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认为必要，请将次信给书记处宋任穷同志一阅。

---- 又及

                  3.24. 从(重）新写过，但是内容基本保留，文字上有变动。

乔木同志：

值此整党之时，向你反映一件事，也说一点心里的话。

（一）1967年4月二十几日，李锐被水电部“造反群众”从安徽“揪”到北京，这一天他来到我的家，把他在安徽所记的日记交给我要我看，同时告诉我，他把一个记有乔木同志和他谈论毛主席缺点（时间是南宁会议之后到59年庐山会议之前）的重要笔记本，交给了水电部的“革命群众”，请他们转交给周总理。李锐还向我说：“这个本子在庐山会议后，我都藏下来没有交出的。”这件事情不知道李锐正式向党交待过没有？我感觉有必要在这次整党清查中，弄清这个本子的下落。

（二）这个本子我没有见过，但是李锐向我说过的，乔木同志、田家英同志对毛主席的议论，那是多极了。这些内容，从我听到之时起，直到今日，我没有向任何人广播过。即使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受批判过程和十年动乱中，我也没有作丝毫“交待、揭发”。我为什么这样作（做）？一是我认为乔木、家英同志的本质和李锐的为人不同，我对他们有政治上的信赖。二是李锐告诉我，总理在59年庐山会议上说过：“在秘书圈子里议论一切都是可以的，出来圈那不行。”由于李锐一贯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自由主义，他什么都拿到家里说，我认为我这个党员有责任在我身上堵死这个泄密的漏洞，保守党的机密是我应尽的义务。

（三）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锐被落实政策，为把他自己装扮成真正的英雄，到处闪烁其词地宣扬小范揭发他多少多少。让人知道他的老婆离婚，不是应为对他的品质有看法，而是他的“五不怕”。这种为了装扮自己不惜给别人抹黑的作（做）法，不正是李锐的道德品质问题吗？他以为现在有了地位，有了领导同志的信任，就可以由他制造舆论，这是什么政治道德？！

（四）根据我对李锐为人的了解，如果他还没有交待上述笔记本的事，那他很可能矢口否认，甚至反咬我一口，因为此事无法提供在场的第三者。我郑重向党申明，我的以上“揭发”是严肃负责的，如有不实，愿受惩处。

（五）附带再说一件小事。李锐被落实政策后，把我在“文革”中交请水电部上交国家的一笔钱领走了。此事从1982年春天，我请三机部党委追查以来，经过了水电部党委，中组部党委，都因为李锐态度恶劣而地位又高，无人敢于认真过问。最后，水电部党委竟根据李锐本人的意旨，向三机部表示他们愿意另外拿钱推还我的这笔款。在这种允诺之后，已经又拖了十几个月，三机部党委十四次打电话催办，水电部的回答都变成“研究”。也就是说水电部应李锐本人的要求（李锐对水电部李？？副部长说，他多年挨斗，他要这笔钱不能退还，请水电部另外拿钱退给小范），代他出面挡阵。整党决定说要敢碰硬，李锐的贪财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这也是我所认为他的“品质不好”之一。

（六）我在文革中揭发过李锐同刘澜波同志之间是宗派关系，事实根据是李锐自己告诉我的一些事，今天用整党的标准看，我也认为李刘的关系（我不涉及澜波同志的整个为人）有很多无原则，不符合党内生活的事实。李锐在他写的《一个晚年大放光芒的人》中，竟不指名地说他向造反派作交待是因为“在北京的知情人揭发了很多”。堂堂中央委员，在党报上搞此小动作，不是品质问题又是什么？

敬礼！

范元甄

198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