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 “六四”事件一晃竟过去了整整30年。当时，我这个曾“上山下乡”9年多的老“知青”是个国家机关的公务员，35岁；现在我已经是65岁的老人，踏上美国的不归路也快30年了。这30年来，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可以说在渐渐变化和逐步深入了一些；由“六四”刚刚结束时的相对盲目乐观，认为中共根本撑不了多少年，到现在通过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不断地再认识，感到中国大陆民主的推进需要整个民族积极参与，而不是靠少数精英。 我是个对政治不甚积极参与的人，而以上提到的东西，说实话根本不是几句话说清楚的，且我个人的政治看法也主观片面。因而，我只能很坦白的说，就自己对“六四”事件现在的认识，只能说“六四”事件是带有民主色彩的，北京青年学生和市民自发参与的，请愿式的街头政治运动。而当时中共决策实际上掌握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思想僵化的老人帮手中。他们在政治上的极端强硬和毫不退让，造成了请愿者和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其实如果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政治改革派能掌握实际权力，这场政治运动不至于闹到大开杀戒的地步。 当然，假如真是如此，中共实际上也仍是永久执政党，只不过带有一定的“政治改革”色彩。话说回来了，当时请愿者也没有建立独立政治党派的民主理念，只是希望中共改革派能清除腐败的“官倒”，在政治上延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相对开明的政治路线。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以老人帮为代表的保守派对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分不满，他们在政治上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引起当时青睐西方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老人帮在政治看法上有重大分歧；但他在失去邓小平的支持后委屈的辞职下台。而后是赵紫阳成为总书记，他也在处理胡耀邦去世后形成的请愿运动中，因如何处理上与邓小平有不同政治看法而被迫下台。有关这段历史我就不必再说了吧；反正就是请愿者的抗议惨遭戒严部队的武装镇压。 在“六四”事件过去最初的几年，我一直有种错觉，认为当时北京各高校的青年学生和参与请愿的北京市民们政治热情很高。现在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政治热情是建立在对中共或多或少的信任的基础上的。大家走上街头并非要推翻中共，或结束中共的一党永久专制；而是强烈要求在中共所谓的政治改革派领导下，将改革开放路线延续下去。我现在认为这种要求执政的中共成为“青天大老爷”可不是什么民主思想；而邓小平们恼羞成怒的镇压是骨子里视请愿者为“大胆奴才”的。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老百姓（当然包括知识分子）是觉的新王朝建立起来了，毛是新的开明君主。中共政权从那时起牢牢地控制着民心。尽管不识时务的毛总是念念不忘他那个“乌托邦”，一次次地搞荒诞且残酷政治运动，最终还发疯般地搞了“文革”；但中国大陆百姓没有改变中共是领导者的印象。当然，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对毛非要搞“乌托邦”不满了；以致毛刚死，毛扶植的文革激进派就立即在中共老官僚的政变下覆灭了。 在1976年有因周恩来去世引发抗议文革激进派的“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这个“四五”事件可没有什么民主的性质，仅仅是对毛支持的文革激进派的抗议。在“四人帮”倒台后，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庆祝游行，可以看成是中国大陆老百姓对中共老官僚们的支持，而且还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毛搞自己主观臆断的“乌托邦”太倒行逆施了，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老官僚们重新掌权后便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是相对务实，要发展经济的。随后中共在政治上有相对的开放倾向，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清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等等。诚实地说，这些举措相当得人心。但我并不认为中共那时在政治上有多么民主。然而经历了“文革”苦头的百姓们是对邓小平们的务实感激涕零，觉得中共领导下的中共大陆要“中兴”。 我记的我知识分子的老父亲被“平反”了“右派”问题，又是中共党员了，他真是激动万分，那个死心塌地地跟中共走的劲头可真足。我也别在这儿冷嘲热讽，其实我那时也觉得身心挺愉快。像我这样的“知青”当时差不多都这么认为。在农村，邓小平们的务实政策也让老农民们有了生产积极性。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可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好时光。然而，社会上，特别是北京高校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让邓小平们越来越不满了。他们担心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削弱。其实，在“四人帮”垮台后，社会上民主自由的思维已有所显露。那时北京有个“西单民主墙”，我记的有篇文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最终会消亡”；当时在京城内引起市民们的兴趣。 1977年恢复高考。此后，头两年考入高校的大学生（人们把他们称之为“77届和78届”）应该算社会精英群体了。不过在当时中共的老人帮看来，青年学生中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当时在中共高层中明显分成两派。