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又看到介绍另一篇介绍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文章。我前几天在博客里贴了摘编介绍此夫妇的文章“我是来爱你的”；不过这篇写的更好。这次将此文转贴上来。或许再来看的人不多；但看过的人，我相信，仍会被他们的爱情打动。 少年执手 相约白头：人间仙侣杨宪益和戴乃迭 Danys ┇┇ 蓄须专用 很早就知道杨和戴；近日看书，凑巧得很，他们的名字一周看见三次。不由想起关于他们俩的一点历史，所有的悲欢离合、缘起缘落简直堪比一部传奇大片，有点荡气回肠的意思。于是决定写下来，纪念我与那些书、那些人，一起走过的日子。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４０～９０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更是一对惊才绝艳、绝无仅有的夫妻翻译大家。熟悉他们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水浒》、《红楼梦》、《鲁迅全集》，以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合作被誉为珠联璧合、不可替代。不过光看名字可能没多少人有兴趣，还是看看俩人的合影，相信会多出些联想——
在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他们的译作。资料里都把戴乃迭称为戴乃迭先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位女士，当然更想不到是一位英国淑女。俗话说，鸡蛋好吃也不用追究母鸡的卖相。从这点说，看他们夫妻的译作就够了。可是人的好奇心总是特别调皮，当我偶然看到他们的照片时，终于生了一探究竟的念头。我承认，这一点上我是完全不能免俗。 先来说说杨宪益先生——一位“阴差阳错”成就的翻译大家：1915年生于天津，21岁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解放后53年调至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了长期稳定的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作为主要译者和实际主编，杨、戴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自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戴乃迭女士，英籍汉学家。原名Gladys Tayler（婚后改为Gladys Yang／格莱迪丝·杨）。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1918年戴生于北京，在中国度过6年美好的童年后随父回国。在杨宪益34年赴英留学期间，与之相识相爱。41年俩人返回中国、结为夫妻，并共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不仅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文革”中无辜遭遇4年牢狱之灾，99年因病去世；在去世后出版了自传《我有两个祖国》。 除了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卖花女》等译成中文之外，俩人主要还是中译英，合译的中国作品涵盖了整个中华历史时期、几乎所有文学种类。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严谨的治学之道，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要看到他们的著作，任何人都会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 古典叙事文学： 全本《红楼梦》为其代表，还有全本《聊斋志异》、全本《儒林外史》、全本《老残游记》，以及《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中国古代寓言选》《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志怪小说）》《志怪选》…… ● 古典诗文、文论及文学史： 《乐府》《诗经》《楚辞》《史记选》《资治通鉴》《唐诗》《宋词》，以及冯沅君+陆侃如《中国古典文学简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文心雕龙》节选…… ● 传统戏曲剧本： 以《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为代表，以及近代京剧《打渔杀家》《白蛇传》，川剧《柳荫记》《临江亭》《拉郎配》，昆曲《十五贯》，评剧《秦香莲》，晋剧《打金枝》，闽剧《炼印》，粤剧《搜书院》…… ● 现、当代文学： 以左翼与解放区文学作品为主，最重要的应属《鲁迅全集》。还有《青春之歌》《红旗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边城》《湘西散记》；郭沫若话剧《屈原》，歌剧《白毛女》《刘三姐》，撒尼长诗《阿诗玛》，李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按规定样板戏翻译不署名）；张洁《沉重的翅膀》《爱是不能忘记的》、古华《芙蓉镇》《塔岭及其它故事》、邓友梅《烟壶》、张贤亮《绿化树》、王安忆《流逝》；《龙的传说》…… ● 外国文学作品： 《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卖花女》《萧伯纳戏剧选》《地心游记》《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近代英国诗钞》《圣女贞德》《古罗马戏剧选》《凶宅／孪生兄弟》《牧歌》…… ★ 少年意气 杨宪益少时家境富裕，小时候曾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父亲是当时天津最杰出最富有的资本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母亲在生他之前梦见一只老虎跳进肚子，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来会很不错，但他是凶星，家里会死很多人，第一个死的将是他父亲。果然，他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遗憾的是，这只是预言的第一次应验。 