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大選：難民政治衝擊民族國家

茉莉：在經歷了一場政治震盪和陣痛後，瑞典這個被譽為“世界的良心”的北歐小國，再一次成功地抵禦了極右翼。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四

一位瑞典工程師M在我授課的夜校學了兩年中文，就跟着他的華裔太太去新加坡工作了。去年他考慮回瑞典，但他的父親對他說：“你就別回來了。現在瑞典不像以前了，來了很多外國人！”

當時我聽了有點吃驚，但沒有意識到，這預示着，由於近年來的難民潮，瑞典現代史上一場戲劇性的政治震盪即將到來。在經歷了9月大選、10月組閣的陣痛之後，這個被譽為“世界的良心”的北歐小國，再一次成功地抵禦了極右翼，仍然懷着對世界的關愛，承擔起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的責任。

家園不再的焦慮，人權與主權的衝突

我那位學生的父親是一位生活在郊區的勤懇的瑞典工人，他心中的焦慮和不安，在普通瑞典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自2015年以來，有二、三十萬來自中東、北非與南亞的難民，湧入這個只有九百多萬人口的小國。

當2018年的大選來臨時，可以想象，一些充滿“家園不再”失落感的瑞典人，把自己的選票投給了SD——反移民的瑞典民主黨（見圖）。極右派SD破天荒地獲得17.6%的選票，因此聲勢大漲。

            極右黨SD的黨魁奧爾松

儘管選票減少，但在上個世紀裡創造了輝煌“瑞典模式”的左翼社民黨，仍然是瑞典第一大黨。今年選民的投票率高於往年，統計數字說明：還是有82.4%的瑞典人把選票投給左右傳統政黨，與排外歧視移民的極右種族主義劃清了界限。然而，由於左右翼兩個陣營這次選票非常接近，互相對峙，導致新政府難產。

此刻，瑞典面臨的不僅是新政府難產的危機。從深層看，為保護人權、接收越境而來的眾多異族難民，民族國家的傳統秩序被撕裂，人權和主權產生了矛盾。那麼，以仁慈和慷慨著稱的瑞典人，還能找到怎樣的方式，面對這個歷史上最嚴峻的考驗呢？

當年，漢娜•阿倫特在思考猶太難民的問題時，曾描繪“失去了所有權利”的難民的生活狀況，提出“歷史不再是一本向他們合上的書”。阿倫特開出的藥方就是：對世界的愛與政治共同體的責任。

意大利當代著名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繼承並發展了阿倫特的理念，他以理想主義者的姿態大膽地提出：拋棄主權等基本概念吧，讓我們從唯一的“難民”形象出發，以新的方式構建我們的政治哲學。這些哲學家們的思考，對歐洲的現實政治會有什麼啟示嗎？

SD——衣着整潔的仇外民族主義者

這次瑞典大選彰顯了國家政治的一個明顯的變化：以往被視為關鍵的經濟問題，被難民問題取代了。攪動政壇風雲的極右政黨SD，在競選中煽動對移民的恐懼，聲稱他們將保護本國文明免受失控的移民（主要是來自穆斯林世界的難民）淹沒。這些觀點引起部分選民的共鳴。

這是一群頭髮梳得光滑、衣着整潔的白人。筆者有幾次在市議會上，見到該黨的議員。他們大都比較年輕，衣冠楚楚一表人才，與穿着順便的其他民選議員明顯不同。筆者因此猜想，他們是在用修飾良好的外表，來顯示其日耳曼民族純粹白人的驕傲吧。當年希特勒就認為，金髮碧眼的日耳曼人是最優秀的種族。

於1988年建黨的SD被認為有納粹背景。多年來，他們公開聲稱自己不是種族主義政黨，一直在努力為自己“洗地”。例如，他們在黨章里摒棄了一些種族主義的內容，與有激烈排外傾向的青年團切割，開除了一些有種族主義言論的黨員。被切割的黨員大都去參加更為激烈的“北歐抵抗運動”——一個植根於北歐地區的新納粹組織。

為了照顧瑞典人同情難民的心理，SD的排斥難民政策也比美國的特朗普要仁慈得多。例如，他們主張把瑞典的資助送到災難發生地，提出在經濟上補貼入境的難民，對難民進行就業指導，鼓勵他們自行回國創業。最近，特朗普的前顧問班農計劃在歐洲設立一個名為“運動”（The Movement）的基金會，想要聯合歐洲極右派，以掀起一場“右翼民粹主義的反叛”，而瑞典SD的發言人明確表示不參與班農的組織。

就因為這樣竭力“洗地”，力圖以溫和的表現使自己擺脫種族主義形象，瑞典SD的黨魁奧克松（Per Jimmie Akesson）與法國的瑪琳•勒龐一樣，逐步獲得了更多的支持者，一時風頭很勁。

SD黨的標誌是一朵深藍色的花朵，其口號是“安全和傳統”。他們自稱為持民族主義觀點的“社會保守黨”，反對當今的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回歸傳統，視伊斯蘭教為“瑞典最大的外來威脅”。可見，其骨子裡的狹隘、歧視與反智，不因其努力“洗地”而改變。該黨的性質應可定為“仇外的民族主義”。

雖然獲得了一點號召力，SD卻在瑞典國會長期坐冷板凳。2010年大選SD獲5.7%的選票，首次進入國會，但由於他們的排外反移民的傾向，遭到國會其他七黨的一致唾棄。2014年大選，SD一舉奪得49席，成為國會第三大黨，但其他七黨仍然拒絕與SD合作，不讓它在國會發揮作用。

