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多次說過：“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早在1957年7月18日的青島會議上，他對鄧小平發言的插話就說過：“不能像胡老頭（指胡志明）一樣，罪己詔千萬不能下。”那麼為什麼林彪事件之後，毛居然做了自我批評呢？


　　老高按：說不盡的毛澤東，道不完的林彪。毛澤東辭世已經43年，林彪去世已經48年，仍然是當下人們最愛討論的話題，是圖書、論壇和視頻的“票房靈藥”，一兩年前文革和林彪問題專家丁凱文多次接受我主持《歷史明鏡》節目的專訪，自己後來也開設“文革史記”視頻節目，一談到林彪，就收視率飆升。
　　當然，大家高度關注，各種說法也特別多，各種信息浩如煙海——是否靠譜，就難說了，需要特別謹慎地甄別，去偽存真。幾年來不時在網上和社交媒體上流傳“三叉戟黑匣子錄音曝光”，完全是個假新聞、假錄音——中國大陸學者蔣健，寫過一篇考證長文《以訛傳訛的林彪專機黑匣子》，從三叉戟什麼年代開始裝設飛行數據記錄儀，中國從巴基斯坦購進的那一批三叉戟是否裝有艙音記錄器等等方面做了詳細論證，徹底否定了林彪專機上有黑匣子，當然就更不可能有錄音曝光。我當時主編《新史記》雙月刊，全文發表了蔣健的長文；《華夏文摘·增刊》也發表了，被多家媒體轉載，海外讀者不難查到；但是真相永遠沒有不實之詞傳得快，傳得廣，尤其是國內讀者，仍然在微信上流傳“林彪專機錄音”。
　　還有一例：“君子可欺之以方”（孟子）。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學人，竟然也在文章中說林彪專機那天深夜升空後，圍繞北戴河在天空轉了一圈，好像一個大大的問號云云。此人不可能自己編造，一定是聽到某種說法就信以為真了。
　　每天經受鋪天蓋地紛至沓來的信息洪流的衝擊，在開頭的暈頭轉向之後，慢慢地，某些信息來源在我心中建立了信譽，其中的一位，是李丹慧。
　　李丹慧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並擔任《國際冷戰史研究》主編，她還有一個並非不重要的身份：她是沈志華的夫人（但在Google上查“李丹慧”，沒頭沒腦地冒出來一個“沈志華的前妻”，是否確有依據？）。
　　李丹慧這篇文章《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向全黨全國作的自我檢查交代》，不是近作，李丹慧文中所述史實，也早有披露；但是這篇文章，仍不妨在此轉發，豐富、深化我們對文革過程和變異、對毛澤東的心態和權術、乃至對中共“中央政治”（周恩來語）等等方面的認識。
　　毛澤東多次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透露：“在審訊‘四人幫’之後，胡耀邦講過這樣一件事：毛澤東曾對毛遠新談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贊成‘文化大革命’，當時毛澤東說，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早在1957年7月18日的青島會議上，對鄧小平發言的插話就說過：“不能像胡老頭（指胡志明）一樣，罪己詔千萬不能下。”為什麼林彪事件之後，毛居然做了自我批評呢？
　　我認為，毛一直不下罪己詔，確有他的道理。古代帝王，由於血統嫡傳，權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用當心下了罪己詔後就會失去合法性，危及政權。通過下罪己詔還能夠籠絡人心，幫助他們渡過統治危機。而毛澤東如果下罪己詔，對他的統治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國度，最高領袖的權力並不具有世襲的合法性，領袖的產生是不斷的權力鬥爭的結果，而且伴隨着宣傳自己絕對正確，代表真理，無比英明。下罪己詔，承認自己的失誤，就打破了“領袖是真理化身”的神話，勢必引發“你正確才擁戴你，你犯了錯誤，就該別人取而代之”的輿論和行動。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這次要做“自我檢查”？因為此一時彼一時，此時全黨全國引起巨大震盪，需要平息；毛澤東審時度勢，斷定在政治上的反對派（他認定的“反對派”或者“潛在反對派”）早已被清洗殆盡、或者俯首臣服，他就是檢討幾句，也沒人敢趁勢起事，挑戰其權威；相反可以表現自己的大度和“知錯就改”。
　　毛澤東的自我檢查，是真檢查嗎？檢查了些什麼，自己承擔了多少責任，承擔到什麼程度，自己反省認識了什麼……看一看就明白了。但是，他居然檢查“過關”了！一直到死，還是“偉大領袖”。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向全黨全國作的自我檢查交代