幼年的杨宪益在家里念私塾，获得了优秀的国学教育。才11岁，就阅读了数量可观的古代笔记小说，以及明清通俗传奇和长篇小说。后来又大量购买阅读了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甚至连书商专门送上门的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也不放过。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已经到了贪婪的地步。12岁进教会学校。虽然从不好好念书，却总是考第二名。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英法文教育，他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高中期间通常每天或几天读一至两部，几乎读遍了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人的作品！ 34年高中毕业，杨参加了燕京大学考试，因成绩优秀，学校破例让他跳一级，入学就从二年级读起。可他却更想上清华和北大。正在准备这两校联考时，中学英国老师郎曼先生找到他家，提出愿意回英国度假时带他去伦敦。家里本来不同意，鉴于杨喜欢上了他13岁时的家庭女教师徐剑生（补习英语和数学，当时30来岁。正是她带给他最初的、扎实的英文功底。杨曾拿她名字开玩笑，用“徐剑生”作上联，下联对了个“快枪毙”），为了避免出丑闻，终于决定让他出国学习。 ★ 牛津求学 到了伦敦，郎曼先生为杨找了很好的希腊文老师。花了两年时间，他刻苦用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还到欧洲各地去旅行。36年，终以优异成绩于考上了牛津莫顿学院（当年去剑桥的中国人更多，因其注重理工科，中国人多去那儿学科学，而且也更容易考上），同期的学友包括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杨人楩。那一年杨宪益刚21岁。在那里，他结识了美丽的英国女孩Gladys Margaret Tayler——就是后来的妻子戴乃迭。他们经常一起玩、一起划船，戴还参加过牛津和剑桥每年举行的划船比赛。单纯的戴说话很直率，因为父亲和幼年的原因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在接触中，她发现这个眼睛细细、举止斯文的中国朋友不仅是个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慢慢的，戴乃迭深深爱上了他，后来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并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 上中学时，杨读到由福建人林文庆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离骚》，觉得诗译得比较死板，还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到牛津后才发现屈原的《离骚》和英国18世纪的诗体有相像之处，出于好玩的心理，他用英文的英雄偶句体把《离骚》翻译了出来，其实也是为了向牛津的老师显摆一下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这可能是他最早的翻译工作。 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他收到两封邀请信。一封来自哈佛大学，邀请担任中文助教，以继续学习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他回绝了好意，说老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必须回中国做点事。另一封是西南联大的聘书，聘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原来是沈从文和吴宓听别人说起并看了他在高中写的诗之后，热心向校方推荐的。 杨先生问女友Gladys：“我们不是一块到美国去，而是到中国内地。我是预备回去受苦的，你受不受得了？”戴还是坚决地说要一块儿回中国。很快，他要娶一个外国女子的消息传到国内，杨母病倒了，亲戚一片反对声。当时普遍认为，这样生出来的孩子没有人要。同时，戴乃迭的母亲也坚决反对女儿的决定。她用非常严厉的话警告戴，如果坚持结婚，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甚至预言如果生下来是儿子也会自杀的。 然而，杨宪益还是同年仅21岁的戴乃迭一同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程。1941年2月16日，他们在重庆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那张两人身着唐装的结婚照，不知羡煞了多少代人。 ★ 翻译事业
刚回国的生活非常辛苦，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期间，杨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 那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实秋。过去翻译委员会主要是从事英译中的工作，然而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文外译始终式微，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想开辟一个新领域——把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于是挖角聘请了杨戴夫妇。 梁实秋听说杨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便建议他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此开始了翻译生涯。才三年时间，俩人就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36卷。可惜1949年解放以后，人事更迭顾及不到它，再无人提及。