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该于1966年初中毕业。正值青春年少，懵懵懂懂，满腔的热血极易沸腾，伟大领袖一挥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红卫兵小将扯旗造反，“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运动起来了，学校停课了，大学不办了。积压在校的千百万“老三届”毕业生何去何从？

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又是一挥手，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于是，一场知识青年大迁徙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上山下乡高潮初起，我们“老三届”首当其冲，除极少数人当兵或进工厂外，几乎95％以上的“老三届”都去了农村插队或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大约有1700万中学生卷入了这场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知青运动”。

1968年初，北京一群思想激进的青年人自发组织赴内蒙古牧区草原插队，拉开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幕。5月，赴黑龙江的军垦战士开赴北大荒；9月，赴内蒙古阴山下的知青启程；12月，赴山西黄土高坡的列车西行。到陕西延安去的、到云南西双版纳去的一列列运送知青的火车驶出京城，奔赴农村广阔的天地。

运送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火车站开出，向大西北，向大西南，向北大荒驶去。火车站的月台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父送子，母送女，师送生，同学送同学。亦有父母均被打成“黑帮”者，不能来相送，可怜的孩子只好趴在车窗上默默地哭泣。刺耳的广播喇叭，不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伴着嘈嘈杂杂的吵闹声，哭喊声。

记得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曲这样唱道：“火车一声吼，我们就分了手。告别北京城，何日再相逢?！”

都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天真浪漫的城市青年。在他们想象中，内蒙古大草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大荒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亭亭玉立的白桦林。他们根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黄土坡，是暴风雪，是大荒漠。

1968年12月，我们来到下乡插队的山西雁门关外的大同县。凛冽的寒风中，火车把我们几百个北京知青甩在了坑坑洼洼的大同火车站月台上。

万万没有想到，曾是北魏都城的大同古城，竟然如此凋敝：残破的土城墙，没有城砖，没有城门，尚有日伪时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残留在城墙上。城里只有条不足千米的十字街，街道破烂不堪，街上车少人稀，偶有身披老羊皮袄的车倌赶着粪车穿城而过。

我们来自北京男三中和北京女一中的18个知青分在了大同县杜庄公社千千村大队。我们身背沉重的行李，怀着激动的心情，手举伟大领袖的画像，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在贫下中农震耳欲聋的欢迎锣鼓声中进了村。

眼前的情景和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塞外雁北的山村，充斥着贫穷、愚昧、饥饿、寒冷。村外是黄土翻滚的沟沟壑壑、坑洼不平的盐碱土地，满眼是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土窑洞、土炕席，以及一群衣衫破烂的青壮男子、形容枯槁的妇女儿童——这就是我们知青将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吗？

磨砺：黄沙碛里本无春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自然环境还不错，尤其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大地披上了绿色，有了些许暖意。穿过村外的小树林，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八里地，即是著名的桑干河。抬望眼，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即在远方，群山莽莽，绿荫浓浓，偶有飞鸟掠过，好一幅安闲的风景画：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然而，我们不是来这儿度假郊游的，我们要在这农村广阔天地里插队落户，磨出两手老茧，锤炼一颗红心，男生要炼就铁肩膀，女生要变成铁姑娘。

艰苦的磨砺开始了。

冬季的雁北高原，寒风刺骨。我们要干的第一件农活是送粪。将牛棚中一层层的牛粪起出来，装车运到地里。牛粪冻得铁板似的，我们用镐刨，用锨铲，掺着粪渣的冰花不时溅到身上、脸上，但谁也不在乎。

赶大车到城里拉粪是件很刺激的农活，当然，车倌是经验丰富的壮汉，我们跟车的只是“副驾驶”。清晨即起，装好几麻袋牲口草料，带足自己的口粮，从村里到大同有50多里地，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进城后先到定点的粪坑装满粪车，然后到我们村“驻大同办事处”——大车店，先搅拌好草料，喂好牲口，自己再热热带来的干粮，喝两口凉水，饱了。晚上就住在大车店的火炕上，没有被褥，就拿草料袋子当铺盖，好在土炕很热乎。第二天一早，朦胧中套好牲口，又扬鞭催马回村了。坐在臭不可闻的粪车上，望着满天星斗，晃晃悠悠地摇呀摇，有时居然能睡着一小觉，很香。

春夏之交时的锄地间苗是农村的几大累活之一。握着近一人高的锄柄，将一小撮玉米苗中最健壮的保存下来，其余的都锄掉。村民们干起来得心应手，飞快地锄向地的另一端，我们的速度就慢多了，锄头怎么也不听话，实在没办法，只好蹲下用手来拔苗。

最苦最累的农活，要数脱坯烧砖窑了。听说那活儿工分最高，我们几个知青壮小伙子自荐去砖窑干活。先是活泥脱坯，用一套原始的木格子脱坯，土坯晒干后摆成坯子垛，然后该装窑了。我们一次背二十几块、共重百余斤的土坯出入砖窑，装满土坯后就点火烧窑，担水饮窑，灭火晾窑，最后再将青砖背出砖窑。我们仅穿一条三角裤，进入尚带一定温度的窑内，将热乎乎的青砖叠成垛，背出来。背一天窑，浑身上下都是煤灰，如黑人一般。收工后，我们呼着喊着，跑进村里，最舒服的是赤身裸体跳入水缸中洗个热水澡。虽然后来享受过淋浴、盆浴、温泉浴、桑拿浴，但都无法和插队时的水缸浴相比。

农活再苦再累还能忍受，就是填不饱肚子实在难熬。十七八岁的年龄，正是长身体、能吃能喝又能睡的时候。那时每天有个农民大爷给我们十几个知青做饭，开饭时，人不分男女，饭不分干稀，没有淑女，没有骑士，谁也不会让谁，抢过来塞进嘴里就是胜利。