　　李丹慧，愛思想網

　　“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面對全社會的震盪，毛澤東不得不就他所選定的接班人叛國出逃的問題向全黨全國作一點檢查交代。儘管毛所作的自我批評並未對“文革”的整體錯誤方針作出根本性改變，但他的這種表態，卻使周恩來在一個時期內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動權。
　　林彪叛國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而第二次更為危急。這樣糟糕的病狀，過去毛澤東從未有過。從第二場重病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行走困難，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輸液維持。
　　事實上，毛澤東這次的重病，既是肌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根據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的回憶，毛澤東此時臉色蒼黃，一臉陰霾，是焦躁？是睏倦？使人難以琢磨。看到衛士們他也不像往日那樣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不管見了誰，都板着面孔，沒有一句話說，心情沉重。畢竟，如何向全黨全國交代林彪的問題，已成為一塊巨石壓在了毛澤東的心頭。就在傳達林彪集團罪狀的過程中，不斷報來各地發生的不同反應：國家計委軍代表蘇靜向局級以上幹部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時，出乎意外地沒有遇到以往那種高呼口號熱烈響應的場景，而是面對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幹部中甚至還響起了哭泣聲。某野戰軍連隊傳達通知時，甚至有戰士當場憤怒地拉開槍栓，要打死台上那個“誣陷林副主席”的“壞蛋”。如此種種，無論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拒絕承認現實，各種反應都傳遞着一個令人窒息的信息———毛澤東自己必須向全國有個檢查交代。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來歷史的過程中，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做點自我批評，指示糾正了“文革”前期製造的“二月逆流”、鄧小平等冤假錯案，並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負責人，談話中反映了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態。

　　毛澤東（指着葉劍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來：後來楊成武搞“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也是樹林彪的。李作鵬搞了一個講話就更厲害了，簡直不像話了。
　　毛澤東：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什麼“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這一些人不能夠檢討到家，抬不起頭來。八屆十二中全會，陳毅盡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我說你不要講了。楊勇是怎麼一回事？廖漢生為什麼要抓？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事後又不承認。……人還是少殺一點好。我們對反革命不殺，保存起來對黨有益，因為他們是活證據嘛。國民黨抓劉少奇、審判劉少奇的人，抓陳伯達、審判陳伯達的人還活着，這些都是證據嘛。

　　雖然歷史證明，林彪與“五一六兵團”毫無干係，“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夥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以這個方式間接宣布了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帥們平反，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也從關押中被釋放。
　　由於尚摸不清毛澤東這一表態的真實意圖，葉劍英一直沒有向曾被誣衊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身患癌症的陳毅傳達毛的這些意見。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傳達一下。”葉劍英才匆匆趕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彌留之際的陳毅。然而，陳毅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
　　1月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臨時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較低的陳毅追悼會規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嚴寒親自出席了北京八寶山陳毅追悼會。臨時接到參加許可的宋慶齡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也趕來參加。追悼會改由周恩來致悼詞。
　　從1950年任弼時逝世後，毛澤東出席的追悼會唯有這一次。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了毛對他昔日戰友的重新認可。他對張茜流着淚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寶山這次談話里，毛澤東還當眾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
　　從1969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和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不同，他通過汪東興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着間接的聯繫。這種狀況當然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安排的，他在那裡埋下了一個可以起用制約林彪的棋子。而鄧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捲入政治旋渦。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現是鄧小平爭取復出的最好方式。尤其是林彪折戟沉沙後，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表明心跡，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現在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中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繫，或是準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係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應。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並且把鄧小平來信批給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情，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復出指日可待。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到誣陷和打擊的老幹部及家屬的來信上分別作出批示，同意陳雲回北京，指示對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等一大批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恢復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性質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評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還特別批准了陳雲、王稼祥要求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的來信，又專門指示周恩來：譚震林“還是好同志，應當讓他回來”。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紅司令”，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毛澤東還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否定。儘管毛澤東的這些自我批評並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方針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認識，有些說法更不符合歷史事實，例如他把“全面內戰”的總後台說成是林彪，但毛澤東的這些表態，確實使周恩來在一定時期內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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