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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夏国为什么被蒙古人赶尽杀绝?
   

听说,元昊陵墓东边,有一个7号王陵,即著名的寿陵。他的主人是西夏国第五代皇帝仁宗皇帝仁孝的墓。上世纪七十年代,该墓发掘清理之时,曾发现大量墓碑残片,计有1700多块。经专家复原其中部分碑块,断定此地曾有一块巨大石碑。该碑高3米左右,宽1.5米多,厚约0.4米。这块石碑,又是什么人,将其彻底砸碎了呢?

听专家介绍,西夏王陵,曾有大片建筑,包括黄土冢墓,都有青砖绿瓦和琉金飞檐层层覆盖。但是,这些辉煌,被一把大火烧了。又是谁,放了这把火?

这些人,就是蒙古军队。

1227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第六次踏破贺兰山阙,这也是铁木真的第四次亲征。蒙古大军直捣西夏王朝的国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此时的西夏,发生强烈地震,且有瘟疫流行。西夏之国根本不足以抵挡凶悍无比的蒙古铁骑。西夏国末代皇帝李睍只好率众投降。但是,蒙古铁骑未善罢甘休,纵兵四处抢掠、大肆烧杀,据称是“白骨蔽野”。不仅如此,蒙古军队还将西夏王陵焚毁,要挖断其龙脉。经此劫难,党项人也遭灭项之灾,从此消失了。

蒙古军队为什么如此痛恨西夏,要将党项人斩草除根呢?宋辽金史,都有点交待。比如“恶其狡诈多变”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西夏国曾企图趁成吉思汗西征之际,联金反对蒙元帝国。其实,在西夏立国189年的历史中,这个政权,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断地利用辽宋、辽金、金宋的政治矛盾,周旋其中,或战或和,反复无常,从中捞到不少好处。比如,金灭北宋,西夏曾趁火打劫,纵兵千里,扩张地盘。既便是蒙元崛起,他还利用各种矛盾,以求自己的平安。显然,这是生存之道,国家根本利益,也是正常的事情。然而,倘若据此证明蒙古人血洗西夏,似乎也不够充分。

显然,蒙古军队血洗西夏,另有原因。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可信的。这就是同成吉思汗的死因有关。

成吉思汗痛恨党项人,是属实的。史书有交待。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四次亲征西夏的动因。第四次亲征,更是意义非凡。当时,蒙古南下中原大地的最大敌人是金国。他却将征讨金国攻打大都的重任,交给了他的第三子阔窝台。这一点,元史《太祖本纪》有交待。比如,有这样的记载:“是岁(二十一年),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今北京)”,“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但是,这一次征西夏,并不顺利。成吉思汗病了。元史的正式说法是:“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而“夏主李晛降”则为六月。也就是说,西夏末帝投降在前,而成吉思汗崩于后。对这一段记载,史界有明确的不同看法。这就是西夏末帝投降之时,成吉思汗其实已经死了。对此,我相信。但是,对成吉思汗所谓的遗嘱“秘不发丧,待夏主降,即行屠城”的说法,很是怀疑。因为,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在病死之前,已“尝许不杀掠”。这不是矛盾吗?

有一种解释,似乎说得通。这个“遗嘱”,可能是后任的元朝统治者添加的。据了解,成吉思汗的政治交待,证实的,应该有两条:一个是继任者,即确定三子阔窝台继位;二是交待尚未完成的征金大略。添加“屠城”内容的原因,估计同成吉思汗死因有关。因为,他们认为,成吉思汗之死肯定是西夏人造成的。于是,他们自然要报复,以解心头之恨。

那么,成吉思汗究竟是怎么死的?说法莫衷一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与西夏有关。目前,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坠马说”。这一点,蒙古人撰编的《元朝秘史》有记载。据说是1226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称“唐兀”),久攻不下,便回六盘山行营休整,以重新整点军马,来年再发。这一年冬天,成吉思汗在围猎之时,为野马所惊,坠马跌伤,流血不少。据说,当夜就发了高烧。臣属建议他回兵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西夏。但是,成吉思汗一生要强,生恐别人笑话。说来也巧,此时的西夏,虽说大兵压境,仍拒不投降,这让成吉思汗大为恼怒。他下令宁死不退兵,要拿下西夏都城。说来也是,成吉思汗兵发所至,何曾有受阻的状况发生?唯独这个西夏,却如此死硬,这让成吉思汗有失颜面。于是,成吉思汗决计置西夏以死地。结果,他的伤病,不仅没有治好,反而因心悸烦乱日益加重。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今阳历8月25)成吉思汗因病重驾崩,“寿六十六”。这一说法,比较可信。气急攻心,他才会有此下场。

