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7年大庸一中高十四班应届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全国一片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1966年开始大学停止招生，十一年后的1977年才恢复高考。因此66届、67届、68届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招工。于是一心一意投入文化大革命，成了文革的主力军，大大小小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又分别集中到两大阵营。一个是“红革筹”，一个是“联总”。各自都宣称对方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派，而自己才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派。各派之间因观点不同，在大辩论中矛盾逐渐升级而发生武斗，先是棍棒，后是配备枪支。子弹不认人，1967年的几场战斗中，双方打死了不少人。后在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的干预下，武斗才得以平息。为此，还牺牲了好几位解放军战士。

1968年学校恢复上课，即所谓的“复课闹革命”。然而，在经过几年的打打杀杀后，大家的心早已野了。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课堂上吵吵闹闹，话题还是文革的内容。既然高考未恢复、升学不可能、招工不存在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下乡当农民。在动员学习班上，认真学习有关文件，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外的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直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寄托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也就是说寄托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狼子野心，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二是坚定不移的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所有的老三届和后来每届的毕业生纷纷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后来才清楚，因为文革的动乱，中国的一切都已瘫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毕业就是失业，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时县里设有知青办，负责知青上山下乡事宜。下乡的方式是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无亲无友的再由知青办统一安排。1968年十月二日，我与胡津生、刘志兰、王席春一行四人由班主任老师吴可龙带队，采用统一安排的方式，来到沅古坪区政府，住在区政府招待所。恰巧当晚有位区干部举行婚礼，邀请我们参加。婚礼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大家起哄要两位新人玩各种条件。新娘还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当唱到“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时，大家哄堂大笑，此时气氛达到高潮。婚礼上的喜糖是饼干，谁知半夜一个个腹泻不止，一直到天亮，不断上厕所。因为是木房子，所以你来我往只听到楼梯响。第二天大家面面相视，忍不住想笑。那时的物资十分匮乏，买什么都凭票。我想那些饼干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细菌早已饱和，不屙稀才怪哩！

因要去的公社和大队还未最后落实，我和胡津生趁此空档去拜访了附近也是老三届知青的同学。沅古坪自古就重视教育，所以文化普及很高。算一下同届的同学人数，就足以证明这点。仅沅古坪公社同届的就有李亚雄、龚湘雄、李兴浓、龚梦雄、龚竹林、李鄂华、李西州。红土坪公社有金克剑、李松鄂。而其他公社也不少。我俩非常想落户到这些同学所在的生产队，但区领导不同意。当晚在区里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大概上午九、十点钟，只听外面锣鼓喧天，人声嘈杂，出来一看只见十多个少男少女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在大队干部龚建业的带队下来区里接我们来了。他们是沅古坪公社红星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县城过来的公路只到沅古坪打止，再往前就是小路。一路上，宣传队的年轻人十分热情，执意要给我们背行囊，并一路叽叽喳喳地介绍情况。其中有一对小夫妻，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男的叫孟生，淳朴而厚道；女的叫九妹，漂亮而大方。一路上她最活跃，笑声最多，话也最多，原来她是宣传队的一号女主角，并扮演《沙家浜》里的女主角阿庆嫂。到了红星大队后，我和胡津生分到红旗生产队，刘志兰和王席春分到红岗生产队。不久后，王席春与他的同班同学欧秀生结婚，欧秀生是赵家大队人，当然她就去了赵家。

