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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博古。毛泽东与博古斗争的最大目标是要夺回被剥夺的军事指挥权。红四军成立后，毛泽东任党代表军委书记和前委书记，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尽管当时也受到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及湖南省委的干扰，尤其是受到湖南省委派去井冈山的“钦差大臣”杜修经和杨开明（杨开慧的堂弟）还有一个中央派去的刘安恭的困扰，一度被剥夺指挥权靠边站，但由于那几个毛头小子打仗不行，吃了败仗，又不得不请毛泽东回来擦屁股善后，总体而言毛泽东是可以贯彻自己作战方针的。他的作战方针简而言之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虽然他的这种作战方针被中央视为偏门左道的游击作风，国民党最初也对之嗤之以鼻，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卓有成效，在他的领导下接连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中央机关迁移到苏区后，毛泽东就被冷落靠边站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战术沿用前三次诱敌深入战法，依然取得胜利。1933年博古李德到达苏区，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者，李德负责军事，毛泽东终于被彻底边缘化，支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博古年轻（当时26岁），军事一窍不通，完全依靠军事顾问李德，李德的作战方针与毛泽东的截然相反，号称“御敌于国门之外”，与蒋军死磕硬打，结果使得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丢失根据地被迫长征。长征途中被围追堵截，湘江战役又蒙受重大损失，死了几万战士，使得中央和中央红军（也叫一方面军）面临生死存亡空前危机。毛泽东对博古发起的夺权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发生的。

在与博古的权力斗争中，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表现在，其一：拉拢张闻天王稼祥从而分化孤立博古，并且只追究批判军事错误，夺取军事指挥权，而不检讨清算政治路线错误；其二是夺回实际军事指挥权后，顾忌共产国际观感，将张闻天推到总书记职位，自己隐身其后。

张闻天王稼祥原本与王明博古同一阵营，都是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半”成员。博古担任临时中央书记时，张闻天王稼祥也都是临时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34年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王二人政治立场与共产国际及代理人王明博古一致，认为毛泽东在山沟沟里搞的那套不是马列主义，但到根据地后亲眼见到在博古李德领导指挥之下，红军屡遭挫折失败损失惨重，因而对博古李德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方针产生严重不信和不满，他们也从实际耳闻目睹之中了解并承认“老毛打仗有一套”；张王都对博古一味迁就独断专行的李德有意见，他们也受博古压制，与博古李德之间关系出现裂痕。长征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健康不佳坐担架，王稼祥因伤也坐担架。毛泽东见缝插针一路有意与他俩混在一起，发展革命友谊建立互信基础，三人就红军作战方针和前途反复检讨议论，结果使得张王对毛泽东的军事见解为大为赞赏佩服，在张王两人合力支持之下终于促成召开遵义会议，从此停止了旧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改为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指挥红军。最后拍板权虽然属于周恩来，但其实周恩来几乎完全“尊重”听从毛泽东，毛泽东从此实际重新夺回了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批判检讨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完全避免触碰政治路线问题，这样既有利于团结张闻天王稼祥甚至下台后的博古等人，也避免显得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唱反调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被认为是他作为一个圆熟老练的政治家的十分高明的斗争策略。

将张闻天推到政治舞台中心取代博古担任中共总书记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另一项极为聪明之举。当时王明常驻共产国际，虽然长征途中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但毛泽东必须顾忌到一旦恢复联络后中共未经共产国际大老板点头擅自撤换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感受和反应。将同是出自“二十八个半”根红苗正的张闻天推到第一线，比起一向被共产国际视为喜欢自搞一套旁门左道的毛泽东自己唱主角会让共产国际和王明舒服得多，因而减少许多可能出现的麻烦。如此，在与博古李德的斗争中，毛泽东通过巧妙的斗争策略达到了夺回失去的军事指挥权，同时也避免了日后可能出现的麻烦的目的。