第二种说法是“雷击说”。这种说法比较离奇。其出处是罗马教廷的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他曾在后来的游记中说,成吉思汗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的。加宾尼说,他发现,蒙古夏天,雷电伤人事故频发。因此,蒙古人很怕雷电。这一点,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有佐证:“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加宾尼是葡萄牙人,他出使中国的确实时间是1245年至1247年,据说是由教皇诺森四世派遣而来。他回去述职时,还写下了《被我们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的历史》的报告。因此,时间有点错位。加宾尼来中国之时,成吉思汗已死了死近二十年。他的说法,应该是属于传说。

第三种说法是“中毒说”。这一说法,是另一个外国人所说的。他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商人,1275年到达中国。这时,已是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他在游记中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从此一病不起。同中毒说相似的另一种说法,则称成吉思汗是中了被俘西夏王妃的毒酒。这些说法,源于民间传说,官方并无意见。

第四种说法是“被刺说”。这种说法与被俘西夏王妃下毒相似。在蒙古民间传说中,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之时,曾俘西夏王妃。但在陪寑首夜,这位西夏王妃便伺机刺伤了放松警惕的成吉思汗。这一说法,源于《蒙古源流》一书。此书后曾被译成满汉文本,并收入《四库全书》。同这一说法接近,还有更离奇的“生殖器被咬说”。但正史、野史都无记载,口耳相传也。或许,蒙元统治者认为是丑事,不可外扬,故特意隐去了。但是,与西夏王妃有关的说法,不足信。当年蒙古人虽然有抢女人的习惯,但此时西夏都城兴庆府尚未攻破,何来王妃被俘一说?

总之,不管是何种死因,西夏似乎总是脱不了干系。蒙古人痛恨西夏的党项人,也就顺理成章了。1227年年六七月间,在西夏城都城兴庆府,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这种罪行,若在今天,一定会被人以“反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予以严厉的法律追究。在党项人被赶尽杀绝的同时,兴庆府被毁,西夏王陵被砸,西夏文书典籍被烧,其文化核心西夏文字,自然也“毛将焉附”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蒙元帝国对西夏文化遗存,始终采取了异乎寻常的高压政策,那块著名的凉州护国寺碑,据说就是被蒙元统治者砌封的。自此,一个有着189年文明的西夏王朝,从此销声匿迹。党项人,亦不知所终。

目前,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没有党项一族。党项人,如此消失,也是少见的。我在宁夏期间,曾多次询问,当地还有无党项人、以及后裔,所有的回答都是明确的:“没有”。但是,追踪党项人下落者,还是大有人在。西夏国亡,幸存的党项人跑到何处去了呢?

据我所知,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投元为官”。西夏国破,但党项人也是“色目人”,他们在政治上的待遇,也属于二等国民。因此,只要他们隐瞒其出身,一样可以谋取生路。蒙元帝国忌的是党项人,但不是“色目人”。因此,在元朝,出身党项的上层贵族,仍有人在元朝做官。特别是元朝中后期,更为明显。其中,最出名的人物,叫余阙。他曾在合肥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奉命驻守安庆。据说,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这个“夏人”的概念,当然包括党项人。此外,还有不少先期受降、或者在西夏“对元称臣”期间随蒙古大军西征的党项人。这些人,都在元朝或为官或为民。只是政治环境所迫,不得不改属他姓罢了。据说,在今甘肃武威附近,仍有当年留居本土的“党项兵士”、即被称为“唐兀军”的后代。二是“投金”之说。西夏灭亡,部分西夏党项人逃到仍存在的金国,被金朝安置在河南唐(今泌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曾有记载。三是“迁徙”之说。幸存的党项人四处迁徙。据专家考证,西夏党项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路线、不同时间迁徙到了今河北、山东、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地,隐姓理名,定居繁衍。其中最为出名的一支迁徙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定居,还曾建立一个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又称“西夏王”。这些党项人,后来据说与藏人合流,已难分彼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党项人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已融入了汉族,并彻底汉化,也有不少人融入蒙、藏、回等民族之中。当然,也有更为大胆的说法,称党项的一支,后来经西藏逃到了尼泊尔。

行文至此,我非常莫名地想到了徐志摩先生的诗《再别康桥》。有没有关系,已不重要。其中的两句,放在此处,有点意思。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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