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人物
突然想起了这个话题，随便说说，不自量力，权博方家一笑。
我判断最具影响力人物的标准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影响程度的大小，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我不大相信这一观点，历史上某一个人因为机缘巧合而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例子，俯仰即拾，不可枚数，这个 人可能是一个大人物，也可能是一个小人物。比如说，秦末的陈胜，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稀里糊涂地竖起了反抗暴秦的第一面旗帜，从而导致了大秦的覆灭；二十世纪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枪杀奥地利皇储弗兰兹·斐迪南大公，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提起这些，是想说明一点：老百姓真的是与历史的巨大变革没有直接的关联，更多的时候，他们不过是被历史大潮戏弄的可怜人而已。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1) 列宁
今后的史家如果提到二十世纪，一定不会忘记叙述一番社会主义，一场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实验运动。这场运动以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为起点，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高潮，世界上差不多有50个国家，近半数的人口，1/3的经济总量，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实验运动，一直到九十年代开始衰落，今天，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北韩和古巴两个国家。
尽管共产主义已经式微，所谓日薄西山，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它曾经的横空出世，咄咄逼人，挤兑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节节败退，几不能自保。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验运动的始作俑者，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化名。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列宁，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俄国的十月革命基本上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当然，有心人士在背后的推波助澜，也是功不可没，其中就有布尔什维克。软弱的资本主义的民选政府在波涛汹涌的群众运动面前的表现，正好应了那句老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转瞬之间就被搞翻在地。在随后几天的自由辩论自由选举的大民主中，口才绝佳的列宁脱颖而出，他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苏维埃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数席位。
掌握政权之后的列宁，以其灵活的作风，对外与德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停战条约，从对德战争的泥潭中抽身出来，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鼓励资本主义投资，挽救俄国经济；以其坚强的意志，领导新生的政权抗击前政府和有产阶级在俄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活动；以其卓越的理论素养，补充修订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列宁主义主张。
随便换谁上去，都不可能象列宁这般做的好：激情勃发，分分钟打动台下听众的心；机敏狡智，懂得审时度势；坚韧不拔，始终孜孜不倦地鼓动革命；如橼巨笔，将草根阶层的一轰而起的暴力运动演绎成为圣经一般高度的理论经典。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也只能在俄国成功，列宁一类的人物在任何其它的国家都只能永远做一个政治异议分子，最终的命运不外是坐牢、流放、驱逐甚至枪毙。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平头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差，没有人想到要去造反；以非洲大陆极其不发达国家而言，这种事情想都不用去想，呵呵，那是因为自己想不出来，除非是有人出枪出钱帮助去想；以中国印度这种经济欠发达文化底蕴却很深厚的国家而言，即使真的鼓捣出来个什么东西，只要列强不高兴，三下两下就把你给收拾了，根本不用考虑输出革命这一说。
历史的机缘巧合，列宁在1917，他对芸芸众生一声断喝：面包会有的！普罗大众于是着了迷似地随了他去。俄国的地盘够大，人口不少，民风强悍，坚韧耐劳，对于专制有天生的服从心理，虽然是个农业国，但是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打不太好打，打下来也很难消化，借用曹操一句话：鸡肋！因此，列强虽然对于这个新生的政权疑虑重重，也不过仅仅是出枪出钱支持俄国境内的反叛分子找找列宁的麻烦，从未动过大规模干预的脑筋，于是，俄国革命得以惊险万分地度过了最初的瓶颈时期，慢慢地站稳了脚跟，随后开始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输出，中国、蒙古、北韩、中南半岛、中亚、东欧、中东、非洲。。。甚至中美洲的古巴也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师，二战之后，全球的政治生态格局居然演变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双方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几欲性命相搏。
如果列强们知道列宁在俄国搞的这一档子事，最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当初说什么都会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的，呵呵。
列宁，一个小个子的光头男人，不愧是一个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社会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人物。
(2) 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原本是一个小人物，在德国这一个封建传统有相当社会基础的国家里，一没有钱，二没有贵族背景，三没有显赫军功的希特勒，本来应该是在酒吧咖啡馆里籍籍无闻地了此一生，人们能够回忆起他的，不过是几张平淡的油画和酒酣耳热时的胡言乱语而已。但是，历史恰恰把希特勒这个小人物放在了一个极其适当的位置上，他的个人能量与德意志民族的特质结合在一起，几乎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
