟走火打死的这个，还有一个女同学，走在操场上，一个流弹打中了心脏，当即毙命。还有两个男同学伤残，一个是玩手枪时枪炸膛，炸瞎了一只眼睛，另一个是汽车事故。当时的时髦，是武斗队的卡车开出，两边车门踏板上各站着一个红卫兵，最好是女的，一手拉着车门把手，一手举着一只驳壳枪。车头大灯上也坐两个人，最好是彪形大汉，头戴藤条安全帽，手持长矛。那天是曾在校篮球队打主力小前锋，有美男子之称的同学坐在右边的车头上，开行中汽车水箱破了，车体发热，慌忙中这个同学从车上跳下，被后车轮轧断了腿，脸也在地上擦破，美男了变成了丑脸瘸子，那年他也就十七岁，有校花之称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
68年去插队，张伟还和我分在一个公社，劳动之余，他依然在文艺宣传队很活跃，是台柱子。现在想想，很庆幸他的性格并没太受家庭噩运的影响。
苏君
78年高校和研究机腹批量招考研究生是49年后的第一次，有累积了好几代的大学毕业生报考。苏君和我考上同一个导师的研究生，他是宁夏大学65届毕业生，当时已35岁了。熟了之后知道，他是上海人，父母早年留学日本，解放后是上海的地位不低的民主人士，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全家贬往远在天边的宁夏一个小县城，那年他上初中。尽管家庭和环境的恶化变迁，他初高中的学业成绩依然优秀，当高考时学校慎重研究，只允许他报考宁夏大学，按高考分数他能上清华北大的。大学毕业后又被贬回县城，在教育局做一个可有可无的文员，直到他父母的右派帽子摘掉他才能报考研究生。
苏君性格是温和、甚至是温顺的。我后来见过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北大毕业，当时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性格也是飞扬跳荡的，哥俩虽然相貌酷肖，性格却有天壤之别。更加熟捻了之后知道，他哥哥上了北大后他们的家庭才生变故的，那时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的性格已形成。后来我还见过苏君的父母。他的父亲持重寡言，而母亲针砭起时弊来言辞尖锐，或许这就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或许若他们家庭一直顺顺利利，我的这个同学的性格也会像他哥哥一样吧。
苏君后来到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现在美国一家大学做教授了。要是他的环境早年顺利，他应该在学术上更有成就，也像他的哥哥一样吧。
数学刘老师
78年是‘科学的春天’，可也是‘百废待兴’。我们专业对数学有较高的要求，但学校又无法专门为我们配数学老师，不知谁的信息和关系，请来了一家出版社的刘姓编辑来给我们上数学课。上大学时有一个从北京出版社调来的女老师闲谈时说到，她们出版社有一个北大数学老师被打成的右派，不能搞数学了，搞外文编辑，英俄日法德语都极佳，我们的这个刘老师恰好就是她说的那位，世界真小。
刘老师每星期三次就给我们五个人上课。他话很多，广东人，五十年代初北大数学系毕业并留校执教。他并不讳言他的右派经历，当然那时全国的55丌右派都已平反了，虽然只剩5个还戴着右派帽子，以彰显‘反右运动’的正确和必需。直到今天，反击右派的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还在被传唱，还是在国外维权的爱国者们在机场广场高唱红歌的主打曲目呢。
刘老师是真喜欢数学，要讲的内容也极熟，两节课一口气讲下来，一眼不看讲义，所有的公式推导都一气呵成，直如叮咚流过的山泉，清冽、甘甜。有时推导公式的间隙，刘老师也会针砭时弊，如提起刚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冤杀，不失书生议政本色。他当年或许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吧。
刘老师的课讲得好，我们都要留他，他一共给我们讲了两个半学期，我们专业以后的两届研究生的数学课也都是请刘老师讲，后来干脆想办法把刘老师调到我们系了，再往后刘老师干脆直接用英文给研究生讲数学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刘老师的儿子在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动乱‘中被枪打死了，多年后我见到已苍老退休的刘老师没敢问他儿子是被误杀还是被‘镇暴’了。
大姑外婆
我妈妈的家曾是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有的分枝兴旺，有的分枝破落了。在我外公那一代，属他七弟的那一支最为兴旺，家里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最大的是女孩，就是我的大姑外婆，下边三个男孩，最小还是个女孩。大姑外婆念完了初中，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城算是很不容易了，但父母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很不幸，老公是个乡下游手好闲的浮华子弟，大姑外婆决绝地离了婚回到家中，这在当时的小城更是轰动四乡的惊世骇俗。靠自己的努力，大姑外婆在县政府谋得一个位置，解放前夕靠能力已升到一定层级。那时战乱频乃，小城土匪横行，称大姑外婆当时睡觉时枕头下都是放着上膛的手枪。
到了1948年，解放军摧枯拉朽，刘邓大军二次挺进中原，妈妈的家乡‘解放’了。处此变局，大姑外婆这个身处偏远小城的女流却处变不惊，冷静地策划施行了家族的胜利大逃亡。当时他的二弟三弟已在台湾（分别为台湾省教育厅官员和飞行员），大姑外婆组织了他们老少三代八口人的逃亡，有她的年迈的父母，大弟弟弟媳和他们的二子一女，还有她的刚上中学的小妹。趁月黑风高，一个家里的长工赶着一个毛驴护送他们，毛驴上驮着外边用煤饼包裹着的银元，穿过国共两军交战的分界线，步行一百多华里，到了还在国军手里的驻马店，辗转都到了台湾。不久交界线封锁，大姑外婆无法出逃了。
我不知道大姑外婆如何逃过血腥的土改和之后的反匪反霸的，一直到57年的‘阳谋’，小学教师身份的大姑外婆被打成了右派。官方公布的五十五丌右派中，极右的关进监狱劳教所，发到西北夹边沟，发到东北内蒙，六零年生活困难时大批冻饿而死。中右的开除公职，戴上帽子赶回老家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轻右的降职降薪，留在原单位监督查看。所有右派都还框在'体制'内，戴着让人鄙夷的右派帽子，一直熬到八十年代初的邓小平天恩浩荡的平反。我大姑外婆却又一次表现了她的另类性格。她被打上右派后，逃离了单位的监督和批斗，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体制内好的和不好的身份，只身朝西北方走去。孤身弱女，三千里逆旅，她逃到了新疆。没人知道她那近三十年是如何度过的，尤其是如何度过文革的疯狂岁月的，文革时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可是掘地三尺地查，为震慑也杀人如麻的。到了改革开放，右派平反，她身体健康和精神亢奋地回到了小城，叶落归根，在老家建起了新屋，收养了一个成年的女儿照顾她的晚年生活，为自己规划了一个不错的归宿。舍弟和老太太打过麻将，说老太太豪迈爽朗，赌桌上最见人品。已在台湾大学教授位置上退休的小妹和曾是国民党高阶将领的丈夫请恩重的大姐去台湾养老，大姑外婆过不惯太优裕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家，寿终正寝。而由她策划实行的逃出生天的家族后代至今已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过着幸福的生活。大姑外婆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一定是无比欣慰的吧。
反右过去61年了，被’阳谋‘击中的55丌右派或许大多都不在人世了，他们的家庭也都回归正常，我衷心希望他们能扫清过去的苦难留在心上的阴影，我更希望这种恶质的运动和社会环境不在神州大地重现，可看上去并不乐观，但愿我这不是杞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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