食物单调得不能再单调了。雁北属高寒之地，根本不产小麦和水稻，除了春节公社发给知青每人2斤白面外，其余时候都是小米粥、大窝头、蒸土豆、腌酸菜度日。最好的饭是黍子糕，雁北称黄糕，逢年过节才吃；顶级的是炸油糕，但在缺粮少油的年月，只有谁家结婚办喜事时才能吃上一顿油糕。

那时每顿饭吃四五个窝头是小饭量，女生一点不比男生少吃。记得有次村里让知青出民工修公路，那可是个累活，有位知青一顿饭吃了6个窝头，而且没有菜。回北京后，他曾一口气吃光了全家的两屉馒头，共12个。爸爸惊奇地看着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伤心地躲在屋角偷偷擦眼泪。另一位知青回家创造了吃129个饺子的最高纪录，至今说起来还得意得很。

在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担过粪，修过渠，赶过车，送过粮，割过谷，扬过场，打过井，盖过房，背过砖，代过课。我们穿老羊皮袄，草绳系腰，抽旱烟袋，赤脚盘腿上炕，在煤油灯下学习“九大”文件，宣讲最高指示，朗读导师语录，开展批林批孔。什么苦活累活都体验过了，什么政治风浪都经过了，在今后人生的道路上，任凭寒风凛冽，任凭恶浪惊涛，都不在话下。这，正是我们“老知青”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嬉戏：少年不知愁滋味

虽然农活又苦又累，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躺在炕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又是精神抖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年轻人喜好在大自然里撒欢儿，撒野，在黄土地里打滚，喊叫，将心底抑制不住的野性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置身于纯自然、真优美的塞外山村里，中学生的小资情调油然而生。春夏之交时，一天的农活之后，我们常结伴到村外小树林中漫步，到桑干河畔玩耍，青春的浪漫与少年的顽皮交织在一起。我们还自导自演了几幕轻喜剧——偷瓜、偷鸡、偷跑。

插队第一年，我们磨肿了肩膀，将金黄的沙子担到瓜地里铺好，一棵棵秧苗栽下，一碗碗水、一勺勺肥饲候，终于，瓜秧长大了，开花了，结了核桃大的小西瓜了。一个月过去，西瓜长得碗口粗了，又一个月过去，有足球大小了。望着自己亲手栽的西瓜，我们兴奋极了，西瓜六七成熟时，就按捺不住了。

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夏夜，我们一行8个小伙子摸黑出了村，向着村东南方的瓜地进发。我们趴在瓜地里，像鬼子偷地雷似的摸摸这个，敲敲那个，不知哪个更熟些。

突然，一道道手电光向我们射过来，接着就是山西味儿的喊叫：干什么的？都站起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嗖地爬起来，一直朝村南的小树林中跑去。一口气跑个了近千米，在小树林里停住了，猛然发现，一位知青手里还抱着一个生瓜，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稍做休整，大家统一了口径：“我们集体到村外散步，从没去过瓜地。”

到了村口，突然窜出五六个基干民兵，大喝一声：“站住！”手电筒上下乱照。不容分说，将我们连推带搡，带到了村大队部。没用10分钟，我们就都成了“叛徒”——全招了。

偷鸡的经历至今想起来还觉内疚。那些年，天天窝头咸菜，肚里没食，口中无味，我们将两眼盯住了满村乱跑的鸡。

一天下午，一只花母鸡跑进了我们知青小院觅食。我们眼睛一亮，立即围拦堵截，用一把小米将花母鸡“引诱”进伙房，然后关上门。深夜，我们两个人悄悄进入伙房，用手电一照，花母鸡正缩在墙角睡觉，它还没醒过劲来，我们就扑过去，一把攥住了它的脖子和腿，许久不敢松开，怕它叫出声来。大约过了5分钟，花母鸡浑身软绵绵的，死了。我们的手和腿却一直在抖，脑袋上冒出了虚汗。

我们半夜悄悄生起了灶火，烧开了水，褪尽了鸡毛，开始炖鸡。神不知鬼不觉，美美地吃了一次鸡。鸡肉吃光了，我们将鸡毛、鸡肠、鸡骨头包到一张破报纸内，扔到了院外南侧的粪坑里。

第二天，丢鸡的妇女到处叫着喊着找鸡，我们躲在屋里不敢笑出声。现在想起来，内疚极了，真想说一声：“对不住了，我们的山西大嫂！”

偷跑的故事就更带有离奇色彩了。1969年7月，插队已8个月了，知青们筋疲力尽，人又黑又瘦，像头小黑驴子。大家天天盼下雨，下雨可以不出工，在屋里学语录，抽旱烟，聊大天。

有一天，天黑沉沉的，大雨倾盆，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我提议，1963年北京下了一场雨，一下就是十几天，这次的雨很像那年，可能也要连下十几天，我们不如偷偷回北京几天，谁也不会知道。

提议很快得到一致的赞同。下午2点，我们一伙8人披着雨衣，戴着草帽，分散着出了村，踏着泥泞的土地，淋得浑身湿透，走5里地到公社，用了一个多小时，再搭汽车到大同，花5分钱买张站台票，当夜登上了大同到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

当时没有电视，更没有全国的天气预报，电话还是手摇的。也不知大同下雨不下雨。在北京住了一周后，几个人灰溜溜地回了村。

老乡说，那雨就下了一天多，第二就艳阳高照了，出工咋不见知青了？贫协主席、大队书记给我们开了两天会，我们对照最高指示，狠斗私字，深挖根源，将自己臭骂了一顿，偷跑的事总算画了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