記得2014年大選後，左翼“紅綠陣營”新政府在國會中所占議席不到多數，如果它的老對頭“中右聯盟”繼續與它作對，擁有49議席的SD就能發揮“秤砣效應”左右瑞典政治。為了封鎖抵制SD發揮作用，來自左右的兩個陣營友好協商決定，讓在野的“中右聯盟”在國會裡支持它的左派老對頭“紅綠陣營”。這就是令人感動的“十二月協議”。

SD在政壇被如此排斥，還由於他們缺乏執政能力。該黨只擅長宣傳“反移民”的唯一議題，無能力關注其他社會問題。當然，SD還有反歐盟等其他主張，但該黨對經濟、教育及其他國家事務都比較無知，在各地區的議席常常空着，其議員很少認真參與社會管理，因此，一般受教育程度高的選民看不上他們。

一致冰凍SD，左右僵持政府難產

到筆者將完成此文時，瑞典大選已過去一個多月了，由於左右兩大陣營爭相組閣，僵持不讓，新政府仍然難產。好在瑞典是一個政治成熟的國家，原左翼政府作為過渡的看守政府繼續執政，一切按部就班。這裡沒有美國黨爭那種惡性的人身攻擊與喧囂，即使暫時沒政府，還有國王和國會議長呢。

國會議長在與各黨商議之後，把組閣任務首先給了四黨組成的“中右聯盟”（占143議席）。儘管社民黨領頭的“紅綠陣營”（占144議席）比中右要多一個議席，但不夠國會過半門檻所需的175個席位，無法在議會通過自己的預算，難以組成一個合理的政府。而“中右聯盟”雖然少一議席，但因為極右黨SD贊同中右的經濟政策，其預算將比較容易在國會通過。

然而兩周后，首先嘗試組閣的“中右聯盟”宣告失敗。這是因為，“中右聯盟”不願敗壞自己的名聲，仍然拒絕把極右黨SD（占62議席）作為聯盟夥伴，而中右也沒法從左翼“紅綠陣營”那裡拉來合作者，只好因議席不夠而放棄組閣。然後，議長宣布第二方案：由左翼“紅綠陣營”嘗試組閣。如果左翼能修改自己的一些政策，很可能跨越陣營，拉來中右兩小黨成功組閣。

           瑞典左右陣營拔河，極右SD靠邊站

儘管難民問題被認為是瑞典社民黨走向衰落的瓶頸，甚至造成國家治理困難，但外國媒體預言的瑞典政壇“地震”並未發生，反移民的SD仍被左右傳統政黨一致冰凍。這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瑞典選民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質，反對極右黨的極端理念，加上近年來瑞典經濟增長強勁，同時，這也與政府這兩年收緊難民政策、壓力減輕有關。

另外一個深層的原因是經濟上的：在瑞典，左翼社民黨創造的“瑞典模式”幾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筆者曾在《左轉右轉都是民之福》一文里解釋了這個奧秘。瑞典的福利制度，是個人與社會締結的一個長期合約，由於中產階級已經付出了高額的稅款，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有權享受福利制度的回報，這個制度就必須繼續下去。因此，任何黨派上台都要繼承“瑞典模式”，堅持福利制度。

任何關於瑞典“極右變天”的叫嚷都是徒勞

前面談到那位工程師M的父親，他對舊日瑞典安寧的社會狀態充滿了留戀，因此對陌生人的到來頗有怨言。但是，全球化已使世界發生巨大變化。當他那兒子M在新加坡成家立業，我的這位白人學生也就成了亞洲的陌生人——異族移民。現代化就意味着變化，全球化使世界變成地球村，各國都必須面對移民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閉關鎖國已不再可行。

但是，由特朗普在美國挑起的甚囂塵上的種族主義，大大鼓勵了歐洲的民粹主義者。瑞典人的懷舊心理，也被極右勢力利用來宣揚他們“民族團結”的理想。他們把昔日封閉單一的純粹白人社會過分理想化，把大量移民的進入視為“軟侵略”，企圖煽起人們對外來移民的仇恨。

幸好，誠實、平等和社會公正的價值觀已深植於瑞典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大多不理睬民族主義者排外的喧囂。在日常生活中與移民接觸的切身經驗，幫助他們在心理上接受不同種族的移民。例如，瑞典人已經習慣吃意大利沙拉、土耳其烤肉，遍及各地的中國餐館也讓他們享受到東方美食。除了很多如巴士司機、護理員之類的行業需要移民補充之外，發展高科技的瑞典也很需要外來人才。

歐洲早已成為各民族組成的歐洲，瑞典也早已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我們移民對歐洲的認同，不是建立在種族、宗教等身份認同上，而是建立在歐洲價值和信念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政治思想家福山所說：“歐洲創造了一個值得他們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種能包容來自其他文化的成員、又始終能認識到自己獨特性的文明。”

就在大選後不久，瑞典最高法院宣布，給予9000名無人陪伴的阿富汗青少年留在瑞典上學的機會。與此同時，瑞典政府決定暫停引渡新疆維吾爾人回中國。

由此看來，任何關於瑞典“極右變天”的叫嚷都是徒勞的，極右黨SD在瑞典註定不會成功。儘管因接收難民太多帶來不少現實困難，衝擊了瑞典政治，但經過戰後70多年，瑞典已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是經濟開放、社會寬容和備受尊敬的國家。對世界而言，瑞典仍然是民主、平等和生活質量的典範。

（註：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