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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1914年5月7日—1988年8月23日），江苏苏州人，中国著名报人、电影评论家、记者和演员。有资料显示，唐纳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中调部”的高级情报干部。唐纳早年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中学、江苏省立苏州中学；193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秋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1935年加入电通影业公司，主编《电影画报》；1936年与蓝苹（江青）结婚，后离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奔走于东部战场。

1952年在法国与陈润琼（安娜）结婚，开办中餐馆；1985年9月，唐纳由国家安全部安排再度回国，自称打算写回忆录，请夏其言托人为他找历史资料；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唐纳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江苏苏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佘增涛（史枚）、项志逖（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

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亦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

抗日战争后期，唐纳先后担任《时事新报》、《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后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78年冬，唐纳回国探访亲友，在上海由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前往北京，与叶剑英、罗青长等会面。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法国巴黎病逝，终年74岁。

他与江青（当时叫蓝苹）的婚姻

1935年春，蓝苹（原名李云鹤，1914—1991）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易卜生名剧《娜拉》，唐纳观后著文推荐，誉为“一颗耀眼的新星”，蓝苹一时身价腾踊，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唐纳将蓝苹拉进自己供职的“电通”公司，由同事而同居。1936年4月26日上午，会同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在杭州月轮山下六和塔前举行婚礼，六位新人取六合之意，郑君里司仪，沈钧儒证婚，名噪一时。

同年5月，唐纳携蓝苹回苏州家中小住。然而，回沪不久，这对新人就已“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唐纳两度自杀，忽起“唐蓝婚变”。5月底蓝苹回济南探母，唐纳泪送车站，蓝苹挥手：“不要难过，6月10日我就回来！”可是，不仅久候不归，还寄来一封遗书——“得脑膜炎死了”，唐纳自然不信。6月25日，赵丹与郑君里将唐纳送上火车。当新郎找到新娘的家门，第一次见到岳母、大姨子，掷答“云鹤不在济南”，再问去向，答不知道，且已走了十几天。唐纳怏怏告别，颓然折回大明湖附近旅店，途中买了一磅消毒酒精与数盒红头火柴。回房后，和着酒精吞吃红色火柴头，幸茶房注意到这位客人神色有异，及时进房，送医院急救，6月28日晨脱离危险。这次，“蓝苹死于脑膜炎”、“影星唐纳自杀”，再次为各报竞载，连《中央日报》也登了“轰动济南之唐纳自杀事件”。

唐纳苏醒后，蓝苹姐姐探院，附耳对唐纳吐露实情：“蓝苹去天津找小俞（蓝苹前夫俞启威，也就是后来的黄敬）了！”蓝苹姐姐走后，唐纳又恨又悔，便给“二哥”郑君里写了一封长信，痛诉蓝苹的狡诈虚伪及济南之行的可悲可叹，并说出蓝苹出走的实因与躲在何方。“文革”时，这记载了“旗手”当年丑闻的信，成为她的一块心病，她三番五次令张春桥向郑君里“讨要”，郑君里因遗失无法交出，终遭迫害而死。

得到姐姐电报，知唐纳为情自杀，蓝苹从天津返回济南，随唐纳及赶来的郑君里当晚就登车返沪。可是，唐蓝婚姻仍难维系，蓝苹不久爱上著名话剧导演章泯，1937年5月与唐纳正式离婚，因本来就没有结婚证书，倒也容易。“离婚”没几天，5月27日，唐纳再次自杀——在吴淞口跳海。幸而被人及时捞起，又免一死。这次蓝苹不再回头，索性与章泯公开同居。章泯比蓝苹大7岁，刚刚抛弃几个子女，逼着发妻萧琨签下离婚协议。听说唐纳第三次自杀，蓝苹在联华影业公司的杂志上发表了《唐纳和我为什么破裂》一文，说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必须离开唐纳，还说她多次想自杀而没干，唐纳却真干了。蓝苹声称自己绝不学阮玲玉。

后来的蓝苹

抗日军兴，蓝苹于1937年7月离沪，回济南小住数日，前往西安，8月初进入延安，先入党校再入鲁艺，与英俊潇洒的朱光（毕业于上海大学）、鲁艺教师徐一新，各有一小段罗曼史。1938年夏，24岁的蓝苹走近45岁的延安革命领袖——毛泽东身边，8月接到调令从鲁艺转入“毛办”，任军委档案秘书兼毛泽东“生活秘书”，改名江青。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并迫于斯大林压力，赴渝谈判。没过几天，江青借口“牙疼”也要求飞渝治病。毛最初不赞成，但在江青一再要求下，勉强同意，但讲好条件，江青不得在重庆公开露面。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住在张治中的桂园。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前一展英姿。寂寞中，她背着毛泽东悄悄打电话约见唐纳。

不料，唐纳对她已经“一了百了”，并且另有所爱。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地位今非昔比，见她会惹是生非。

