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本該於1966年初中畢業。正值青春年少，懵懵懂懂，滿腔的熱血極易沸騰，偉大領袖一揮手：“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紅衛兵小將扯旗造反，“文化大革命”狂飆突起。運動起來了，學校停課了，大學不辦了。積壓在校的千百萬“老三屆”畢業生何去何從？

1968年年底，偉大領袖又是一揮手，一句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大有可為的。”於是，一場知識青年大遷徙的狂潮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上山下鄉高潮初起，我們“老三屆”首當其衝，除極少數人當兵或進工廠外，幾乎95％以上的“老三屆”都去了農村插隊或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大約有1700萬中學生捲入了這場長達十數年之久的“知青運動”。

1968年初，北京一群思想激進的青年人自發組織赴內蒙古牧區草原插隊，拉開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鄉的大幕。5月，赴黑龍江的軍墾戰士開赴北大荒；9月，赴內蒙古陰山下的知青啟程；12月，赴山西黃土高坡的列車西行。到陝西延安去的、到雲南西雙版納去的一列列運送知青的火車駛出京城，奔赴農村廣闊的天地。

運送知青的專列從北京火車站開出，向大西北，向大西南，向北大荒駛去。火車站的月台上滿是黑壓壓的人群，父送子，母送女，師送生，同學送同學。亦有父母均被打成“黑幫”者，不能來相送，可憐的孩子只好趴在車窗上默默地哭泣。刺耳的廣播喇叭，不斷播放着“毛主席語錄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伴着嘈嘈雜雜的吵鬧聲，哭喊聲。

記得當時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曲這樣唱道：“火車一聲吼，我們就分了手。告別北京城，何日再相逢?！”

都是十六七歲的少男少女，天真浪漫的城市青年。在他們想象中，內蒙古大草原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北大荒是一望無際的黑土地、亭亭玉立的白樺林。他們根本沒想到，等待他們的是黃土坡，是暴風雪，是大荒漠。

1968年12月，我們來到下鄉插隊的山西雁門關外的大同縣。凜冽的寒風中，火車把我們幾百個北京知青甩在了坑坑窪窪的大同火車站月台上。

萬萬沒有想到，曾是北魏都城的大同古城，竟然如此凋敝：殘破的土城牆，沒有城磚，沒有城門，尚有日偽時期“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標語殘留在城牆上。城裡只有條不足千米的十字街，街道破爛不堪，街上車少人稀，偶有身披老羊皮襖的車倌趕着糞車穿城而過。

我們來自北京男三中和北京女一中的18個知青分在了大同縣杜莊公社千千村大隊。我們身背沉重的行李，懷着激動的心情，手舉偉大領袖的畫像，高唱着毛主席語錄歌，在貧下中農震耳欲聾的歡迎鑼鼓聲中進了村。

眼前的情景和我們想象的大相徑庭：塞外雁北的山村，充斥着貧窮、愚昧、飢餓、寒冷。村外是黃土翻滾的溝溝壑壑、坑窪不平的鹽鹼土地，滿眼是破舊不堪的土坯房、土窯洞、土炕席，以及一群衣衫破爛的青壯男子、形容枯槁的婦女兒童——這就是我們知青將接受再教育的廣闊天地嗎？

磨礪：黃沙磧里本無春

我們插隊的小山村自然環境還不錯，尤其是冬去春來的時候。

大地披上了綠色，有了些許暖意。穿過村外的小樹林，沿着彎彎曲曲的小路走八里地，即是著名的桑乾河。抬望眼，五嶽之一的北嶽恆山即在遠方，群山莽莽，綠蔭濃濃，偶有飛鳥掠過，好一幅安閒的風景畫：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

然而，我們不是來這兒度假郊遊的，我們要在這農村廣闊天地里插隊落戶，磨出兩手老繭，錘鍊一顆紅心，男生要煉就鐵肩膀，女生要變成鐵姑娘。

艱苦的磨礪開始了。

冬季的雁北高原，寒風刺骨。我們要干的第一件農活是送糞。將牛棚中一層層的牛糞起出來，裝車運到地里。牛糞凍得鐵板似的，我們用鎬刨，用杴鏟，摻着糞渣的冰花不時濺到身上、臉上，但誰也不在乎。

