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电影局，负责全国电影事务。当时全国文化领导机构尚未创办，而电影管理先行，表明中共对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高度重视。经过十余年战乱摧残，民族电影工业处于崩溃边缘，整个市场几乎都被好莱坞统治。刚刚接管电影产业的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以此鼓励国产电影尽快恢复发展，打退进口“毒素电影”。时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的夏衍，向上海电影人传达政策时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此背景下，国营厂、私营厂、公私合营厂，共同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旗开得胜的局面，出品了《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国产佳作，夺回了电影市场半壁江山。

1950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展开。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电影业也深受影响：英美电影全面禁映；对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开始收紧。当年春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内蒙春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第一个接到停映通知的国产电影。原因是将蒙古族王公塑造成恶有恶报的反面角色，违反了解放初期的民族政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内蒙古主席乌兰夫等领导都认为不太妥当。

停映大概一个月后，编导按照各方讨论意见，将影片进行了修改。结尾蒙古族王公终于醒悟，被党争取了过来。改后上交周恩来、朱德观看提意见，又给毛泽东看。江青给导演干学伟打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几点指示，其中包括把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几经周折，《内蒙人民的胜利》于1951年复映，还获得了捷克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50年底制作完成的《荣誉属于谁》则没有这么幸运。电影名字取自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同名讲话，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故事讲述的是在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新来的副局长则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的调车法，以解决列车的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铁道部对此片进行了审查，领导看完都很高兴，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说片子里的共产党员演得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对铁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义。电影顺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并且没有明确理由。

导演成荫写了很多书面检讨，越写越糊涂，因为连周扬都不知道这部片子犯错的根本原因，江青也说得含含糊糊。直到很多年后，经过各方分析，联系1954年的“高饶事件”，才约略揣测出其中玄机。《荣誉属于谁》不仅片名出自高岗讲话，内容歌颂高岗治下的东北地区，而且影片结论是荣誉属于学习苏联的人。当时中苏虽然表面处于蜜月期，但毛泽东早已不满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对他本人的压制，而高岗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1950年，矛盾已经在发酵。

《荣誉属于谁》无意间卷入政坛纷争，且始终没有得到影片被禁的官方答案，导演成荫无所适从，私下长叹：“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句话在电影圈悄然传开，一时成为业内名言。电影人意识到，“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如果说《荣誉属于谁》踩了一脚闷雷，《武训传》则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武训是清末山东的文盲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三十年，终身未娶，讨来的钱几乎全都用来兴建义学。武训本无名字，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而被人叫武七，清廷为表嘉奖取“垂训于世”之意，赐名武训，并赏黄马褂和“义学正”名号。民国政府将武训奉为教育事业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黄炎培等都曾为纪念武训而题辞撰文。

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一部电影。陶行知历来以武训为偶像，抗战期间在重庆连续几年举办纪念活动，向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孙瑜曾执导经典默片《大路》。抗战中拍片机会很少，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在流亡中构思出剧本。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原籍山东的赵丹欣然接戏，童年武训由孙瑜的儿子孙学栋扮演。

电影拍了一半，内战战局使拍摄中断。上海解放后，《武训传》还该不该续拍，怎么拍，成为孙瑜犹豫的问题。1949年7月，孙瑜赴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间隙，他在人群中向周恩来挤过去，请示对《武训传》的看法。他问：“武训这人怎么样？”周恩来思量片刻，没说好与不好，而是说：“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回答耐人寻味。孙瑜还没来得继续问，又有好多文艺人士涌向周恩来，孙瑜便走开了。

回到上海后，昆仑影业公司又请示了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领导。夏衍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于伶认为老解放区某模范教师的题材更好。孙瑜迷茫了。“在北京的全国文代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

但影片不能下马。昆仑公司资金紧张，急需出品《武训传》恢复元气。顺应社会新形势，结合领导意见，孙瑜对剧本做了大规模改编。全片由正剧改为悲剧，将武训的生活环境改得残酷黑暗：加了几场武训被地主官僚殴打欺侮的戏；把武训的朋友车夫周大改为太平军的义士，作为对武训的反衬；最后武训发现，辛苦办义学，教出的学生还是以做官为求学目标，不能改变穷人命运，心灰意冷，黄马褂扔在了地上??

片中还加了一个新的线索角色：赵丹夫人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影片开场，黄宗英站在武训画像前，向小学生宣讲：“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接着她以饱含同情的画外音，讲述武训一生的悲剧。全片结尾出现解放军和毛泽东画像，女教师作总结发言：“他（武训）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剧本改好后，孙瑜带着摄制组到山东武训故里体验生活。赵丹只在小时候回过山东，乡亲们都特别以家乡出了大明星为荣，心情非常激动，赵丹进村时，乡亲们自发夹道欢迎。若干年后，上影厂搞“四清”运动，赵丹返乡的场面被揭批为“地主还乡团”。

赵丹生在扬州长在上海，对山东生活并不了解，为演好武训，他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土话。为剧情需要他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一撮小辫，平时上街戴着法国呢帽遮丑。拍摄武训被欺侮的戏时，赵丹跪在地上，要求“真踢真打”。那段时间赵丹分不清戏里戏外，好像真的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女儿赵青当时年幼，以为世间“再也没有又帅又疼我的爹了”。

《武训传》重拍启动于1950年2月，到9月基本完工，节外再生枝。昆仑公司认为这部电影拍得成功，必然卖座，要进一步加戏拍成上下两集，能赚更多的钱。孙瑜认为这样做损害艺术效果，但昆仑出资方说，明天工资都发不出了，还拍什么戏？孙瑜只好同意，在片中又加了揭露封建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几场戏。

1950年底，影片终于完成，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夏衍晚年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

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公映。片长达四个小时，在孙瑜坚持下没有分成两集，而是一场连映，收双倍票价，保证资方赚到钱。观众并不在乎票价高，《武训传》场场爆满，赵丹只要一上街，就被粉丝围堵得水泄不通。

1951年2月，孙瑜亲手将影片重新剪辑，将拷贝带到北京，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三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日晚，朱德、周恩来等百余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后，一起去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报以掌声和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二天孙瑜照办。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

1951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因有公务在身没去参加观影。3月初，他调来《武训传》，在江青陪同下看了一遍。据江青的说法，看完电影“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武训通过教育解救穷人，而对封建统治没有反抗，歌颂这样的人物，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截然相反。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武训传》，但一部电影为何会激起他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判？

问题就在《武训传》受到广泛热烈的赞誉。批判本质上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而是针对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1951年初的两三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四十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