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做了充分心理准备，疫情比预料的还要令人心惊，不是亲眼目睹难以想像。在这个艾滋病村庄，几乎家家葬了已死的人、家家躺着要死的人。刚进村，就被人拦着：“到俺家去看看，去看看吧……”正值春节期间，他们以为上级来发救济


　　老高按：2004年夏秋时节开始，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刘倩，有机会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做调研，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作者要向世人讲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驱使她写下来的动机非常单纯：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却，为了那场悲剧不再重演。
　　我曾在博客上介绍过刘倩及她的文章。我知道她的名字，是听现在旅居纽约的高耀洁大夫说过好多次（高大夫甚至说过，要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一千美元资助刘倩出书，披露艾滋病真相）。后来就接到刘倩一篇又一篇调查手记和照片。我没退休时，我就编辑了，安排明镜旗下网站和杂志刊登——杂志都是亏本经营，发不出稿费，但刘倩说，不挣稿费我也写！不为钱，写了才能让世人知道真相。
　　（总有人散布说，你们抹黑中共、中国，都是拿了外国反华势力的钱。这些人，自己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信条，根本无法理解世界上毕竟还有像高耀洁、刘倩、周浙平、谭松、胡杰、依娃……这些秉承良知来追寻并揭露真相的人的情怀！当然，我不指望能让他们改变说法——能叫醒装睡的人吗？）
　　我退休了，便建议刘倩：何不开个专栏，您每月一篇万字文？这样，从今年2月开始，明镜旗下《内幕》月刊开辟了“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请作者每月一篇。当然，都是无法支付稿费的。前一段时间，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了第一篇，下面是第二篇，发表于《内幕》月刊3月号。
　　这些文章，看了心情沉重，但是我建议读者诸君看下去，这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建设成就一样，与中国众多经济、科技成就一样，都是真实中国的一个侧面。真正关心中国者，怎能对之闭上眼睛？从文中看，当地政府、社会团体逐步在加大对艾滋病患的救助，令人心暖；从刘倩拍摄的众多照片，我也注意到：村民们穿的衣服都很不错。但是，大错已经铸成，大祸已经酿就，无法挽回他们极其不幸的命运。这从一个方面警示我们：在中国，几乎掌管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政府，一个决策错误，会造成何等严重和深远的恶果。


　　艾滋病村谁家是“最困难户”
　　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二

　　刘倩，《内幕》月刊2019年3月

　　村主任李卫华领着我走访村里“最困难户”，并向我一一介绍情况。儘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疫情比预料的还要严重，还要令人心痛心惊，许多情境不是亲眼目睹难以想像。在这个艾滋病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许多家里躺着要死的人。刚进村，就被人拦着：“到俺家去，到俺家去看看，俺家哩床上躺着哩，去看看吧……”，都在诉说自家的困难。正值2004年春节期间，他们以为上级来发救济了，这使我很愧疚……
跨越世纪之交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一场殃及千百万人生活和生命的大悲剧。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事件真相至今鲜为人知。逐家走过去——

　　第一家：男人死光了

　　第一家，李立功家。
　　“这一家公公、婆子、儿子、媳妇，全部感染艾滋病，男人死光了，袁香莲是家里顶梁哩。”村主任介绍说。香莲是这一家的大儿媳。
　　袁香莲的婆婆、李立功的母亲泣不成声：
　　我四个孩子，就冇（只剩下）一个小闺女。大闺女查出来艾滋病上吊自杀，撇下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这儿，三年里头死了爷仨，八个月里又去了他弟兄俩。（痛哭）都是30多岁。小儿子发病喝药自杀……为啥卖血？不是穷急哩么！老天爷啊，谁会知道有这事，要知道会得艾滋病，给一万也不去，拉棍要饭也不去啊……我60岁整了。我的命也到时候了，还能操劳多少年呢？这心里过不了，我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小扳（夭折）哩，这不，俩儿，三十多岁，三十一、二，三十四、五，大闺女转过年四十一，都走了……。那时候穷，俺孩子啥东西也没有吃到嘴里，现在吃到嘴里就想着俺孩子，心里难受……
　　我也去卖血了，身上有病毒。孩子他爸先走，拉肚子，肚里不好受，治不好，那时候还没有来查病毒，到今年都走了六年了。（脱下一隻袖子，给我看当年卖血的针眼）。卖血有十来年，开始卖全采，后来卖单采（卖全血，谓之“全采”；只卖血浆，将分离出来的红血球输回体内，谓之“单采”），都是一采两袋子。在沈丘一开始就是卖单采，后来去过周口、项城、郸城、淮阳、郑州、开封……光血卖的有两缸！那可真有！村里好些人都去过，就跟做生意一样，你去他也去，就都去了。反正百姓命可怜！