再说说与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与“乳臭未干”的博古截然不同，他与毛泽东一样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他在党内的资历和他的个人领导能力及威望都堪与毛泽东比肩，所以与张国焘的斗争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里遇到的最大挑战。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斗争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一四方面军初次会合时候。当时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实力远大于毛泽东的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张毛两雄在红军汇合后的进军方向上发生争执，毛主张北上，张主张南下，但其实争执的真正焦点在于权力。从张国焘晚年所撰写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看到，张国焘完全未把张闻天甚至周恩来等领导人作为对手，他认为这些名义上的中央领导人只是秉承毛泽东意志的傀儡，他的真正对手是毛泽东。基于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张国焘有志于中央尤其是军委的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经向毛泽东表示要让位给张国焘，被毛泽东阻挡。为了缓和与张国焘的矛盾，后来是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给张国焘以息事宁人。张国焘则勉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张国焘又生枝节。当时汇合后的红军重新兵分两路过草地北上，毛泽东所在的右路军过草地后，张国焘以下雨一条小河涨水为由命令他所率领的左路军中止过草地北上计划，转而掉头南下。他并命令右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率领右路军一同南下。陈昌浩徐向前都是四方面军张国焘的老部下，虽然倾向于毛泽东的北上方针，但唯张国焘命令是听。毛泽东绝不受张国焘挟制，见陈昌浩徐向前无意北上，当机立断悄悄拉出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林彪和彭德怀的部队），脱离陈昌浩徐向前，独自北上而去，由此造成红军合而又分的局面。红军再度分开后，毛泽东和张国焘相互声讨指责把分裂责任推向对方，张国焘更干脆另立临时中央，拍电报告知原中央不再承认对方。

在红军分裂这件事上有一个细节饶有趣味，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时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截获了一份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内容是命令陈昌浩以强制手段裹挟毛泽东和中央一同南下。据说毛泽东痛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出走的原因正是因为叶剑英将这个神秘电报送给毛泽东看了的缘故。然而这份神秘电报后来一直查无下落。对于这份神秘电报的真实性后来有很多质疑，有专家学者做了许多详实考证，包括向徐向前元帅以及当时的报务员收发员求证等，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还有人向晚年的当事者叶剑英元帅咨询，但不得要领，叶元帅顾左右而言他。直接当事者张国焘陈昌浩都矢口否认这份电报的存在。如今有关当事者毛叶张陈都已故去，是否有过这份电报成了又一个“斧声烛影”似的悬案。但如果不拘泥于神秘电报的真实性，换一个角度，从此电报存在的必要性想，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倘若没有这封电报，毛泽东主动拉走一三军团就缺少一个正当理由，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排斥被迫拉走队伍尚且背负历史罪名，毛泽东若无故带走队伍，政治上处于被动受责难处境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有了这个电报，出走是出于自我保护，被迫无奈之举，红军分裂的责任无疑更多就落在意图裹挟甚至加害中央的张国焘头上。以毛泽东的性格和斗争谋略推想，只要有必要，这份电报想必就会出现。而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处境和心事能够心领神会很可能是毛泽东夸赞他“大事不糊涂”的原因吧。

张国焘后来败在毛泽东手下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四方面南下之后出师不利，吃了败仗部队损失严重，而毛泽东带走的红军却在陕北会合了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终于找到落脚地站稳脚跟，受此形势所迫张国焘无奈之下放弃原来计划，转而去陕北与毛泽东二度会合。这个原因含有运气成分。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张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支持与合作，使得胜利的天平在张毛斗争中偏向了毛泽东一方。在巧妙利用张浩这张共产国际牌上，毛泽东显示了高超手腕。张浩奉命回中国寻找中央和红军重建中断的联络，他有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但他到达陕北找到毛泽东之前对于张毛之争及张国焘另立临时中央一事一无所知，更不可能带回共产国际大老板就张毛纷争解决办法的裁示。然而毛泽东老谋深算艺高胆大，充分利用独占与共产国际联络渠道之优势，一方面并不向共产国际提起张毛之争，一方面促使张浩不断以共产国际大老板名义给张国焘“提建议”发指示，张国焘尽管对于那些建议和指示是否真属于“大老板”意志真假难辨多有怀疑，无奈他无法直接与“大老板”对话取证，加上他之前呆在苏联时期与王明等人关系紧张恶劣，且曾被共产国际盖上右倾倾向烙印，使他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取得共产国际认同和支持缺乏自信，终于在与毛泽东斗法之中败下阵来。等他到达陕北，大势已去，用他自己话说只好“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了。

文章有点长了，先就此打住，余言后叙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