80年代，杨索性把全部手稿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 1952年，北京一纸调令调他们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学术界的老朋友都极力劝他们留在北京，尤其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刘尊棋，拼命拉他们加入，说要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社，不过是有系统地对外介绍中国的文化，这一点终于打动了杨先生。 加入外文社的《中国文学》杂志之后，夫妻俩就计划选译150种古典文学名著，从《诗经》直到清末文学；再选译100种当代文学，从鲁迅到当时。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这其中杨翻译中国古典作品多一些，戴乃迭则独立译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现当代作品。 ★ 红楼译梦 在外文社工作期间，杨认识了文化部部长周扬。周得知他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问：“《荷马史诗》没人翻译，你为什么不翻译？”结果就把杨调出来翻译《荷马史诗》。译完《奥德修纪》后，外文社认为也应该帮自己社做点事情，于是让杨翻译《红楼梦》。其实杨不喜欢看《红楼梦》，小时候读《红楼梦》只读了一半。当时一位汉学家英国人大卫·霍克斯，也在翻译《红楼梦》，已经翻译了两年多了。他译出的版本用的名字是《石头记》，为了以示区别，杨就用了《红楼梦》这个书名。他们翻译的过程通常是杨翻译初稿，交给戴加工，她费的力气有时更大。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就是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杨宪益夫妇的“中西合璧”终于让宝黛的爱情故事为西方人所知、所懂、所爱。 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文化界人士，曾经问他，《离骚》也能翻译吗？杨先生当时回答得很简单，一句话：“主席，什么都能翻译。”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译的。他说翻译其实“很简单，翻译就是从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是原文读懂了，翻译成外文都没错”。可是他没有说，要把“原文读懂”，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象《红楼梦》，有几个人敢说读懂了？在这方面，杨宪益是很值得自傲的；他也从不讳言自己“读得懂”，这让我尤其喜爱。从他高中毕业就大胆翻译了《离骚》，就可以看出他身上具备的才华和大多数中国文人没有的豪迈态度。此外他们翻译得快也是出了名的。最快的时候，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只用了一个礼拜。这完全得益于杨老的高深学养——拿起线装书就直接口译，戴先生则飞快打字，然后再共同修改。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例子：著名学者李治华与夫人雅歌２７年翻译《红楼梦》，不过这是法文版。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出版一套《东方知识丛书》（又名《世界文学名著》），李治华应邀参加了这项工程翻译《红楼梦》，没想到这部书让他付出了27年的心血！他用10年时间译完初稿，又用了17年时间完成校改清样、写序言（60多页，等于一篇红学论文）、作注解（90多页）、加人物（400多个）姓名对照表、地名表（100多个）等。这期间李就读中法大学时的导师“中国通”安德烈·铎尔孟一起讨论、切磋，夫人雅歌初改、校对。直到1981年，法文版《红楼梦》终于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付梓，此事立即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李治华动手翻译《红楼梦》时才39岁，而当法文版《红楼梦》面世时他已66岁了。如今，4200多页的《红楼梦》法文翻译手稿收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当然，我不是说杨译高效李译拖沓，这里涉及英法文差异等许多因素。又比如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求快，杨戴翻译也不例外；而李雅在法国治学，则无疑可以从容许多。即便用了２７年译完，仍然是一件庞大复杂的任务，是绝大多数人不敢尝试的巨大工程。不过在这样的对比下，杨戴译的成果尤其显得珍贵难得。 有趣的是，李治华的夫人雅克琳·阿蕾扎伊思也是他的同窗（婚后李借《诗经》字句为妻子取中文名“雅歌”），也是夫妻俩共同完成了法文版《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这和杨戴伉俪何其相似！ ★ 熊猫出世 “文革”结束后，西方书籍突然在80年代的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大家又开始讨论弗洛伊德、普鲁斯特、艾略特，讨论意识流、虚无主义。而77年杨戴重回《中国文学》时，该杂志的大部分文章、小说和诗歌都是垃圾，没有任何价值。作为振兴杂志和中国文学的重要步骤，杨先生提出并出版了“熊猫丛书”——一套英文版的全景式中国文学大全。丛书名字的由来还要说到当时英国的“企鹅丛书”：因为销量很好，大家纷纷仿效出版以“P”字开头的丛书；杨先生说“熊猫（panda）”也是以P字开头，而且是出版中国的文学精粹，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结果出了一百九十多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五四”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古华的《芙蓉镇》；也有古典文学作品，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刘鹗的《老残游记》。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如今在外国许多大型图书馆里，都能看见这套英文版的熊猫图书。 可惜的是，如今因为种种原因，不仅“熊猫丛书”消失了，《中国文学》也停刊了。