　　袁香莲是李立功的大儿媳，是家里的顶梁柱。

　　李立功的妻子袁香莲说：“我现在最担心发病，我得为两个儿子活着。一家男人死完了，都是因为艾滋病。”公爹最早发病，死几年了。丈夫弟兄俩，去年一年里头死了。弟弟先死，是喝药自杀，31岁_他两口结婚一年就生气离婚了，都查出艾滋病，日子不好过。弟媳胡红回娘家还是没钱看病，死在娘家了。老二建长听说媳妇死了，也没孩子，自杀了，去年二月间。
　　袁香莲随后说自己家：
　　孩儿他爹随后也死了。
　　俺两口检测出艾滋病，就出去打工，到宁夏，我姨姐在那卖鸡蛋，奔她去了。他发病了，不敢跟人说是艾滋病。后来邻村晁庄人去了，跟人透露了艾滋病的事，说我们有病哩，我们是卖水果，就没人来买了。丈夫急着回来，说回家喝口水也是好哩，腊月间他先回家了。姐留我，他们不知道我也有病，留我住姐家，不用租房。丈夫病重打电话我才回来，回来伺候他。到白集卫生院输水，他不敢去，说：“不去，去那死得快些。”拉住他去住院，看到别的病人心寒，又说：“不能在这儿，还是老（死）家里。”住了一月多，药也不全，8月15号出院，20号死了。最后，扎针也扎不上，瘦得只剩皮了，瘦脱相了，鬼一样，谁见都害怕，孩子不敢上跟前。死罢一个月，儿子都不敢进屋，到现在还不敢一个人进屋。
　　现在八亩地，就靠我一人了，婆婆也发病了。孩子的大姑姑也有艾滋病，查出来，上吊了。孩子小姑家，俺妹夫也有艾滋病，查大庄的。那庄上有艾滋病的也可多，都瞒着不敢说，那庄不出名，不像咱庄敢公开。

　　第二家：病人躺在庵棚里

　　第二家。六十多岁的孟宪友正发病，在黍秸杆搭成的庵棚里躺着。
　　他家房塌了，大冬天，难过去。他老婆花英也卖过血，没敢检测。他两儿子麦前麦后5个月里都死了，都是艾滋病。大儿媳也是艾滋病，小儿媳娘家人领走了。“撇下五六个孙子孙女，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吃奶，孙子辈儿里也有艾滋病——都成艾滋病了咋弄？”
　　孟宪友没敢去检测的老婆花英嘤嘤地说，算是对自己不去检测的解释。当时官方正在开展“拉网式大检查”，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参加检测的既往献血员还有不少，所以究竟多少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至今仍然是个谜。
　　随后赶来的孟庄组长孟昭红说：
　　宪友一家惨到底了。他弟兄四人加一个妹子，一大家子九个艾滋病！宪友是老大，老二两口死罢了，撇下四个孩子，仨大点的出去打工了，最小的闺女在阳光家园，房空了，孩儿们没头偎了。老三，四五十了，单身光棍汉，穷，没寻下老婆。老四现在也是单身汉，寻个瞎子也死了。妹子婆家李竹园，妹夫艾滋病死了，她又嫁一家，受歧视又拐回李竹园了。跟前仨孩子，名儿起得可好：钱龙、钱虎、钱凤。俩大的打工去了，小的在阳光家园。妹子回李竹园婆家也还是受歧视受气。
　　——那让他们回来呗？
　　回来？回娘家？娘家咋收？还有几个孩子哩，净负担！他一家八九个艾滋病，吃谁的？各顾各还顾不住哩！都光听上级拨款多少多少，见不着呀！前两天（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捐赠的又哪去了？这不，房也塌了，想叫我去锯树给他盖房——是哩，路边树，各家地头上，当时户家一棵2元买的树苗，一亩地头摊3-4棵，说是谁栽归谁，后来又说都算公家的，私人不能动。他们想叫我去锯，我说，不能。我要被拘进去了谁还能替你们说话？他们不敢，光叫我上！我说：他们得的都是艾滋病，你们去锯呗，真拘进去了，我还能在外边替你们跑跑。。
　　孟宪友蜷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个秃顶，听见我们说话，以为是医生来了，头并不伸出来——庵棚里实在太冷——蒙在被窝里哆哆嗦嗦地说，赶快找本儿（艾滋病医疗本），给先生（当地对医生的尊称）瞧瞧！他很想活下去。
　　不久孟宪友死去，果真没能过去这个冬天。