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过小兵，最高的军衔是下士，离军官阶级还有老长的一段阶梯，他在战斗中表现勇敢，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没有被枪子亲吻过，但是因为毒气导致了眼睛受伤。
一战后的德国，因为战败而遭战胜国的羞辱，土地被割裂，海外殖民地被瓜分殆尽；资源被掠夺用作战争赔偿，经济萧条，失业遍地；军队被大规模裁减，武器装备也被限制到仅够自卫的程度。近百年的奋斗获得的世界强国地位一去不返，日耳曼的辉煌成为昔日黄花。但是，在整个一战过程中，德国鲜有失败的战例，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本土仍然无恙，战争都是在其它国家打的。因此，德国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不服气的情绪：凭什么我们没有战败却受到如此苛刻的待遇？德国究竟要向何处去？
希特勒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他炮制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德国今天的悲惨命运，完全是因为犹太人的为富不仁，他们有钱而不投资实业，却汲汲于银行珠宝等高利润行业，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与日耳曼人格格不入，他们是国家经济的蛀虫，必须从社会中加以清除。另外，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残酷压榨德国的经济，挤出德国人民的最后一滴血汗用于战争赔款，而且大规模压缩了德国的生存空间，使得日耳曼民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是昔日罗马帝国的伟大征服者，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现在却因为国际上黑暗势力迫害和国内犹太人的吃里扒外以及少数贱骨头的德国人的出卖行为，让德国失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沦落到今天悲惨的境地。德国欲想重振往日的辉煌，对内要剥夺犹太人的一切，拿回被他们骗去的德国财产，对外要打碎英法美强加在德国身上的枷锁，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共产主义俄国是德国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是由犹太人创造和操纵的，趁火打劫，不讲信义，是人类危险的敌人。
希特勒的理论虽然荒谬，但是简单明了，很受头脑简单的草根阶层的喜爱，很快他组建的“纳粹党”就获得了德国政坛的掌控权，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最初显然是为了讨好下层阶层，从而赢得选票。在希特勒掌权后，因为其对外主张打破枷锁，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因为战后德国市场份额被极大压缩而萎靡不振的有产阶级，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希望，转而大力支持希特勒的冒险国策。于是，全德国除犹太人之外，全体齐聚在希特勒的大旗之下。
希特勒的政府鼓励私人实业，开拓政府公益事业，再加上1932年的国际裁军会议终止了所有战争赔款的支付，德国的经济很快好转，失业率下降，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到1936年，一个崭新的德国又冉冉升起在欧洲大陆，世界各地到处传颂着德国的奇迹。
在实现了对国内经济建设的承诺之后，希特勒终于向全世界张开了他的血盆大口，一步一步地开始拓展起德国的外部生存空间，进军莱茵兰，合并奥地利，吞并捷克，肢解波兰，闪击法国，东袭苏联。。。，从1937年到1941年，短短4年间，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已经仆伏在希特勒的脚下。
希特勒的天才狂想与德意志民族的坚韧纪律，精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乎颠覆了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秩序。一开始，没有几个大国的政治家预料到了，希特勒真的会按照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设计的蓝图带领德国向世界挑战，对于德国的崛起过于掉以轻心；如今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又惊惶失措，纷纷拜倒在德国的战车车轮之下。
就在希特勒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狂热和资本主义的钢铁奇迹般地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纳粹德国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介乎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怪胎，在风雪弥漫的俄罗斯大地上，在温暖的地中海万顷波涛上，在冰冷的北海滔天巨浪中，在英吉利海峡上空，遏制住了德国钢铁猛兽前进的脚步。
到1942年，美国被短视的日本拖进了战争的旋涡，山姆大叔的钢铁直接倾倒在德国人民头上的时候，所有的谋略，所有的勇气，所有的战斗技巧，就都不管用了，德国，终于被俄国人的大炮和美国人的轰炸放干了最后一滴血，投降了。而希特勒，则先行一步，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他的梦想去了。
从1937年到1945年，希特勒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噩梦，他引发的二次世界大战，有61个国家参战，是当时全球国家总数的2/3，合共造成近2亿人口的伤亡，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二次世界大战，至少不会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正是他的野心，他的狂想，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使得这一场本来没有任何悬念应该是德国完败的不对等战争，打了如此多年，其规模其烈度，都是空前的。
一个人，仅仅是一个人梦想，几乎把全世界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么？
(3) 罗斯福
不好意思，没有任何争议的好人现在才安排出场，嘿嘿。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极具贵族气质的残疾人，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并且死在了总统任内之上，从此美国修改了宪法，任何人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总统。
如果问1945年临终前的希特勒，他心目中最恨的人是谁，回答无疑就是罗斯福。如果没有罗斯福，很有可能二战的结局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今日的美国有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人的国际观。今天如果在街上随便询问一个美国人：如果伊朗是魔鬼，美国的潜在威胁，要不要出兵去打伊朗？答案中至少三分之一以上是Yes。但是同样的问题如果在70年前提出来，差不多全体美国人都会摇头。这就是从十八世纪后期起盛行于美国的“门罗主义”，即美洲孤立主义：不介入欧洲和其它地区的事务。
