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记（二）

老李蛋饼

            2017年回家乡小住后，女儿一整年里都不时怀念老家街边那摊鸡蛋饼的美味。所以2018年秋末再回家时，就直冲着它去了。

            还是那条静静的小巷，几个朴实无华的小店：有理发的，卖花的，卖包子的，还有卖羌饼的。那家鸡蛋饼，就跟羌饼摊并排着，它们是合租一个店铺的。远远地看到摊前排了四五个上班族，里面的锅正冒出热气，马上让我们心安了------还开着，一年的等待总算没有白费。

            店铺的陈设实在是极简主义：主人面向着顾客站在炉子前操作，炉子边摆放着各种食材，方便他取用；墙上安装了木板条，堆放着些食器；店铺里外都找不到招牌。我再定睛一看，找到了------原来老板穿的整洁的黑色围裙上写着端端正正的四个字：老李蛋饼。

            老板是个中年人，皮肤黝黑，个子中等，发型是很短的小平头，跟他的铺子一样简洁得毫无多余；由于长年干体力活，所以身上毫无赘肉，但不像健身房里练出来的那么引人注目。

            轮到我们时，老板看出我们是新客人（其实我们不是），所以格外耐心地询问我们要加什么料。我也已经差不多把一年前点鸡蛋饼的要素全给忘了，所以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老板并不以为意。只见他熟练地在热铁板上浇了一勺面底，拿起一个貌不惊人但极其管用的小木条，像创作艺术品一样优美地画着圆圈将面底在铁板上均匀铺开，圆圆的饼皮做成了，厚度，大小和形状都完美至极；再拿起一条小刷子，往饼皮上随意涂上一层油和几种酱料，然后问我：“要辣椒酱吗？”接着从旁边的篮子里抓起一只鸡蛋，打在饼皮上，再用那木条不经意地抹开蛋浆，又问道：“榨菜要吗？”

稍稍等蛋饼烘透后，他就把整个蛋饼翻了过来，然后又问：“要加什么？”我这才知道，原来鸡蛋饼并不简单，还可以加很多料，比如：生菜，脆皮饼，里脊肉，或鸡排等等，他说都是他自己做的。他话不多。短暂的交谈中，知道他来自河南，每天上午十点半打烊。

            加好料，洒上葱，他用铲子三两下就把鸡蛋饼折好了。他似乎看出我们两个人吃一个饼（我们怕吃得太饱，回家吃不下母亲的午餐。不过看他不怎么在意，也就不跟他啰嗦了。），却一点都没有不快，微笑说：“你们第一次吃，先试一下。我把它切成对半吧？你们拿起来比较方便。”我惊讶于他那份善解人意里所透露出的一般生意人少有的自信。

        回到母亲家，说起这家铺子，母亲说：“他原本并不在这里，是开在一间中学旁，后来搬到这里来，那些毕了业去到外地读大学的孩子们想念他的鸡蛋饼，回去找不到他，后来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事还上了晚报呢。”

            我听了大为惊叹：“哇，那他这辈子活得值了！”

            我是真心的。想想能把一份职业做到这个份上，谁不羡慕呢？看看自己，读了十六年的书，从名校毕业，还以为可以在职场上做出足以自豪的成绩，却在不知不觉间被卷在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漩涡中晕头转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究竟帮到过什么人，最后发现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帮到。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比蛋饼老李更有能力，或掌控着比他多得多的资源，可终其一生却没有帮到过任何人，更不用奢求他那份荣耀。更有贵为一国之首，却治国无方，祸害无穷，与蛋饼老李的待遇截然不同的是，他们被排山倒海的群众示威闹得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狼狈下台。难怪古有七品芝麻官发出感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代则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得知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感叹说自己当年不如当个钟表匠。

返回新加坡前的那个早晨，我们去吃年度最后一次鸡蛋饼。女儿坚决不肯跟我分享一只饼，她要独享整只饼，说要好好体味并留住那记忆：在静静的街头，吹着冷飕飕的西北风，抓着热乎乎的鸡蛋饼，每咬一口都是香气四溢，咀嚼这内脆外松的美味，每一口都化为自由和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