　　第三家：父子三口半年死

　　第三家，张月英家。
　　组长孟昭红说：她公公她丈夫弟兄俩，他们爷仨，一年里死的，都是艾滋病！月份我说不清了，日子倒记得：初五、十五、二十五。她本人也是艾滋病，她大儿子肾积水，两个小的可能都是艾滋病，老三是爹娘病后出生的。她公公检测出来艾滋病不到三年死了，50多岁，她丈夫“本子”下来就死了，32岁，检测出来才2个月……“一个妇女家带三个孩子，困难得很！叫她自己给你说说。”
　　张月英就说——
　　我20岁结婚（1993年）就开始卖血，今年33岁。出去打工三年。我在山东一家电子厂打工，做小零件，一月工资700元，丈夫在建筑队干泥工，每天25元。家里检测艾滋病时候，婆婆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但我俩没回去参加检测，想着不会有事。2005年3月，发病了，自己找到当地市防疫站要求检测，检测出艾滋病——在山东威海边戎城检查的。全家测出三人艾滋病（他俩加儿子）。医生很同情，给我们每人100元，共300元，说：“回去看病吧，我们这里没有抗艾滋病病毒药，你们河南上级救助了额几百万，有药。回去治好了再来打工。”
　　4月回来在白集卫生院住院，主治大夫胡万廷、李昭。自费买药2600元，吃的花2000元。到县药店买药花3万多元。埋葬丈夫费用1000多元，细算：衣服125元，待娘家客2桌380元，烟100元，棺材550元是贷款，共计1050元。火化费用，到镇民政问了，需要1100元，没有这么多钱，没火化。现在卖豆子还埋葬费。
　　现在生活很困难，跑了一个月了，县里说叫去法院，县委在法院接待。找过刘广明副县长，他负责贫困哩，找过公社张书记，都没用。今天村里孟昭彬的娘死了，老死的，孟宪彬是他一门的，回来了，他是县民政上的，副职，我也找了他一趟，他说“尽力反映”，现在放假了，过罢年再说。为了孩子我还得跑，靠大家、社员、领导帮忙。

　　张月英一个农妇带三个孩子。

　　孟昭红接着说：她丈夫死罢几个月，她兄弟海峰也艾滋病死了，死时候欠7000元。这边埋罢，那边债主就去他家拉东西，我去说说，吵啥！人家还有媳妇、小孩哩，还得过不是？说说，东西放下了，我没去到时已拉走一三轮车罢了。农村就这情况——穷！
　　张月英说：俺4月回到家，5月5日海民（丈夫）走了。10月15日海峰（兄弟）死了。11月25日，公公死了，到昨天一个月。村里都说俺一年中家里死了三口，其实只有半年。

　　第四家：山墙打洞羊被偷

　　第四家，孟昭友家。
　　在去往孟昭友的路上，村主任李卫华先向我介绍孟昭友家情况：他三个儿子都卖过血，老大两口死了。大儿先死，大儿媳妇也是艾滋病，领着仨孩子——两儿一闺女——走了（嫁人），今年五月初一也死了，三个孩子就又拐回来了。大孙子才16岁，领着大弟弟14岁到广州打工去了，跟亲戚一路，。
　　刚进村，村人就告诉说，孟昭友家夜里羊被偷了！“院墙、房屋山墙被打洞偷哩”，指给我看，垒补上的洞口泥还没干。院子里晒着破棉絮，一间不大的房屋人羊共住：西头住人，中间隔出一间“庭堂”，东头养羊。孟昭友不在家，他的妻子董莲英在家做鞭炮。
　　董莲英告诉我：“大儿子叫平聚，要活着也有42岁了，属兔哩。平聚死后，村里沥沥啦啦开始（死人）了。小滩李俺亲妹子妮儿家，丈夫马德新2005年9月初四才死的，她婆家弟兄四个剩下一个，剩这一个人带九个孩子。都难着哩！俺这房子漏，才说想修修，人羊住一块。羊不敢搁院里，偷哩厉害，这搁屋里，还是叫偷了！”
　　卫华问：就没有听见动静？
　　“咋听不见？听见有动静，赶紧起来，一看羊没了，墙打了个洞！门拉不开，外先（外面）门鼻子被贼拴住了。好不容易把门弄开，院里大门锁着哩，一时找不着钥匙，着急把门卸下来，门外头，眼瞅着羊走远了，撵不上了。家里没任啥了，就指望着这几隻羊值个钱。人老了，不中用了，腿痛，干不了别的啥，就‘辫’个炮（把做好的散鞭炮，编成一挂挂鞭炮），一天辫三两块钱，攒聚着买个菜、买双鞋，还得瞧病。走不动咋办？……”

　　孟昭友带着小孙子。

　　有人把孟昭友找回来了，他一脸折皱里都是忧思愁绪，蹲在地上，半天才说出一句：“没想着贼会偷俺……”泪就下来了，一双粗糙大手赶紧去抹。半晌又说，开门看见门口搁几块砖，要是出来早还砸死我哩……贼就是欺负我老了，家里没人。唉，没想着这人老了老了咋恁难哩！快过年了，指望几隻羊还账哩，房也漏了得修修……大儿死了，今年媳妇也死了……老二在外边有媳妇了，生了一儿一女，不敢对媳妇说（家乡艾滋病情况）也不敢回来。一大家人家就这散了……。这时小孙子站在爷爷身边，满脸成年人的忧愁。