老人帮代表着保守强硬，胡耀邦和赵紫阳被看成改革派。现在看来，当时中共的两派都是要中共永久执政的，只是老人帮对社会，特别是高校内“脱离党的领导”已经“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更加警觉。 我在1980年至1984nia年在上大学，对校园内青年学生思想活跃有着深刻印象。那时基层选举中已经出现不带党派色彩的“人民代表”竞争者。不过照现在的眼光看，就算是当时非党员的竞选者，也没有提出鲜明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纲领，更遑论将矛头直指中共统治者。我感到当时在青年学生中似乎有着这样一种氛围，即中共改革派是“支持我们的”；“解放思想”是人们的共识。那时总听到“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而实际行动却不是这样。 当时国内政治空气中，对“文革”严酷控制舆论和洗脑的做法相当反感；中共党内鉴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也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然而，这不表明中共那时改革派有早晚放弃一党专政的思维（据说赵紫阳有最终放弃一党专政的理念，他提出“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以及推行基层选举的改革是佐证）；其实就算中共改革派，他们骨子里也是要坚持一党专政的，根本谈不上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这也就是说，社会上，尤其是青年学生中，认为“中共改革派是支持我们的”想法幼稚，太过一厢情愿。而正是这种思维造成了当时民众“政治热情高”。 中共改革派代表胡耀邦被迫辞职后，社会上倾向改革开放的民众，特别是高校，对中共保守派的政治举动越来越不满，他们对中共改革派深表同情和支持。中共元老保守派的“反精神污染”激起高校师生们的反弹。我回忆，在1986年全国著名高校，特别是在北京的，总是有请愿式的要求“民主自由”的街头游行。而当时以“开明、宽容”自居的胡耀邦也不肯断然否定学生们的行动。这当然让中共保守派很恼怒，最终胡耀邦在失去邓的支持后下台。 我在维基百科中找到这样的记述： （1986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八六学潮；合肥、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此前）邓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不过，尽管胡耀邦下台，“他仍然获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其后的一年多，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尖锐化，高校学生则站在中共改革派一边。 这种政治势态下，1989年春天胡耀邦的去世便引发了“六四”事件。我当时生活在北京；那初夏之交的街头政治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全国范围看，也就是在北京如此。这使得中共绝对掌握权力的邓小平从容调动戒严部队包围北京，最后镇压之。这一武力镇压的结果就是中共的改革派烟消云散，同情和支持中共改革派的高校学生及其北京市民大失所望，其支持党内改革派的“政治热情”也便无的放矢。 积极参与这场街头政治运动中的高校学生领袖和领头的知识分子纷纷逃亡海外，并形成海外“民运”组织。我认为这时他们才真正竖起民主自由的旗帜。然而，海外“民运”组织没有得到海内外华人的积极支持，此后便逐步衰落。很多人认为海外“民运”组织的衰落是其中绝大部分人的人品太糟糕；我不这么认为。任何政治组织内部都是良莠不齐的。一个政治势力的崛起实际上需要应运而生；而海外“民运”组织没有这个“运气”。老实说，中国大陆的民众到现在也缺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他们怎么能自觉支持海外“民运”组织？我并不是贬低中国民众，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缺少民主自由的因素。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后贯彻他的政治上寸步不让，经济上放开的方针。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有了大幅的增长。你可以说这种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国外资本剥削为代价的，并造成整个社会空前的腐败和道德沦丧；但中国大陆各阶层的物质生活确实或多或少地有了提高。既然中国传统上“民以食为天”；我认为这也是老百姓能忍耐下去的理由。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内部再无明显的民主改革派出现；那也就不会形成“六四”事件的条件——民众积极支持中共改革派。想到中国民众的所谓“政治热情”就是把自身的希望寄托于中共改革派“青天大老爷”身上，心中也真不是滋味；然而我必须得承认现实。我在大学的同学有在北京高校当领导的。他私下里和我交谈的时候说，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和30年前不同，并非毫无思想，或没有什么政治理念，而是一种在政治上什么都不相信的不屑的劲头。我因早已离开中国大陆，对国内高校学生的政治状况非常陌生；但我肯定知道，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对街头政治确实没兴趣。这算不算他们没有“政治热情”呢？ 如今国内全社会的腐败仍在到处蔓延，不断侵润着各个角落，社会风气只能用末日心态来形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守已是个大笑话。我想，这也是现在年轻人缺乏远大理想，缺乏政治热情的因素吧？细想起来，现在国内各种政治思潮还是有的，“公知”为代表的全力学习西方，“毛左”为代表的“乌托邦”理念，就算习近平的支持者也是有的；但各种政治思潮都不会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引起巨大反响。“六四”事件30年之后，中国大陆政治上不断地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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