我与胡津生在红旗生产队的住处很宽敞，是一栋木房子的西头厢房，两间加一个小杂物间。房子的主人成分不好，是地主，叫尹如海，六十多岁。上有老母，八十多岁。下有四个儿女。老大尹佩如，老二佩凡，老三佩彬，女儿已出嫁。三兄弟年龄与我争上下，他们都挺聪明，木匠，篾匠都在行。老大佩如还能拉上一手好二胡。虽出身不好，也破例成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他们一家住正屋，西厢房土改后分给一个瓦匠，他孤身一人，死后房子空着，正好我们住。为了图个好印象，我们要求参加下午的劳动，借了两把锄头就出工了。工夫很简单，就是用锄头脑将刚犁出来的大土块打碎。澧水河两岸的坪区，像这类打土块的农活是不存在的。因为坪区属沙质土壤，犁翻转出来的土块一倒下就自行碎了。而沅古坪的土属大山土，像瓦泥一样糯，怎么使劲打也打不碎，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真是刚学剃头就遇到一个络腮胡。汗如雨下，双臂酸痛，但也只能咬着牙，使出吃奶的气力坚持着。可能是使劲过大，振动强烈，我感觉胸腔的肺部很痛，好不容易捱到收工，被暂时安排到孟生的家里吃晚饭。只见孟生的奶奶正在昏暗的火坑边用汤罐煮饭。她善良而热情，边弄晚饭边问长问短，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沅古坪的乡音方言，有一半听不懂。一身的疲惫加上一身的臭汗，以及衣服上白花花的汗渍，只想马上洗个热水澡。不知汤罐什么时候才能空出来烧洗澡水，而一家几口人轮流烧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俩。无奈，我俩决定到沟里洗冷水澡。岂料，十月的山水冰冷，瑟缩着虽然洗完澡，却不能解乏。此时天已黑定，晚饭也已弄好。好几个吃饭的人，只那么一点饭，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也不敢多吃，几乎连半饱也不到。刚放碗，外面哨声响起，孟生说：“这是队上开会的哨声”。多想躺下睡一觉呀！

生产队的会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是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第一个会议，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原来是斗争四类分子（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被斗争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概在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她是我们房东的母亲，其死去的丈夫是解放前治坪乡的文书，（沅古坪解放前属沅陵县的治坪乡），据说以前家里有枪；另一个是三十多岁，身体很壮实的李桃生。1949年刚解放时他才十五六岁，罪名是他在伪乡政府搬过枪，他俩在斗争中一口咬定，枪在解放时的土改反霸运动中早已上交给农会了。由于时间久远，谁也记不清，谁也不敢作证。于是群情激愤，高呼口号：“打到地富反坏！敌人不老实就让他灭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本来白天打土块我已累得不行，全身疼痛，像散了架似的，加之睡意袭扰，头像鸡啄米一样无法控制。而胡津生上学时一直是班干部，觉悟比我高。他不断地碰我，提醒我千万别打瞌睡，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深感惭愧，我想他同样很累，他却能带头呼口号。两个挨斗者一直顽固的拒不承认有枪，老羞成怒的贫下中农将他俩的手反绑在背后，分别扯上房梁。只见两脚悬空，像打秋千一样，此后任凭反复不断的吊起和放下，任凭棍子不断的抽打，惨叫声不绝于耳，但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枪。我估计真的是没有枪，不然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何必要受这种皮肉之苦呢。斗争会一直进行到鸡叫，第二天还要出工，只好不了了之宣布散会。

第二天我与胡津生一道请假回城取冷天的衣服，一回城，大庸老阳戏剧团（后来解散，全部人员下放农村）要我俩协助演出。县里马上要召开三级扩干会，会议期间要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节目。我们在戏里分别饰演新四军、解放军和八大金刚（未毕业前，剧团因演员不够，经常到一中挑选群众演员）。结果排练加上后来的会议演出，一耽搁就是半个多月。此时沅古坪针对我们的传闻则是害怕艰苦、临阵脱逃。半个多月后我俩返回生产队，谣言虽不攻自破，但不佳印象已经留下。对此，我俩无可奈何，也无需辩解。

回队后的第二天出工时，生产队的一些小青年和我们聊天，问我们昨晚起来解手没有，我说解了一次大手。他们问怕不怕，我好生奇怪，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进城后的当天晚上斗四类分子，又接着斗争地主，老妇人实在经不起吊打，半夜后吊死在自家屋后的屋檐下，听后我十分愕然。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老妇人是四类分子，属于人民的敌人，她解放前是否罪孽深重，我不知道，更没看到。但我对这位弯腰驼背，裹着小脚的老人没有憎恨也没有同情，只觉得她晚年很可怜，她的自杀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