　　第五家：三个儿子全病亡

　　第五家，李可信家。
　　李可信是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三个儿子一年不到全部死于艾滋病。在他居住的两间小破屋里见到他时，只见他满脸的悲苦，他生病的老伴躺在床上。问他：“儿子的房子没人住了，你怎么不搬过去住？”——村主任领着我刚刚从他儿子卖血盖起的新房院过来。
　　李可信说：
　　我住着不是味。一家人零散了，就剩下俺老两口。我73了，老伴72了。我食道炎，这几天过年呐，心里不是滋味，茶水也咽不下去。到这一步也没办法。……大孩子是去年正月二十一死的，俩小的是今年收麦时死一个，不到20天又死一个，今年死俩。不到一年三个儿子都殇了。我有啥办法?……哭死也没门呀！
　　老人朝我望着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自言自语般诉说着：老二老三媳妇把孩子带走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老大撇下三个孩子，老大媳妇也有病毒。老三家三个孩子，老二家两个孩子。八个孙子女啊！谁管呐？没啥活头！说不出来……过一天说一天，还得干。
　　——你都干什么？我问老人。
　　“干建筑，撂砖头、合灰、掂泥兜子。不干咋弄呀？老婆还在床上躺着哩，她身体‘瓤’（弱）更受不了。”
　　我没有留下老人的照片。面对老人那双悲苦的眼睛，我没有勇气举起手中的相机。
　　过罢年老人去世了。有人说食道癌。有人说：“生生是心疼儿子，疼死了。”

　　第六家：我是党员咋会艾滋

　　第六家，孟宪礼家。孟宪礼也是个老党员，2003年艾滋病死了，死时60多岁。大检查时查出来，临死还不承认，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咋会是艾滋病？”同一年他80多岁的爹也死了，紧接着他大儿孟庆来艾滋病死了。2004年他老二儿孟庆营艾滋病也死了——他家一年里头出三口棺，两年里头出四口棺，剩下仨娘们：孟宪礼的老婆瞎子自己过，俩儿媳带着五个孙子女，老大儿媳有艾滋病，老二儿媳没检测。
　　孟昭红告诉我：庆来还欠我钱哩，宪礼也欠。我都不说了，咋说哩？艾滋病人家都欠帐。人一死，都有人来要账，我都劝说这事先不说先不说。人还算听我的，我跑艾滋病早（为艾滋病人奔走），艾滋病人拥护。
　　——你为啥跑艾滋病的事？
　　孟昭红说：死人太多了。我没检测出艾滋病，我卖过血。我弟兄仨，俩艾滋病，还有妹子两口都是艾滋病，还牵连着小孩姨一家。连外甥都染上艾滋病，小孩子姨夫死罢了。还有我小大（叔父）小婶都艾滋病死罢了，小大只比我大几岁，都死了，俺这亲哩，三成去两成了，光剩下小的老的了。我这一样岁数的，就我一个好人了。我妹子春花两口艾滋病，还有一个7岁儿子，也是艾滋病，母婴传播，春花19岁结婚后就卖血，这边有亲戚么，妹夫也一起来卖。就因为这，我才一个劲跑艾滋病，死人太多了！现在不跑了，只为大家当干部了。

　　第七家：四弟兄卖血染艾

　　第七家，张春兰家。
　　张春兰的丈夫李天臣排行老四，弟兄四人全部卖血感染艾滋病，李天臣、二哥李松民、三嫂，已艾滋病死亡。现在53岁的张春兰也已发病，卧床不起，她在陕西打工的三儿子赶回来照顾母亲。
　　躺在病床上的张春兰向我诉说：七年前（1998）六月初一（农历）丈夫李天臣死于“怪病”，“当时不知道啥病，症状跟后来说的艾滋病一样，发烧、拉肚子……死那时小孩小，最小的还不知道哭哩。”张春兰说，她不敢服用抗病毒药，副作用反应太厉害，她“受不住”。
　　尹庄是艾滋病重点村，已经开始实施抗病毒免费治疗，但是依从性教育不到位，效果不理想。一份关于河南艾滋病调查的专业报告中说：“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知识外，农民缺乏教育和基层技术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该服用药物的停止服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坚持服用。在抗病毒治疗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不久，就在当年，张春兰去世。

