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

  “六四”事件一晃竟過去了整整30年。當時，我這個曾“上山下鄉”9年多的老“知青”是個國家機關的公務員，35歲；現在我已經是65歲的老人，踏上美國的不歸路也快30年了。這30年來，我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可以說在漸漸變化和逐步深入了一些；由“六四”剛剛結束時的相對盲目樂觀，認為中共根本撐不了多少年，到現在通過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不斷地再認識，感到中國大陸民主的推進需要整個民族積極參與，而不是靠少數精英。

  我是個對政治不甚積極參與的人，而以上提到的東西，說實話根本不是幾句話說清楚的，且我個人的政治看法也主觀片面。因而，我只能很坦白的說，就自己對“六四”事件現在的認識，只能說“六四”事件是帶有民主色彩的，北京青年學生和市民自發參與的，請願式的街頭政治運動。而當時中共決策實際上掌握在鄧小平為首的，政治思想僵化的老人幫手中。他們在政治上的極端強硬和毫不退讓，造成了請願者和他們之間矛盾的激化；其實如果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政治改革派能掌握實際權力，這場政治運動不至於鬧到大開殺戒的地步。

  當然，假如真是如此，中共實際上也仍是永久執政黨，只不過帶有一定的“政治改革”色彩。話說回來了，當時請願者也沒有建立獨立政治黨派的民主理念，只是希望中共改革派能清除腐敗的“官倒”，在政治上延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的相對開明的政治路線。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中共以老人幫為代表的保守派對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十分不滿，他們在政治上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這引起當時青睞西方政治體制的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共老人幫在政治看法上有重大分歧；但他在失去鄧小平的支持後委屈的辭職下台。而後是趙紫陽成為總書記，他也在處理胡耀邦去世後形成的請願運動中，因如何處理上與鄧小平有不同政治看法而被迫下台。有關這段歷史我就不必再說了吧；反正就是請願者的抗議慘遭戒嚴部隊的武裝鎮壓。

  在“六四”事件過去最初的幾年，我一直有種錯覺，認為當時北京各高校的青年學生和參與請願的北京市民們政治熱情很高。現在我覺得，這種所謂的政治熱情是建立在對中共或多或少的信任的基礎上的。大家走上街頭並非要推翻中共，或結束中共的一黨永久專制；而是強烈要求在中共所謂的政治改革派領導下，將改革開放路線延續下去。我現在認為這種要求執政的中共成為“青天大老爺”可不是什麼民主思想；而鄧小平們惱羞成怒的鎮壓是骨子裡視請願者為“大膽奴才”的。

  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在1949年建國後，中國的老百姓（當然包括知識分子）是覺的新王朝建立起來了，毛是新的開明君主。中共政權從那時起牢牢地控制着民心。儘管不識時務的毛總是念念不忘他那個“烏托邦”，一次次地搞荒誕且殘酷政治運動，最終還發瘋般地搞了“文革”；但中國大陸百姓沒有改變中共是領導者的印象。當然，老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對毛非要搞“烏托邦”不滿了；以致毛剛死，毛扶植的文革激進派就立即在中共老官僚的政變下覆滅了。

  在1976年有因周恩來去世引發抗議文革激進派的“天安門廣場的四五事件”。這個“四五”事件可沒有什麼民主的性質，僅僅是對毛支持的文革激進派的抗議。在“四人幫”倒台後，北京和全國各城市的慶祝遊行，可以看成是中國大陸老百姓對中共老官僚們的支持，而且還是發自內心的。

  因為毛搞自己主觀臆斷的“烏托邦”太倒行逆施了，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老官僚們重新掌權後便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他們是相對務實，要發展經濟的。隨後中共在政治上有相對的開放傾向，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清理歷史上的冤假錯案”等等。誠實地說，這些舉措相當得人心。但我並不認為中共那時在政治上有多麼民主。然而經歷了“文革”苦頭的百姓們是對鄧小平們的務實感激涕零，覺得中共領導下的中共大陸要“中興”。

  我記的我知識分子的老父親被“平反”了“右派”問題，又是中共黨員了，他真是激動萬分，那個死心塌地地跟中共走的勁頭可真足。我也別在這兒冷嘲熱諷，其實我那時也覺得身心挺愉快。像我這樣的“知青”當時差不多都這麼認為。在農村，鄧小平們的務實政策也讓老農民們有了生產積極性。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可真是中共專制統治的好時光。然而，社會上，特別是北京高校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也讓鄧小平們越來越不滿了。他們擔心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在削弱。其實，在“四人幫”垮台後，社會上民主自由的思維已有所顯露。那時北京有個“西單民主牆”，我記的有篇文章討論“無產階級專政最終會消亡”；當時在京城內引起市民們的興趣。

  1977年恢復高考。此後，頭兩年考入高校的大學生（人們把他們稱之為“77屆和78屆”）應該算社會精英群體了。不過在當時中共的老人幫看來，青年學生中間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嚴重。當時在中共高層中明顯分成兩派。老人幫代表着保守強硬，胡耀邦和趙紫陽被看成改革派。現在看來，當時中共的兩派都是要中共永久執政的，只是老人幫對社會，特別是高校內“脫離黨的領導”已經“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更加警覺。