趕大車到城裡拉糞是件很刺激的農活，當然，車倌是經驗豐富的壯漢，我們跟車的只是“副駕駛”。清晨即起，裝好幾麻袋牲口草料，帶足自己的口糧，從村里到大同有50多里地，要五六個小時才能到。進城後先到定點的糞坑裝滿糞車，然後到我們村“駐大同辦事處”——大車店，先攪拌好草料，餵好牲口，自己再熱熱帶來的乾糧，喝兩口涼水，飽了。晚上就住在大車店的火炕上，沒有被褥，就拿草料袋子當鋪蓋，好在土炕很熱乎。第二天一早，朦朧中套好牲口，又揚鞭催馬回村了。坐在臭不可聞的糞車上，望着滿天星斗，晃晃悠悠地搖呀搖，有時居然能睡着一小覺，很香。

春夏之交時的鋤地間苗是農村的幾大累活之一。握着近一人高的鋤柄，將一小撮玉米苗中最健壯的保存下來，其餘的都鋤掉。村民們幹起來得心應手，飛快地鋤向地的另一端，我們的速度就慢多了，鋤頭怎麼也不聽話，實在沒辦法，只好蹲下用手來拔苗。

最苦最累的農活，要數脫坯燒磚窯了。聽說那活兒工分最高，我們幾個知青壯小伙子自薦去磚窯幹活。先是活泥脫坯，用一套原始的木格子脫坯，土坯曬乾後擺成坯子垛，然後該裝窯了。我們一次背二十幾塊、共重百餘斤的土坯出入磚窯，裝滿土坯後就點火燒窯，擔水飲窯，滅火晾窯，最後再將青磚背出磚窯。我們僅穿一條三角褲，進入尚帶一定溫度的窯內，將熱乎乎的青磚疊成垛，背出來。背一天窯，渾身上下都是煤灰，如黑人一般。收工後，我們呼着喊着，跑進村里，最舒服的是赤身裸體跳入水缸中洗個熱水澡。雖然後來享受過淋浴、盆浴、溫泉浴、桑拿浴，但都無法和插隊時的水缸浴相比。

農活再苦再累還能忍受，就是填不飽肚子實在難熬。十七八歲的年齡，正是長身體、能吃能喝又能睡的時候。那時每天有個農民大爺給我們十幾個知青做飯，開飯時，人不分男女，飯不分干稀，沒有淑女，沒有騎士，誰也不會讓誰，搶過來塞進嘴裡就是勝利。

食物單調得不能再單調了。雁北屬高寒之地，根本不產小麥和水稻，除了春節公社發給知青每人2斤白面外，其餘時候都是小米粥、大窩頭、蒸土豆、醃酸菜度日。最好的飯是黍子糕，雁北稱黃糕，逢年過節才吃；頂級的是炸油糕，但在缺糧少油的年月，只有誰家結婚辦喜事時才能吃上一頓油糕。

那時每頓飯吃四五個窩頭是小飯量，女生一點不比男生少吃。記得有次村里讓知青出民工修公路，那可是個累活，有位知青一頓飯吃了6個窩頭，而且沒有菜。回北京後，他曾一口氣吃光了全家的兩屜饅頭，共12個。爸爸驚奇地看着兒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媽媽傷心地躲在屋角偷偷擦眼淚。另一位知青回家創造了吃129個餃子的最高紀錄，至今說起來還得意得很。

在插隊的日子裡，我們擔過糞，修過渠，趕過車，送過糧，割過谷，揚過場，打過井，蓋過房，背過磚，代過課。我們穿老羊皮襖，草繩系腰，抽旱煙袋，赤腳盤腿上炕，在煤油燈下學習“九大”文件，宣講最高指示，朗讀導師語錄，開展批林批孔。什麼苦活累活都體驗過了，什麼政治風浪都經過了，在今後人生的道路上，任憑寒風凜冽，任憑惡浪驚濤，都不在話下。這，正是我們“老知青”一代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嬉戲：少年不知愁滋味

雖然農活又苦又累，但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躺在炕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又是精神抖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年輕人喜好在大自然里撒歡兒，撒野，在黃土地里打滾，喊叫，將心底抑制不住的野性淋漓盡致地發泄出來。