　　第八家：白发人送黑发人

　　第八家，孟昭州家。
　　白发人送黑发人，56岁的孟昭州已经送走了儿子、媳妇、孙子两代后人。他们都是艾滋病死亡。儿子孟宪生2004年死亡，属鸡的，34岁。孙子孟雪原死时候13岁。剩下的老两口也都是艾滋病。
　　是孟昭州家的邻居拦住了我，她说：你是上头来的吧？来看看这一家吧！他家没人，才上医院去了，孟昭州拉着他老婆去化验了。她化验三次都没确定，昨个黄昏说是艾滋病，不放心，今儿个到槐店（沈丘的旧称）再查查，她腿疼，说是给孙子打针传染哩。（后来村医说，夫妻性传播可能性更大）他一家两年去了三口人，从去年到今年，少了三口人！
　　孟昭州家门户大开，屋里空空荡荡。
　　——你是他家啥人？
　　邻居。
　　——叫啥？
　　徐平。看着这一家人可怜，我就来给你说说。都知道这家困难。县里来摄过影了，北京也有人来拍照片，记者来照照相走了，就没有再来看过。孟昭州的孙子孟雪原，北京的大夫都看过，留得有照片，从小就是艾滋病，母婴传播，浑身烂，一小点就撮了撮了抓痒，血淌哩啦啦流，今年才死——他爸死罢8个月他妈死哩，他妈死罢8个月他死。孟昭州他儿子孟宪生原来是建筑队工头，很能干，为老婆看病十几万花光了。还想去北京，没去到，被截回来了。后来他发病才知道自己也是艾滋病，比他媳妇死哩还早！现在人都死了。我没染病，我没卖血。我来到（嫁到这村）晚，没赶上（卖血），要是赶上，也死了。
　　我最终也没有见到这家主人孟昭州，2006年，孟昭州夫妇先后去世。

　　第九家：我死了孩子谁管

　　第九家。
　　李卫华对我说：“这一户，只剩下一个老婆李桂芝，72岁了，她三个儿子两个艾滋病，老大不是艾滋病，是个傻子。老二儿子艾滋病，媳妇艾滋病死罢了，领着仨孩子单另过。老三儿子艾滋病死罢了，老三媳妇走了，俩孩子撇下给她了。她这么大岁数了还得负担照顾几个人，一个傻儿，俩孙子。苦得一个老太婆成天哭。”

　　李桂芝72岁了，还得照顾一个傻儿和俩孙子。

　　“我这眼都哭得看不见了。大儿，傻的那个，叫个尧儿。死的那个叫秋生。”72岁的李桂芝说。
　　老人带着两个孙子住老屋。屋里除了床，家徒四壁。出了老屋走向后院，这里是死去了的老三秋生的家。“媳妇走了没人了，现在我那傻老大在这住着。”李桂芝说，“今儿地还扫扫。你没见，傻哩呀！不知道又去哪了，不定啥时候回来。他不吃饭不回来，吃饭一定回来。吃饭时候叫他？……吃饭，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不叫。他啥也不会做，不会干活，一亩地我替他种着，不种吃啥？”
　　后院一所破屋，门楣上“大吉大利”四个字随风飘摇，屋内空空如也。老太太看到当门一堆烂红薯似乎很意外，说：“唉，这是俺那傻儿拾的坏红薯，他啥都往家拾，又不能吃……”旁边还堆着空瓶子、旧电线、生锈钉子等等一些破烂。这时候傻大哥回来了，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傻大哥一脸严肃，做大人物招手状，走进院子，边走边问：照相的是吧？
　　众人笑。
　　傻大哥站定，一本正经地认真说道：就在这随身照一个吧！随身照吧！
　　众人起哄：随身照，随身照！不用换衣裳，不用换衣裳！
　　然后傻大哥进屋，蹲下，双手托腮，守着一堆破烂做思考状。
　　这时有人跟我说，别看这会儿老大傻，上学时候可是高材生，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神经了。
　　李桂芝说：这就是我哩傻老大，50多岁了，没有人照顾他我也照顾不了了……说着说着哭起来：我那秋生好孩儿……，那时候孩子眼看不中了，我说孩子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可咋办哩？还是死了，孩子死还不如我死了哩！人家劝我，你可不能这样想，你死了，这些孩子连你的傻尧儿可咋弄？……我不这样想，也没法啊！我也想，我可不能死，我死了这些孩子可咋办哩，我的傻尧儿可咋办哩？……我成天想成天哭，天爷啊，我可不能死，我死了这一摊子这些孩子谁管哩？啥门儿哩……