  我在1980年至1984nia年在上大學，對校園內青年學生思想活躍有着深刻印象。那時基層選舉中已經出現不帶黨派色彩的“人民代表”競爭者。不過照現在的眼光看，就算是當時非黨員的競選者，也沒有提出鮮明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綱領，更遑論將矛頭直指中共統治者。我感到當時在青年學生中似乎有着這樣一種氛圍，即中共改革派是“支持我們的”；“解放思想”是人們的共識。那時總聽到“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而實際行動卻不是這樣。

  當時國內政治空氣中，對“文革”嚴酷控制輿論和洗腦的做法相當反感；中共黨內鑑於毛澤東的獨斷專行也明確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然而，這不表明中共那時改革派有早晚放棄一黨專政的思維（據說趙紫陽有最終放棄一黨專政的理念，他提出“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以及推行基層選舉的改革是佐證）；其實就算中共改革派，他們骨子裡也是要堅持一黨專政的，根本談不上推進民主自由的制度。這也就是說，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認為“中共改革派是支持我們的”想法幼稚，太過一廂情願。而正是這種思維造成了當時民眾“政治熱情高”。

  中共改革派代表胡耀邦被迫辭職後，社會上傾向改革開放的民眾，特別是高校，對中共保守派的政治舉動越來越不滿，他們對中共改革派深表同情和支持。中共元老保守派的“反精神污染”激起高校師生們的反彈。我回憶，在1986年全國著名高校，特別是在北京的，總是有請願式的要求“民主自由”的街頭遊行。而當時以“開明、寬容”自居的胡耀邦也不肯斷然否定學生們的行動。這當然讓中共保守派很惱怒，最終胡耀邦在失去鄧的支持後下台。

  我在維基百科中找到這樣的記述：

  （1986年底至）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八六學潮；合肥、武漢、上海、北京、昆明、廣州、天津等17個大中城市，爆發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此前）鄧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並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列舉了胡耀邦解除職務的原因：“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不過，儘管胡耀邦下台，“他仍然獲得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及學生的歡迎”。其後的一年多，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尖銳化，高校學生則站在中共改革派一邊。

  這種政治勢態下，1989年春天胡耀邦的去世便引發了“六四”事件。我當時生活在北京；那初夏之交的街頭政治看起來轟轟烈烈，其實全國範圍看，也就是在北京如此。這使得中共絕對掌握權力的鄧小平從容調動戒嚴部隊包圍北京，最後鎮壓之。這一武力鎮壓的結果就是中共的改革派煙消雲散，同情和支持中共改革派的高校學生及其北京市民大失所望，其支持黨內改革派的“政治熱情”也便無的放矢。

  積極參與這場街頭政治運動中的高校學生領袖和領頭的知識分子紛紛逃亡海外，並形成海外“民運”組織。我認為這時他們才真正豎起民主自由的旗幟。然而，海外“民運”組織沒有得到海內外華人的積極支持，此後便逐步衰落。很多人認為海外“民運”組織的衰落是其中絕大部分人的人品太糟糕；我不這麼認為。任何政治組織內部都是良莠不齊的。一個政治勢力的崛起實際上需要應運而生；而海外“民運”組織沒有這個“運氣”。老實說，中國大陸的民眾到現在也缺少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他們怎麼能自覺支持海外“民運”組織？我並不是貶低中國民眾，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缺少民主自由的因素。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貫徹他的政治上寸步不讓，經濟上放開的方針。上個世紀90年代後的二十多年，中國經濟有了大幅的增長。你可以說這種經濟發展是以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和國外資本剝削為代價的，並造成整個社會空前的腐敗和道德淪喪；但中國大陸各階層的物質生活確實或多或少地有了提高。既然中國傳統上“民以食為天”；我認為這也是老百姓能忍耐下去的理由。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內部再無明顯的民主改革派出現；那也就不會形成“六四”事件的條件——民眾積極支持中共改革派。想到中國民眾的所謂“政治熱情”就是把自身的希望寄託於中共改革派“青天大老爺”身上，心中也真不是滋味；然而我必須得承認現實。我在大學的同學有在北京高校當領導的。他私下裡和我交談的時候說，現在的大學生已經和30年前不同，並非毫無思想，或沒有什麼政治理念，而是一種在政治上什麼都不相信的不屑的勁頭。我因早已離開中國大陸，對國內高校學生的政治狀況非常陌生；但我肯定知道，現在國內的年輕人對街頭政治確實沒興趣。這算不算他們沒有“政治熱情”呢？

  如今國內全社會的腐敗仍在到處蔓延，不斷侵潤着各個角落，社會風氣只能用末日心態來形容，社會道德規範的遵守已是個大笑話。我想，這也是現在年輕人缺乏遠大理想，缺乏政治熱情的因素吧？細想起來，現在國內各種政治思潮還是有的，“公知”為代表的全力學習西方，“毛左”為代表的“烏托邦”理念，就算習近平的支持者也是有的；但各種政治思潮都不會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中引起巨大反響。“六四”事件30年之後，中國大陸政治上不斷地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