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魔怪，三民二主一障 ——百年五四长祭
本题至少有三个“重新评价”的出击点。一是“百年魔怪”的提法，不是说百年登台入室的都是魔怪，而是说，中国在百年艰辛经历磨难之余，仿佛在魔力怪圈的迷魂阵中，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原始起点，这个魔，不在外，而在内。二是中国百年炼狱可以形象地用三个数字概括总结，以降序排列，为“三民二主一障”，其中的“三民”不是主义，也是主义，而且比“三民主义”更加主义；接下来的“二主”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君主，又该是“谁主”沉浮？随之的“一障”把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引导并落实到一个“历史的终结”。最后一点是只言“五四”而不是“五四运动”——出于一种历史的“平视”，一种大体上与“长祭”持平的“长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一种历经大起大落后的“劫余”心态，跨越三四代人以上的宽广视角，祭奠我们自从那初波微澜开始的心历途程。
（一）
“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歌唱祖国》
这是七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回顾同一历史进程的响亮歌声。其中的“我们”是一个现在看来滥用了的概念，而与那个“我们”恰成鲜明对比的是标题中的“魔怪”，百年魔怪，那是我们认为的造成中华民族一切苦难的“敌对势力”。那时的“我们”，有理由如此爱憎分明。
从1919的五四，到1949的十一，三十年的“天翻地覆”人间沧桑，不能说不雄伟壮阔，不说不波澜汹涌，不能说不摧枯拉朽。站在当时的“历史新起点”的人们，有理由相信，没有了“百年魔怪”，美丽的光明前途一定是“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不能不说的是，那种兴奋与自豪，只能是三十年的历史频谱展开时的“短视”视角所能探视到的极限。
（二）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19年，五四， 1949年，十一。 历史正在途中，每一个“逢九之年”都再劫重历。 1959年，“自然灾害”笼罩下的中国人民，迎来十年大庆， 1969年，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9年，中美建交，中越开战， 1989年，人民解放军成建制集团军北京屠城， 1999年，法轮功围困中南海，又一轮对人民的镇压开始， 200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衰退，中国“一枝独秀”。 2019年，中美贸易大战，经济下行迹象显露，厉害国偃旗息鼓，厉害皇跛脚上阵。
“十年树木”，中国人，每个十年都有一番“建树”，但往往不是“正能量”型的。 “百年树人”，从五四到如今，中国人的“树人”之功何在？有吗？ 答案无疑是负的，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的“长视”又该如何重调细调长调？
（三）
重新定义“五四”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是资产阶级，而且是自由化，是自由化启蒙。
虽然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结束了中国历史形态上的独裁王朝专制统治，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场革命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内涵。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达到成熟阶段，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他们只是被历史的潮流冲刷到了沙滩上。
历史叙述中的“三座大山”正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桎梏，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自顾不暇的世界资本主义放松了他们的钳制所造成的空隙中，才得以缓过劲来，得以有长足的发展。不止是经济上，附带的还有他们在思想以及文化上的自我表现。西方传播过来的“西学”，中国派出的“留学”，各地开办的各级“新学”，正在抢滩占领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阵地。
青年，青年学生，成为这一新潮流的主力军。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只能说是事件本身的导火索。
那么，五四的属性是资产阶级的了？仍然不准确十分。具体的分析指出，那应该是“各样都有一点”的“三民杂烩”：民主-民粹-民族。
刚刚有所松动的思想束缚，艰难的社会生活，低下的生产水平，凶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中，中国人的可以拿得出手的民主-民粹-民族三联单，其实反映了中国人在摆脱了皇权统治后的成长，气质和心性的成长。但是也仅此而已。
正是这样的三联单，主导了中国人民在五四以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大军事集团的你死我活的厮杀火拼中的自我意识。
仔细回味完整的《歌唱祖国》的歌词，就是这一心态的最好表述。
（四）
也正是这种心态和意识水平，决定了中国在1949到如今的历史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不会接受这种论述——他们或者不了解历史，或者不理解中国。