　　第十家：谁把房子给盖好

　　第十家，李洪臣家。发病的妻子阎秀荣躺在村头那间屋山墙壁上写着“互相关爱”的破旧的小土屋里。屋里光线很暗，好一会才看清偎在床头墙角的阎秀荣。丈夫李洪臣抱着7个月的孙女，领我进屋后又出去了：“孩子不愿在屋里，光哭。”
　　阎秀荣开始诉说：在庄上男孩儿寻不下，女孩嫁不出去，都难成媒。这孙女是老二儿跟前的，他在郑州饭店打工，自谈一个，女方娘家是太康的。“骗过来哩！”说这句话时声气格外重，直言不讳。婚前先怀孕，媳妇生了孩子就走了。说“盖房就留在这儿，不盖房不留在这儿”，哭着走哩，说“就是要饭回来也得有个屋呀”！
　　“你是政府，”阎秀荣用手指着我：你说，这媳妇走了，房也没有，他（指她儿子）不学坏，不偷人家？丢人呀，丢中国哩人！你政府不怕丢人？我上北京几趟了，跪几十跪了，跪过政府领导，跪过地铁站、地下道……反正说不清是哪，跪下。头一回去20人，二一回7个……回来后死了几个了。“谁叫（把）房子给我盖好，杀了我也愿意！”阎秀荣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很久之后，在我一次次整理自己的田野手记时，我才听懂了阎秀荣这句话中关于“房子”、关于“儿子媳妇”的含义，传宗接代延续血脉，那几乎是中原农民生命意义的全部，也才体察到她彼时绝望的心境。理解默契需要生命的经验。
　　2006年10月15日，阎秀荣去世。埋葬了阎秀荣的坟墓，不是在老坟地，而是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这是他们家埋在责任田里的第一座坟墓，按照当地风俗周边插着一圈白旗，叫做“占老营”。

　　第十一家：全村最老的人

　　第十一家。
　　李郭氏是全村最年长的人，现在躺在床上已在弥留之际。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名字，户口登记“李郭氏”。有人说她98岁，有人说她100岁、106岁。李郭氏有2个儿子，因为穷，只给大儿子娶了媳妇，小儿子没寻上媳妇打了一辈子光棍，2004年50岁，艾滋病死了。大儿子跟前二男二女，也就是李郭氏的四个孙子女，全部卖血感染艾滋病。当年李郭氏做主，用孙女给大孙子“换亲”娶了孙媳妇，她的小孙子也像她的小儿子一样娶不起媳妇，一辈子“光汉条”，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孙子跟前一儿一女，李郭氏已是四世同堂。
　　站在病榻边上的李郭氏的儿媳一开口就说：你看难不难，这一圈子！
　　——你说说，怎么难？
　　我是她媳妇，70多了。现在俺一家就四口：俺老两口、俺娘、俺这个没寻上媳妇的老二儿子。俺娘成天躺床上屎呀尿，弄哩哪哪都是屎，100多岁了。俺这个孩子，也就是她孙子，娶不上媳妇跟着俺过，还有病毒。你看难不难！
　　她的“没寻上”的儿子、李郭氏的孙子就站在一旁。我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答：45岁。
　　咋染上艾滋病毒呀？
　　献血。1995年，1994年，就那两年染上的最多了。
　　他指着旁边一座破屋说，那是俺叔的屋，俺叔死三年了，他也是没寻上媳妇打一辈子光棍，家里没人了。去年在那屋喂四隻羊——别人看俺家困难，送的，拴屋子里，没有院子，叫偷走了。大牛也有人敢偷！杨楼村的，牲畜都得跟人住一块，贼叫门别开，牛偷跑，人打坏！
　　他的母亲、李郭氏的儿媳又说：你看难不难，你看看这一摊子，看看这房子破屋漏顶！难得很呐！
　　这一天李郭氏被“换亲”出去的孙女回来看望病重的奶奶。这时她说：俺哥没寻上媳妇，俺叔叔也没寻上媳妇。就是没寻上，才想这个办法。
　　——想啥办法？
　　卖血么！家里老人还得管她吃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俺叔俺哥都没有寻上，不就是因为穷么！
　　——你今年多大了？我问她。
　　41岁。
　　——你当时卖血了没有？我问话时已经不像初来那么忌口了，直截了当。
　　卖了。那时候都卖。回答也直截了当。
　　——说你是换亲……？
　　不是换亲，是转亲，几家子转的。我出嫁到土楼，有四五里地。
　　——你当时怎么想的？
　　那能怎么想？俺哥不是寻不上么，俩哥都寻不上，眼看大哥都30多了，我不是看老人一心作难么，可怜俺娘，可怜俺爸，给俺哥换回个嫂子，让俺哥有一家人家不就齐了么！
　　——你现在在那过得好吗？
　　我过得也不好，命运赖。
　　——咋回事？
　　两个丫头没有儿子！
　　换回来的孙媳妇王秀平，这时坐在院子里插炮捻。她说——
　　一想着闺女出去打工，心里就不是味儿。家里穷，上学先顾男孩。闺女为上学哭几回，10岁才上学，上到初一，学习成绩好，没钱没法上下去，退学到广州打工去了。当年为计划生育罚款去卖血，现在为孩子上学安炮捻。就这，俺闺女还是没有上成学！他爹有病不管干，大我十几岁哩，他是拿妹妹给我哥换亲娶的我。兄弟到现在也没寻上，愁人。
　　——你呢？身体还好吧？
　　我也卖血，也有病毒。