有关情况参见豆列“熊猫丛书”——http://www.douban.com/doulist/212150/ 杨先生说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作一个翻译家，现在也不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来，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但是无意中到了编译馆，就变成翻译家了……很多都是别人要我译的；我自己选择译的也有一些，比如周作人、周树人的作品，比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那些才是我真正喜欢的。” 治学之余，杨先生也写作了学术小品《译余偶拾》《一本书和一个世界》、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白虎星照命》、诗集《银翘集》等。 ★ 灾难重重 戴乃迭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挚爱的丈夫和翻译事业。她对金钱也毫不在意，为了配合杨宪益凑足4万多人民币捐钱买飞机，她卖掉了母亲和婆婆给的所有首饰。却因为自己的外国身份经常遭受无端的猜疑。解放前，工作单位怀疑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解聘了她；解放后，又因此多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尽管她从不过问政治，但“文革”开始后，他们俩都不能幸免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由于被怀疑是英国特务，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 1972年，度过4年监狱生活的杨宪益夫妇被相继释放回家。不久，他们恢复了翻译工作，杨宪益开始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的执行副主编。而此时，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家庭。杨氏夫妇育有三子，“文革”中大学毕业的长子分配到湖北一工厂，二女均下放农村。“文革”结束，杨宪益夫妇把子女陆续接回北京。没想到，在他们坐牢期间，儿子杨烨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患了精神分裂症。他因为是英国人被诬陷为特务，于是他干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说中文只说英文，不愿意在家待着，总往英国大使馆跑。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然而为时已晚，最终一年后自焚身亡。 早年算命先生和母亲的预言一齐应验了！ 儿子的去世，使戴乃迭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杨骨子里与生俱来带着能化解困境的老庄思想，戴乃迭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她要求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显然让她想不明白。但她仍然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从此夫妻俩每日形影不离。他们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送了人。坎坷的人生和深重的磨难，从未改变过他们正直的品格和忧国忧民的胸怀，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涯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曲折路程的一个缩影。 ★ 鹣鲽情深 （鹣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名，鲽则为鱼名。此鸟仅一目一翼，雌雄须并翼飞行，故称比翼鸟；此鱼一定要两条紧贴着对方才能行动，故称比目鱼。比喻恩爱的夫妻。） 杨先生经常开玩笑，说戴先生喜欢的不是他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戴乃迭汉语讲得不很好，也常怪罪于杨老英语讲得太好了，两人在一起总是讲英语。1989年，戴乃迭病重，并渐渐失忆了，动笔写了一部分的自传也停了下来。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然而99年11月18日，戴先生还是离开了人世，似乎又响应了算命师的话。她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配着一直珍藏的戴乃迭画像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2004年7月杨先生在北京什刹海小金丝胡同的家里接受访问，被问及这一点。 记：这杨宪益总和戴乃迭放在一起的？ 杨：是。 记：她去世之后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杨：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头了。90岁，该告终了。 记：是因为你夫人不在你身边了？ 杨：对。 记：她在你身边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想？ 杨：那也许再活一百岁…… 从1940年随杨宪益来中国后，除了因公出访，戴乃迭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没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她把一生献给了爱人和她的第二祖国。每次想到这些，都让杨先生感到无限怅悔。自从妻子不幸离世，杨宪益放下了手中的译笔，谢绝了与朋友的来往，他的生命也仿佛凝固，活在对戴乃迭的思念和对往事的追忆中。每天一包烟，陪他看电视，看日光恍惚从暗到明再从明到暗。“怕什么呢？都这么老了。”回想当时选择翻译工作并非刻意，有梁实秋的促成、也考虑到可以跟夫人一起工作。偶尔听到别人对他一千多万字的译作高山仰止，他总说没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书也全都送人了，几乎一本不剩。只有记忆伴随着他，带有太多骄傲与遗憾、牵挂与思念的记忆，那是连死亡也不能隔断的。 还是用杨宪益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他们一个世纪的爱情故事吧：“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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