置身於純自然、真優美的塞外山村里，中學生的小資情調油然而生。春夏之交時，一天的農活之後，我們常結伴到村外小樹林中漫步，到桑乾河畔玩耍，青春的浪漫與少年的頑皮交織在一起。我們還自導自演了幾幕輕喜劇——偷瓜、偷雞、偷跑。

插隊第一年，我們磨腫了肩膀，將金黃的沙子擔到瓜地里舖好，一棵棵秧苗栽下，一碗碗水、一勺勺肥飼候，終於，瓜秧長大了，開花了，結了核桃大的小西瓜了。一個月過去，西瓜長得碗口粗了，又一個月過去，有足球大小了。望着自己親手栽的西瓜，我們興奮極了，西瓜六七成熟時，就按捺不住了。

那是一個沒有月光的夏夜，我們一行8個小伙子摸黑出了村，向着村東南方的瓜地進發。我們趴在瓜地里，像鬼子偷地雷似的摸摸這個，敲敲那個，不知哪個更熟些。

突然，一道道手電光向我們射過來，接着就是山西味兒的喊叫：幹什麼的？都站起來！

大家不約而同地嗖地爬起來，一直朝村南的小樹林中跑去。一口氣跑個了近千米，在小樹林裡停住了，猛然發現，一位知青手裡還抱着一個生瓜，大家哈哈大笑起來。稍做休整，大家統一了口徑：“我們集體到村外散步，從沒去過瓜地。”

到了村口，突然竄出五六個基幹民兵，大喝一聲：“站住！”手電筒上下亂照。不容分說，將我們連推帶搡，帶到了村大隊部。沒用10分鐘，我們就都成了“叛徒”——全招了。

偷雞的經歷至今想起來還覺內疚。那些年，天天窩頭鹹菜，肚裡沒食，口中無味，我們將兩眼盯住了滿村亂跑的雞。

一天下午，一隻花母雞跑進了我們知青小院覓食。我們眼睛一亮，立即圍攔堵截，用一把小米將花母雞“引誘”進伙房，然後關上門。深夜，我們兩個人悄悄進入伙房，用手電一照，花母雞正縮在牆角睡覺，它還沒醒過勁來，我們就撲過去，一把攥住了它的脖子和腿，許久不敢鬆開，怕它叫出聲來。大約過了5分鐘，花母雞渾身軟綿綿的，死了。我們的手和腿卻一直在抖，腦袋上冒出了虛汗。

我們半夜悄悄生起了灶火，燒開了水，褪盡了雞毛，開始燉雞。神不知鬼不覺，美美地吃了一次雞。雞肉吃光了，我們將雞毛、雞腸、雞骨頭包到一張破報紙內，扔到了院外南側的糞坑裡。

第二天，丟雞的婦女到處叫着喊着找雞，我們躲在屋裡不敢笑出聲。現在想起來，內疚極了，真想說一聲：“對不住了，我們的山西大嫂！”

偷跑的故事就更帶有離奇色彩了。1969年7月，插隊已8個月了，知青們筋疲力盡，人又黑又瘦，像頭小黑驢子。大家天天盼下雨，下雨可以不出工，在屋裡學語錄，抽旱煙，聊大天。

有一天，天黑沉沉的，大雨傾盆，從早晨一直下到中午。我提議，1963年北京下了一場雨，一下就是十幾天，這次的雨很像那年，可能也要連下十幾天，我們不如偷偷回北京幾天，誰也不會知道。

提議很快得到一致的贊同。下午2點，我們一夥8人披着雨衣，戴着草帽，分散着出了村，踏着泥濘的土地，淋得渾身濕透，走5里地到公社，用了一個多小時，再搭汽車到大同，花5分錢買張站台票，當夜登上了大同到北京的火車，第二天一早，到了！

當時沒有電視，更沒有全國的天氣預報，電話還是手搖的。也不知大同下雨不下雨。在北京住了一周后，幾個人灰溜溜地回了村。

老鄉說，那雨就下了一天多，第二就艷陽高照了，出工咋不見知青了？貧協主席、大隊書記給我們開了兩天會，我們對照最高指示，狠斗私字，深挖根源，將自己臭罵了一頓，偷跑的事總算畫了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