后来的唐纳

唐纳和蓝苹离婚后，投入抗日热潮，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1937年底上海陷落，唐纳与许多影剧明星来到武汉。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应云卫导演，1938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武汉吃紧后，文化人西上重庆。1939年3月，赵丹见唐纳在山城孤身一人，便将初出茅庐的女演员陈璐介绍给唐纳。两人一见倾心，坠入爱河，闪电结婚。八年抗战，唐陈婚姻也只维持了八年。此后，他爱上了女演员康健，在重庆同居。但二人性格不合，不久便分手了。陈璐与唐纳分手后，仍活跃于银幕与舞台，并嫁与一位盐商，1965年才结束演员生涯。“文革”中，陈璐被打成“现反”，下放湖北襄樊农村达十年，罪名是“攻击中央首长”。“文革”前，一些文艺界朋友知道她是唐纳前妻，问起唐纳与蓝苹往事，她随口说了几句，就成了“攻击中央首长”。

抗战胜利后，唐纳回到了上海，一度出任《时事新报》总编，不久便被老板孔祥熙辞退，说他编的报纸太红。徐铸成将他延聘到《文汇报》任总编，徐任总主笔，副总主笔宦乡、陈虞孙。1947年5月，《文汇报》被封，唐纳逃亡香港。1948年2月秘密回沪，力促徐铸成去办港版《文汇报》，成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功臣。当港版《文汇报》出现经济危机时，唐纳多方设法，借款两千，共渡难关。

1948年底，港版《文汇报》经济好转，国内三大战役结束，局势已定，香港《文汇报》诸同仁兴高采烈，“青春作伴好还乡”，唐纳忽然提出辞呈，说是赴美去办华侨的《纽约日报》，其后再转巴黎。大家都很惊讶，认为唐纳对革命有功，怎么亡命海外？唐纳苦笑：“解放胜利，实现了我们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回去。”徐铸成一时不解，一位年轻同事从旁点拨：“马先生私下对我说过，他如回去，准没有命。”徐铸成这才想起蓝苹那档事儿，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徐铸成还是认为：“为了一个女人——而且事情早已随风而逝了，何至如此呢？”然而，三十多年后，徐铸成感叹：“三十年的变幻风云说明我是多么幼稚，而他则是料事如神。今天想来，当年即将出现的局面，他明明看到，对他个人将是一场灾祸，为什么他还有这样大的勇气，不惜一切艰辛危难，尽力求其实现呢？”

唐纳后来的家庭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自由论坛报》一位女记者引起他的注意，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乃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三女陈润琼，操一口流利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陈润琼却未作出回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

1949年，唐纳出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49年2月，陈润琼赴美，供职于联合国；唐纳随之赴美，先入纽约日报社，后到联合国某中文印刷厂工作。

1951年，陈润琼到达巴黎，唐纳跟踪而去。每天给陈润琼献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这一份持久的痴情，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1952年12月23日两人结婚，在巴黎举行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算最终靠岸，有了归宿。

在巴黎，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来越红火。陈润琼不仅善解人意，而且精明能干，长于经营，是唐纳名副其实的“贤内助”。1979年唐纳退休后，饭店由陈润琼全权经营管理。唐纳与陈润琼生有一女，取名马忆华——思忆中华。

有关逸事

曾有海外报纸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饭店二楼举办江青照片展览。唐纳断然否认：“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1966年，江青荣登“文革旗手”宝座，故友郑君里、赵丹等纷纷受到无情迫害，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得免遭毒手。缘于与蓝苹曾有那段关系，唐纳在巴黎常遇不速之客的造访。被江青呼为“自己的斯诺”、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女士，两次专程拜访，提出20～30万美金为酬，约唐纳合写江青，唐纳坚拒。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专门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以及自己写给江青的长信及江青的两封回信。几度提笔，均因病魔缠身，无法完成。

“四人帮”倒台后，唐纳终得回国，两次回苏州旧居。第一次1979年9月，两位“中央来的人陪同，他怀着深情，默默走遍了全宅”，还特地访问了住在走马楼下的启蒙老师王芍麟的家，久久不想离去。

1985年初秋，唐纳携妻女再次回家，每到一处，都要向妻女详细介绍许多往事，时而笑语洋溢，时而欷歔感慨。当天，他恋恋不舍地离开苏州。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隐秘，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仅走访几个当年亲友。

病逝他乡

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一年后，国内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延安路市府小礼堂为他举办“追思会”。夫人和女儿特地从巴黎赶来，参加者还有胞弟马骥善，表弟徐懋绩、徐懋德，义兄郑君里夫人黄晨及其子郑大里，二义嫂叶露茜与后夫杜宣，少时同窗夏其言等生前友好七八十人，秦怡任司仪。会后，夫人陈润琼与女儿来到苏州马家大宅，沿着三年之前唐纳陪他们走过的足迹，默默重走了一周，向这座故居作了最后告别。

2003年10月，苏州市文管会办公室在胡厢使巷破败的马家大宅，挂上“唐纳故居”的牌子。马家大宅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无语站立小桥之侧，流水之畔，令后人回首往事，追忆先辈。新修的苏州《平江区志》也记下这段史实，唐纳(马季良)正式进入史册。

唐纳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