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10 22
卡舒吉死了，死的很惨，他死于狂虐的暴政。 沙特的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的沙特领事馆内被虐杀，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愤慨。 沙特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他的王子们通常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卡舒吉却死于王子的幕僚的虐杀，这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事实，民主与财富无关，富裕也不一定会带来民主；财富分布非均衡反而带来的是更为暴虐、更为肆无忌惮。 早在三十多年前，国际社会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开放，他们认为，根据西方社会的经验，中产阶级的兴起将为中国带来民主，现在，他们如愿了，中国有了中产阶级，然而，他们却失望了，他们看到的是犬儒主义的中产阶级，每个人在强权下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次社会性的事件发生是，他们通常是坐在玻璃窗后面的旁观者。 民主，是社会结构的功能，而非我们的主观诉求，这种社会结构的再造是需要我们把插在公园里草地上那块做装饰的广告牌“民主·自由·和谐”举到头上，走到街上，选出我们的人民代表。 西方的社会学模板引用在中国，在多数情况下，要加两个变量：强权与隐人性。 强权，扭曲了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产阶级，仅是绝对收入的度量，相对于强权，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听党指挥的‘贫下中农’，人家想让你知道什么，你才能知道什么；人家想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人家允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剥夺你可怜的哪点财富。 隐人性使得我们社会结构与功能变得很不可靠，任何位置都可以溶入权力者的私人利益，走后门，贪污，都是它的表面现象，更可怕与更令人担心的是制度行的腐败与贪腐，而我们大多数对此茫然无知，以为‘本该如此’！ 卡舒吉的死，提醒了我们，富裕并不意味着民主与文明。
两天前，我读到了卡舒吉的绝笔，附件，文章不长，但读后挥之不去，把文章中提到的国名，及报刊，记者，事件，换一下，卡舒吉描述的简直就是中国！ 我们的所读到的新闻哪一条不是中宣部编排的？恰如卡舒吉所述：“国营媒体的话语统治着公众的心智。虽然很多人也会有怀疑，但绝大多数民众仍在被这些虚假的叙事欺骗着”，“著名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Saleh al-Shehi）曾写作了有史以来沙特媒体发表过的最著名的专栏。而现在他却因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而蒙冤入狱五年。埃及政府没收了一期《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所有纸质版，也没有任何人敢反抗。这种行为在国际社会上也不再有任何后果，最多就是被轻声谴责一番，然后迅速地遗忘。”。 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Saleh al-Shehi），我们也有，在监狱中的记者还少吗！《经济学导报》，《南方周末》都是《今日埃及》缩影，确切地讲，《今日埃及》只是《经济学导报》和《南方周末》的缩影。“这些国家也回到了旧时代，有的甚至比之前的状况还要差。” 顺便提一下，我一直怀疑刘晓波先生死于慢性毒杀。参见：《从乙硫氨酸谈起》，http://blog.creaders.net/u/8455/201710/。 我们不能说没有正义感，有，却也有限，任何的恶行，我们总是怒不可遏地抗议一下，很快便被封锁、封杀，追捕相关人士，恶行被掩盖，“然后迅速地遗忘。”。 恶行也通常因一个更大的恶行而被遗忘，在中国，我们永远不会担心酒桌上没有话题，你的话题，可能就在你坐下来的那一瞬间刚刚发生，比厨师上菜还要更快。 富裕，分配偏差，集权，其结果这就是正反馈，自我强化，直逼到这个系统的极限，或收敛，或崩盘。 从“天下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来看，崩盘的机会会更大些。 把卡舒吉絕筆文换一下国家，我看到了熊威老大哥的身影，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卡舒吉，仿若我的朋友，就坐在我的酒桌上，把酒言欢，前不久，我开玩笑地对我的朋友讲：“你的追悼会上一定会有我，同样，我也希望我的有你！”。 面对眦睚必报的强权，我们，谁都可能是“下一个！”。
附件：卡舒吉絕筆 最近我在网上阅读自由之家的《2018年全球自由报告》，发现了一个沉痛的事实：阿拉伯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被评为自由国家，那就是突尼斯。约旦、摩洛哥、科威特在下一档，被评为“部分自由”。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被评为“不自由”。 生活在这些不自由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要么获取不到信息，要么被假消息误导。他们没有足够的渠道去关注那些影响着上至整个地区、下至日常生活的事务，更不用说公开讨论了。国营媒体的话语统治着公众的心智。虽然很多人也会有怀疑，但绝大多数民众仍在被这些虚假的叙事欺骗着。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有所改观。 在2011年的春天，阿拉伯世界还充满了希望。记者、学者和普通民众洋溢着对一个光明、自由的阿拉伯社会的期待。他们期待着从本国政府的霸权和永不停歇的审查中解放出来。然而，这些期待很快被打得粉碎，这些国家也回到了旧时代，有的甚至比之前的状况还要差。 我的好友、著名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Saleh al-Shehi）曾写作了有史以来沙特媒体发表过的最著名的专栏。而现在他却因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而蒙冤入狱五年。埃及政府没收了一期《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所有纸质版，也没有任何人敢反抗。这种行为在国际社会上也不再有任何后果，最多就是被轻声谴责一番，然后迅速地遗忘。 这样一来，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就开始变本加厉地打压媒体。从前，记者们还相信互联网会打破纸媒时代的审查和控制。但这些国家政府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对信息的控制，因而也就不遗余力地屏蔽互联网。他们还逮捕记者，向广告商施压，打算断掉一些媒体的收入。 阿拉伯世界仍有几片绿洲，延续着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卡塔尔政府积极地支持国际新闻报道，不像它的邻国那样严密封锁消息，给“旧的阿拉伯秩序”续命。但是，即使是突尼斯和科威特这种新闻自由被评为至少是“部分自由”的国家，媒体所关注的也大多是国内问题，而非影响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那些重大议题。他们不愿为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也门的记者们提供一个平台。就连阿拉伯世界新闻自由的皇冠——黎巴嫩，近来也深受亲伊朗的真主党的荼毒。 阿拉伯世界正在迎来自己的铁幕。这铁幕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由各国国内恋栈权力的人所竖立的。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提供并延续了人们对自由的希望，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世界也需要一个类似的平台。1967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收购了《国际先驱论坛报》，为全球的不同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 我所在的《华盛顿邮报》将我的许多文章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发表。我对此十分感谢。阿拉伯人民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和讨论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各个方面。比如，一个埃及读者如果读到一篇分析一个华盛顿的建筑工程花费的文章，他就可以对自己身边的类似工程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阿拉伯世界需要一个现代版的跨国媒体，使民众能够了解国际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阿拉伯世界的声音提供一个平台。不少民众受到贫困、暴政和劣质教育的困扰。如果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媒体平台，免于民族主义政府的仇恨宣传，那么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就能够关注他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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