　　第十二家、第十三家……

　　第十二家，朱老五夫妻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
　　妻子正在给丈夫输液。几天后丈夫去世。朱老五死时36岁，身后留下2个未成年的子女和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就在此时此地，我第一次听到中原乡间那个令人心酸心碎的词语：“偎头”——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单使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没有了父亲，还使他原先收养的已经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几个孩子，也没了“偎头”。

　　朱老五夫妻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正在给丈夫输液。这张照片拍摄几天后丈夫去世。

　　第十三家，李广平夫妇均因卖血死亡。
　　他们两个儿子外出打工，32岁的女儿李爱玲，因患艾滋病婆家不容，回娘家安身。李爱玲说：当时俺家五口人，俩弟弟还小，爹，娘，我，俺仨都卖血。爹2003年艾滋病死了。妈死哩早，死在卖血床上了，不是单采，是全采，她卖血早，分罢地（实行承包责任田）就开始卖了，槐店医生说是“进空气了”，赔安葬费千把块钱。
　　李爱玲的妈可能是尹庄最早因卖血而死亡的人。于是我问她：你妈叫啥？女儿竟然忘记了妈妈的名字：叫……想不起来妈叫啥，叫个……王啥英？没听人喊过她名字。
　　她接着说：
　　我十六七岁开始卖血。先是在山东打工，俺妈死罢以后，也去卖血。2000年在马延东家院子里查出艾滋病。检测后不敢去看单子，过了年“本子”（艾滋病医疗卡）下来了，才知道真得了艾滋病。23岁结婚，那时候已不卖血了，婆家是西张庄，离娘家3里。第一胎生个女儿，一直发烧，低烧拉肚子，6岁死了。我自己私下怀疑是艾滋病（母婴传播），不敢说，至今不敢说。婆家不要我了，只好回小李庄娘家，两个弟弟外出打工，家里也没有外旁人。现在这个小女儿张明洁，4岁了，检测过了没有艾滋病毒，没敢吃过我的奶。丈夫还行，有时来这住住，回去人家也嫌弃。
　　村人说，她的丈夫已经被感染艾滋病。

　　第十四家：重组家庭

　　第十四家，是一户“重组家庭”。
　　马延东，妻子艾滋病去世，他的弟弟艾滋病去世，现他与弟媳许兰重组家庭。“村里有几家这样的情况，都是艾滋病人，一家男的没了，一家女的没了，合拢一起过，相互有个照应，谁也不嫌弃谁。”村主任李卫华说。
　　他们正在建房。马延东说，现在正盖的房子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兄弟13岁的儿子。“给孩子盖房子是早晚的事，没病早一天晚一天没事，得了这种病，得抓紧！”现在亲戚都不走动了，盖房没一人来，一般情况该来帮助一下。
　　马延东讲述当时的情况：
　　我原来是反对卖血的，开始是她（妻）卖血，妇女见钱亲。俺家卖血是因为母亲老了（去世）欠了二三百块钱账。
　　送她上血站，开始也是试试，卖了六七次，我也跟着卖了。我计划生育好，俩孩子就绝育手术了。老二（弟弟）卖血是为计生罚款，他家玉强小，罚800多元，他家是为交计划生育罚款卖血。到1995年下半年国家砍血站，1995年、1996年私人血站开始多了，感染人也多了。1999年老二发病，2000年死了。为治病现在还欠着账，借亲戚的、邻居的。小孩妈2001年发病，当时治疗条件不好，发烧控制不住，当年就死了。我老婆死后，她（当时的弟媳现在的妻子）那边有想法，想让我管她的闲事，就是帮她干活，操她的心，共同生活，现在盖房就是帮她。我说你该走就走（嫁人），那怕帮你几千块钱哩！后来爷儿们家也都劝我，撮合，就一起过了，组合家庭，也叫重组家庭。从2001年起，在一起三四年了，她不用操外面的心了，种子、化肥，都是我管，我不操家务的心了，不用作饭，她管。她也有艾滋病，互不嫌弃。我们都发过病，症状就是干咳、肺部感染、皮疹、抓烂流脓……村里还有组合家庭，马恒和金贵，也都有艾滋病。
　　马延东说他多次向上反映当地艾滋病疫情，早期上访，“7.15事件”都涉身其中。“县里杨局长来，说我是初中毕业，高中水平。”他找出家中上访的文字材料，竟是厚厚一叠。“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事很严重，往上反映，开始群众还不理解，还砸我的门哩，不愿叫人知道有病，嫌丢人。”
　　最早一次来检测就在我家院里，2000年参加检测200人，查出80多人。开始保密，不给群众化验结果，后来几次到防疫站讨要化验单，也都是单独去，各取各的，保密，说是“隐私权”。还有的当时不敢叫本人知道，怕承受不了。有人一知道得了艾滋病，吓得哭，也有人知道后几天就死了，吓死了。杨玉仙县长，卫生局郑局长、市政府秘书长都来过，都知道我跑艾滋病的事。6月拘留我时，还说我反正没少给政府找麻烦。“7.15”为万家乐的事，抓了我八天，不是病严重回不来。在拘留所我拒绝治疗，白集镇医院去带着氧气，李院长打电话要我配合治疗。现在我这是批捕，保外就医。“反正我房子已经盖起了，沈丘县就像在火山口上，做炮都会配炸药，惹急了我50块钱就平了它……不花一个也能平了它！”

