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为什么不评“三好学生”？
中文版《物种起源》封面之内页上，写着对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的介绍，其中，达尔文的父亲对达尔文之评语，很是糟糕：除了打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 达尔文的父亲都瞧不上达尔文的作风，要在学校，荣获“三好学生”，可能性不大。 评“三好”，是中国的传统。自我上小学，就有了。不过，我坦白地说，我从来不是“三好学生”，最多是“一好”，也就是成绩优异，一骑绝尘。上了大学，成绩也遥遥落后，堕落为名副其实的“劣质毕业生”。 即便如此，我也不敢对评“三好生”的制度表示怀疑，同时，对“三好学生”有崇高的敬意，否则，就有“酸葡萄”心态之重大嫌疑。 2007年开始，我跟随赵晓霞教授，连续三年参与了日本在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调查，走访了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的多家日本企业，如丰田汽车、松下电器、雅玛多快递、雅马哈、朝日啤酒、华堂商社、小系照明等，发现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日本企业从来不评先进。 不评先进，如何激励员工呢？反过来，评先进，能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吗？企业评先进，和学校评“三好”，是不是异曲同工呢？大而言之，中国社会有各种“先进”，如劳模、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等；在教育领域，有重点大学、211、985、重点学科、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学者、学科带头人等等，名目繁多，难以尽数。 回到“三好学生”的话题，还有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 “三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三好生”的评选，人尽皆知；但是，其标准的科学性，大可质疑。首先，“德”之量化，如何进行？不量化，就不能和另外两个指标加总，形成一个总分。若量化，某人道德水准换算成一个精确的数值，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张三60，李四70，王五79，是不是很滑稽可笑。换言之，将德行数量化，本身就荒谬可笑。 看一个例子。 住在宾州费城的女士凯特，感恩节之前的一天晚上，在95号高速路上往家赶，却在快到费城的地方车没油了。她只好下车，步行去一个最近的加油站。在那里，她碰到了流浪汉约翰尼，一个每天都坐在那里举著牌子乞讨的人。 凯特说：他走过来告诉我坐在车里，把锁锁上。几分钟之后，他带回来一个红色的汽油罐。 原来，约翰尼用他仅有的20美元，给凯特买了罐汽油，让她安全回到了家。 凯特说：约翰尼没有向我要一美元，我当时兜里也没有现金给他。她决心要做点什么感谢约翰尼。当她得知约翰尼原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退伍老兵，后来，曾当过消防员以及护理人员的时候，就在GoFundMe筹款网站上建立了一个账户，讲了她的经历并为约翰尼募捐。到目前为止，捐款已经达到38万美元。 约翰尼的善举，得到了最好的回报——他实现了自己的两大愿望，买一辆1999年出产的福特牌皮卡汽车，贷款买一套房子，这样，他就再也不用发愁没地方住了，也再也不需要流浪了。人们还为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账户，解决他目前的日常花销，直到他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止。 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但，我们的关注的是，流浪汉约翰尼的20美元，和凯特的善举，该如何量化呢？换一个场景，约翰尼的20美元，和比尔•盖茨捐出数亿美元支持医学研究，又该如何量化呢？ “智”之量化，好像没问题，但也经不起追问。林语堂先生说：一门课，得了90分或者60分，能说明什么呢？什么也说明不了。只能说明这份卷子，你得了90分，别人得了60分；换一份卷子，就可能是另一个结果了！任何一个学科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是无限的；以有限测无限，谬矣。据调研，1977年以来，中国的高考状元数以千计，可是，走上社会之后，其取得的成就远远低于社会预期。这一例子，足以证明，即便是高考状元这样久经考验的成绩，也是不足为凭的，更不要说大学成绩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大学，只给学生一个定性的A、B、C，而不是精确的数值。 何也？量化本身是不科学的。 再有，学科和学科，专业和专业，课程和课程之间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甚至是颇为悬殊的。如果唯成绩而论，势必使学生在简单、易得高分的课程上，刷分，而回避那些艰深、枯燥课程的学习。近年来，在素质学习的大旗下，音乐欣赏、电影欣赏、书法、茶道、美食课程，进入大学课堂，并极富人气，果真是大学生素质提高了吗？学生的兴趣、爱好更多元和广泛了吗？非也。原因是，这些课程好刷分。前几日，教育部公布调查结果，各个大学的思想政治课，很受欢迎。对此我深信不疑，为什么？因为，思想政治课多是超级能讲故事的老师，开的。听课，比郭德纲的相声还有意思，还给学分，成绩还不低。你说学生欢喜不欢喜！ 可见，“三好学生”的标准，并不科学。 如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恰好可以计量的，被当作最重要的。德智体当中，“智”最容易量化，也就被当作最重要的。于是，就出现了一好代三好，唯成绩而论的现象，或言之，多数“三好学生”是“一好学生”，是“纸上谈兵”的高手，若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人际沟通和领导能力，未必最佳。 之上，仅针对“三好学生”评选中的客观因素，加以分析。要是加上主观因素，考虑到中国人暗箱操作、视规则如无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习惯，评选的公正性殊可置疑。公正性得不到保障的评价，意义几何，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时，当我们选出了“三好生”，并给予他们先进的荣誉时，是不是也把“落后”的帽子，扣在了非“三好生”的头上。这就是说，当我们激励了一部分人的热情时，是否也打击了另一部分人呢？激励的，是一小部分人；打击的，是更大一部分人，这样的激励，有意义吗？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一个也不能少”？发现并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还是人为地制造“先进”和“落后”？ 人的能力，天然有别。各自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也大有差异。“那些在竞争中，获得优胜的选手，固然值得我们鼓掌；那些落在队列最后、却依然坚持、依然洋溢着快乐的选手，不是更值得我们尊敬和欢呼吗？”胜利者超越的是他人，天赋使然；落后者超越的是自己，精神可嘉。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谁是先进者，也没有谁是落后方！ 如果学校不需要“三好学生”，那么，社会也不需要雷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日本和美国，没有雷锋，但其社会的文明程度之高，位居世界前列。反倒在年年学雷锋的国家，民众的道德水准，却日益堪忧。 何也？如果，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雷锋做什么？要是每一个人都做不好自己的本分，那有多少雷锋够用呢？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需要先进的，更不需要评先进，比先进更重要的是，尊重和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劳动。 2017年12月17日； 北京，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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