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权和支撑这个政权的文化、文明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是人性的，还是邪恶的；只能由在这个政权下的最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的公平正义指数（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公平正义）来定义。人类历史上，黑暗、非人性的政权不一定是不稳定，但是社会的分配一定是非常过分的不公平，不合理。然而所有与神权结合形成的政教合一政权必然是黑暗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政权总是最稳定，最长命的。
就象运水，如果你要将水从山上运到山下，你什么都不要做，只要在山下等着就可以了。水的天性是向下流，到时候自然流到山下。如果你要将水从山下运到山上，你就要去做，努力地搬运，一刻也不能停止勤劳。任何时候不劳动，不出力，水就立即运不上去。很多时候，水还会向下流，前功尽弃。另外，因为水的天性是向下流，你不用管它，水自己形成的流法总是正确，完全考虑了自然条件，绝对的符合自然科学。如果运水上山，你不但要尽最大的气力，还要尽最大的智慧想出最好的方法去做。因为是人想出来的办法，总是受到认识能力，科技水平，自然条件的限制，永远不可能绝对的符合自然科学，是空谈家们认为的最好的。
森林的自然法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如果你在森林建立一种制度，基本上建立在这个森林法则之上，让弱肉强食合法化，以国家的暴力（军队、警察、法院），资源，法律，意识形态保障，维护弱肉强食，并让那些强者管理、主宰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制度那里需要什么保护，维稳？ 有能力动摇政权的人，一忙者欺压、控制（食）身边的人。他能欺压多大的地方，他就可以欺压多大的地方。这个政权让他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干嘛要动摇政权。二如果他想要政权，只要他是有那个本领的强者，弱肉强食的政治制度是让他去取这个政权的。
不满的弱者，一早就被身边的强者食了，二强者也不允许他去危害政权。他们那里还能去危害政权？没有被食的弱者，是假的弱者，是真的强者。如果他有本领，他可以食身边任何事物，包括政权，政治制度。这样，他就要再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如果新的政治制度还是以这个森林法则为基础，他也不需要维稳。
如果新的政治制度是违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森林法则。他就像运水上山一样，艰难困苦，捍卫政治制度，维稳政权。他就要努力，勤劳，24小时不松懈，因为只要有一个没有维持到的“不允许弱肉强食”，就可能发生一件弱肉强食的事，因为弱肉不被强食是要靠政府的力量来实行的。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反对政治制度的是弱者，他们在实力上不是强者的对手。强者能够奴役（食）他们，而且是靠奴役（食）他们过幸福日子，所以他们自然被强者管理住了，他们怎么有可能颠覆政治制度。在“不允许弱肉强食”的社会，反对政治制度的是强者。他们总能控制自己身边的弱者，这是强者的定义。强者有力量，而且他们最根本的利益受到损害，自然十倍努力，百倍聪明地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这种奋斗是永不停息的。一代人斗完了，自然会有新一代人起来，因为每一代人中都有强者。当他们发现自己有能力奴役（食）他人，让自己有更多的财富，过更好的日子，是“不允许弱肉强食”政府与政治制度妨碍了他们，政府自然的是他们天然的敌人。只有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后天的，人为的学习，修身养性，天下家国胸怀，他们才会做君子，做善人，支持“不允许弱肉强食”的公平正义的社会。
一个“不允许弱肉强食”的政权要运行，不是一个领导人，一个集团能做的，必须要每一个弱者都站起来。他们不仅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个政权。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是弱者总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否则就没有森林法则了，就没有人类社会公认奴隶社会，欧洲黑暗的千年中世纪，印度三千年的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西藏的奴隶制。
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一个公平正义（即光明、进步、人性）的政权必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政权，维护政权稳定。依靠国家权力，在思想意识形态，在法律，在社会的全方面，保护政权。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权（为全体人民服务）最终的根本依靠是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但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能通过政权的领袖强有力的正确领导（规划，组织，实行）来实现。 二：一个有最高威信，有最终决策权，人民有长期信心的领袖是在关键时刻决定政权存亡的条件。保卫国家领导人的威信，权力，和人民的坚定不移的信心是一切为人民的政权的根本。 自然的，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还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保护社会主义制度，维稳为人民的政权时，这些国家就变色了。
孟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待文王而兴者，庶民也；豪杰之士，不待文王也兴。要保护庶民的利益，并不是让他们欺负别人，多拿、多占，而是支持公平正义。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就是反对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那么，与黑暗的、反动的、非人性的政治制度相比，光明的，进步的、人性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花更多、更大的力量，有意识的保护制度，维护政权稳定。
本文是我在准备的关于西藏60年伟大进步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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