　　家家户户血尽泪不干

　　第十五家，“这就是全村年龄最小的献血员的家。”村主任李卫华告诉我说。
　　最小的献血员李学民早已死去，死时才十六七岁，当年卖血时才十来岁。这时他的哥哥李学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已经发病多次。他们的父亲也已经因为艾滋病死去。他们的妈妈王秀英，一块旧布包着头，脚上两隻布鞋一样一隻，都破旧了，扎着裤腿，坐在机器后边辫鞭炮。卫华对她说，跟刘老师说说罢。她就开始说，不时抹去眼泪：

　　李学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他弟弟是全村年龄最小的献血员，已经死去。

　　那时候全家人都卖血，我卖哩还多哩，结婚三十年，卖血二十多年，不说几十缸，也有十几缸，拔了针就像“过阴了一样”，不知道任啥，灌了茶再醒过来。我没去检测，不敢测。也不是不敢，是……不去不疑虑，不了咋着哩？孩他爸殇了；小儿殇了；大儿这样，床上躺着；闺女婆家是杨庄哩，也不敢去化验。我不去化验，家里看病花那么多（钱）了，还有几个小孩那么小，我再有病，还指靠谁哩？这心里头呀，没干净过一会儿。坐都坐不稳当，这心里不是味儿，十冬腊月里，照护儿子呀，我这一辈子操的啥心！我看见这……我心里……吃都吃不下去。
　　俺大儿子躺了一年，小儿子也没照护过来，那时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病。学民开始没有卖血，是邻居李怀交来喊他。李怀交光棍一条，全靠卖血生活，卖血太多了，到后来化验成阳性了，验不上了（检验不合格，卖血不被允许）。血站说：“找一个新人可以带（捎带、允许）一个老人采血”，李怀交就带着学民去卖血，他成天来喊俺学民……
　　学民卖得也不多，就是晚，晚才染上。李怀交2001年腊月发病受不了罪喝药自杀了；学民2000年在马延东家第一批就化验出艾滋病，第二年正月就死了，村里人都替他可惜：“还没有成媒哩……”。借钱瞧病现在账没还了。
　　第一批都不敢去化验，听说化验出来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里，集中炮崩了！都不敢去，俺小李庄就去了9个，都化验出来艾滋病。叫百顺娘去，急哩她直摆手。第二批化验哩多了，全尹庄一次查出300多！学功媳妇来时候不知道艾滋病，“叫我诳（哄骗）来了。”媳妇好，对学功侍候哩好，学功吃不下饭，媳妇劝他，背地里泪不干——有仨孩子哩。大儿子怕是过不来了，CD4细胞剩60了（CD4细胞，是艾滋病检测中一项重要指标，正常值为200-800），啥都不想吃，靠输点水，唉，有啥药哩？管乎（管用）的药这儿村卫生室没有，白集镇卫生院也没有。急了（病情危急了）就卖点粮食买点高价药。要是儿子死了，媳妇再走了，我咋熬哩？我不敢化验，外甥也都不敢来……
　　王秀英一边啪嗒啪嗒踩着机器“辫炮”，一边诉说，平静，悲苦，无奈。

　　就这样一户一户走下去。
　　——这一处空房院是李钢定、李钢金弟兄俩的，这边屋是哥的，那边是弟的，他弟兄俩和他们的父母都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弟弟还没有结婚，哥哥的媳妇走了，这一家没人了，绝户了。
　　——这一家，李合成艾滋病死亡，妻嫁人。他家2002年盖新房，房起来了，门楼还未及作顶，合成发病，第二年人亡，2003年六月十七走哩。剩一个老娘，八月间也走了。
　　——又一处空房，也是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刚将房盖好，就毕（死）了。”门楣：鸿程万里，喜禄寿福；对联：霞光映照幸福家，彩虹降临新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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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家，也不知道谁家最困难。那么多家人去屋空，已经绝户。
　　（照片均爲作者刘倩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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