建议重温《歌唱祖国》的歌词，它是与同时代的标榜“领袖毛泽东”的党文化显示明显区别的“民歌”。当我们唱响它的时候，它就会引领我们回到当年的氛围中，它的每一个字都好像发自我们肺腑深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在重复一个意志，一个简单的，甚至是幼稚的意志，以至于我们永远不能成熟，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
不但是我们，不但是中国人，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
（五）
“三民”直接导致了“二主”。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
而我至今思不解的是，为什么日本人，一样地遭遇文明的冲突，一样的落后亚洲国家，就可以经明治维新而脱亚入欧，而中国就一定命运全非？
莎士比亚有剧“一仆二主”，为什么其现代翻本，仅仅出现在我们引以自豪的“现代中国”？
所求的答案是，在同样的问题面前，在同样的形势下，日本人可以刻骨铭心，脱胎换骨，中国人只能做到浮光掠影，山寨复制，假造伪劣——不但对资本主义如此，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也是同样的做派。中国，不顾堂堂之躯，五体投地，卖身投靠，一始而再。先是膜拜斯大林为盟主，不惜父子相称。然而山寨不成，则冒然改换门庭，把投名状递交于美国手下，企图从世界资本主义大锅中分一杯羹。
这一回，几乎达到完美至臻。
（六）
中国人把五四称作五四运动，可它只是一个事件，event。对比我们需要的能够支持我们自在自主自立的思想运动，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没能意识到，所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只是在我们完全迷茫中的一种“择枝而栖，择主而事”的托词。在众多的世界思潮中，我们的先贤，不幸地选择了一条以暴力破坏开路的“捷径”。这难道就是顺从“打倒孔家店”口号而衍生的破罐子破摔的自卑自弃与自戕？
这无疑是与当时新近涌入城市，涌入社会，涌入经济大流的多数青年的小资出身紧密相关。
再就是中国汉族早已习惯于外族的淫威下卑躬屈膝，而把“德”的嘉奖奉予任何统治者，更是从孔夫子以下传统儒家的精心打制。一方面我们表面上追求“打破”型的革命，骨子里却不吝对任何可以攀附的救命稻草俯首称臣。这一个精神境界的二元化极致，不能不说是所有的所谓“中国特色”的“英雄本色”。
古人说“引狼入室”，我们是“引主入庙”。满清抗拒改革，用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共产党反过来是“马学为体，本党为用”——为什么？因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桩工具，就是那个“用”，而自身极端虚弱极端自卑而致，那就是民主-民粹-民族的三联单再加上无权无钱无思辨的“清流”基质。
（七）
山寨之路，也就是通过聚啸山林，常常会是直捣黄龙的“短平快”捷径。只是山寨挑战本家大本营，并且还要飘起“替天行道”的大旗，那就只能“树大招风”了。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难道不是这样的挑战吗？山头火拼还没有“一声炮响”，山大王就已经被迫进行再一次的“择枝而栖，择主而事”——中国人好像从来没有念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更不知道谁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中国人更急迫地需要知道，谁马上要灭绝性地攻击我们，谁可以为我们提供，哪怕是暂时性的，保护伞，以度难关。
“投名状”马上改递。1999年，中美建交，中越开战，谁是同志，谁是兄弟，谁是新主？
(八）
有道是：“山寨而优则篡”，恶习亦难改。
投名状加回马枪挑战成了家常便饭。上一回是挑战苏联，这一回则是挑战美国，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要不然敢称王称霸？
要我说，中国在“三民二主”的社会基础上，自我生成的是“一障”——魔障？智障？
关键在于，山寨如此多娇，引各个智障竞发飙。“厉害了，我的国”，表面上说的是国家，但是“厉害了，我的皇”，才是事物的真实所在——可那明明是“废弃国家主席任期制”，“颠覆国家政权”的大不韪。
（九）
何承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对于中国，历史赋予兼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经验的洗礼，应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宝贵经验，有两方面的“他山之玉”，应该在左右的两个极端中琢磨出一条“人间正道”。比如说一方面怎样避免个人崇拜，专断独裁，另一方面灵活调整社会结构，适用新的发展趋势与技术进步，以求发挥更大的社会潜力，造福国家，造福人民。
可是我们从“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矛盾”说中，看到唯一不变的是“乞盗为王-山寨-挑战”的恶性循环。一而再，再而三的“思想，学说，领袖，导师”的大旗之下，空荡荡一无所有。更有甚的是，反几十年宝贵经验的倒行逆施，沐猴而冠，定于一尊，带领众多的“三民”草寇，浩浩荡荡地对老牌帝国主义叫板，深深陷于所谓的“羞习帝德”的历史陷阱。
可惜，贸易战尚未正式开打，“厉害国”和“厉害皇”就招架不住——签约，等于卖国；不签约等于败国，何去何从？
（十）
2019，注定是金三胖，和习八胖难兄难弟备受羞辱的历史转折点。
两个红色血统大位继承者，已经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出色的表演，帮助当今世界形成一种朝野共识，即“他们是世界共同的头号敌人”——这只能是习皇挑战世界秩序的必然回答。即使是当初打出“韬光养晦”大计的邓小平也定难以接受如此把司马昭之野心暴露得“光宗耀祖”的魔障，作为自己的接班继承。
可以预见，风魔中国大地的魔障智障即将开始自愈。但是没有深刻的历史反省，缺乏哲学政治思维方法的自立，是不可能克服历史遗传性的“三民”劣根的。
是为1919五四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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