因为一战的缘故，中立的美国顺势而起，成为世界工厂，几分类似今日中国的情形。那个时代的美国虽然工业产值已经跃居全球老大，但是在国际事务上的心态上还是个小老弟，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去承担与自己国力相当的对于世界的责任，当时欧洲是英法说了算，德国正咄咄逼人地挑战二者的领导地位，亚洲则是美英法日俄不相上下的局面，日本正积极主动地努力打破这一战略均势，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美国充其量也就是能在美洲事务上说一不二而已。
二战前夕，美国一如既往地奉行其孤立政策，与各主要强国保持着大致良好的外交关系。在欧洲，美国没有很多的利益冲突，因此乐得做一个和事佬；在亚洲，日本最初的军事冒险是在侵害中国、苏俄和法国的利益，美国对于日本的行为不仅不管不顾，而且还继续对日本出口废旧钢铁等紧缺的战略物质。
所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句十足的屁话，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验证：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力量十分强大，而国会的立场和作为则与舆论导向和民意息息相关，一句话，美国的老百姓根本不愿意搅这趟浑水，欧洲也好，亚洲也罢，都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为什么要去多管闲事？！
罗斯福很早就看清楚了这一点：因为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世界变小了，美国不能永远地孤立于国际事务之外。但是，以他为首的美国政府很难一下子扭转这一传统的美国国策，否则，下一届的白宫主人可能就不是他了。因此，罗斯福凭借在第一届总统任内的“新政”举措，从而复兴了美国的经济所打下的民意基础，在二届总统任内，一点一点地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
在欧洲，虽然美国仍然奉行一贯的不介入政策，但是罗斯福对于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非常警惕，主张要以强硬地态度对待希特勒的冒险行为。罗斯福的这一思路，有人说是出于他对于纳粹理论体的深恶痛绝，也有人说是美国犹太人金钱的影响，无庸置疑，这是一个相当英明而且颇具前瞻性的决策。
从美国的长远利益而言，在远离美洲的欧亚大陆，扶持相对弱小的一方，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在前景并不明朗的局面下，甘冒与德国和日本为敌的风险做出明显偏袒英法中一方的举动，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与升斗小民之间最大的不同，前者想到的往往是明天，而后者则往往是昨天和今天。
随着二战的不断展开，罗斯福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战争的旋涡中去，对于以英法为首的盟国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等到法国战败，英国独力难支的时刻，美国除了直接出兵参战之外，几乎就是盟国的一员。
1940年，罗斯福的第三届总统任期开始，介于英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已经枯竭，国力消耗殆尽的严酷现实，他一力推动国会批准了“租借法案”，英国及其盟国可以不掏银子就能从美国拿到军火以及工业产品，战争进展到了美国出枪，盟国出人的程度。等到苏德战争爆发，罗斯福毫不犹豫地把租借法案扩展到了俄国。除了在20年代少量的美国私人资本进入俄国之外，这是民主国家与共产国家首次携手合作，美国的大炮坦克卡车源源不断地从北海运进了苏俄，在苏德两军撕杀的精疲力竭的时候，这些援助的意义非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了珍珠港。有人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的转折点，其实，转折点早就出现了，就是珍珠港。此后虽然盟国仍然节节败退，一直到1943年才开始大规模反攻，但是因为美国的直接参战，二战的结局早在1941年底就已经很明朗了。
雍正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打仗，打的就是钱粮。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归根结底还是双方的国力比拼。在热兵器时代，尤其是二战时期，士兵的勇气与统帅的谋略已经下降到很次要的地位，双方拼的就是工业生产能力、技术发展水平和人力物力资源，显然，德日意等轴心国一方除了德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与美国不相上下之外，其它各方面都相去甚远，战争的结局自然就是小葱拌豆腐了。
说起技术装备对于现代战争的决定性作用，日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二战前，从1932年到1941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经常以千人规模的部队为独立作战单位，附属少量的轻便山炮，往往打得几万中国军队满地乱跑。实际上单就步兵武器装备而言，日军并不比国军强大很多，但是凭借其良好的士兵素质和远比中国先进的战役组织能力，一个日军的战斗力基本上等于十个国军士兵。但是，二战的太平洋战场，日军碰上美军之后，士兵的勇敢和战役的谋略等等，除了给美军添了若干麻烦之外，对于战争进程的影响实在是不大。二战末期最血腥的硫磺岛战役，日军躲在地堡里，射击口紧挨着地面，除非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否则根本没有办法摧毁。美军就把原本准备用来战后在岛上建机场的施工设备运上岛，用推土机把搅拌好的水泥平推过去，把所有的地堡出口全部堵上，这种在掌控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下的不对称的战争，技术装备的强大完全压倒了其它因素。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确是对于二战贡献最大的国家，没有美国，二战的结果大概毫无悬念应该是轴心国胜利。苏俄则是二战中牺牲最大的国家，是仅次于美国对于二战贡献最大的国家，没有苏俄，二战的结果非常难以预料，变数很大，拖延的时间也会很长。
正是罗斯福，把美国从长期的孤立主义的氛围中连推带拉地带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以相对成熟的民主政体、强大的科技开发和工业生产能力，在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的基础上，挟领导二战胜利之威势，建立联合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轮甲子过去，依旧雄居世界霸主地位，丝毫不见任何衰退的迹象。
如果没有二战，如果没有罗斯福，美国大概迟早也能混到世界老大的地位，但是一定不是在1945年，恐怕是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的事情了。而且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一个多极的世界，而不是今天美国一级独大的局面。
如果说，这个世界一定需要一个国家出面做老大，阿唐还是以为美国来做是最好的。英国是个过气的破落贵族，虚伪、阴险和死要面子；法国早已经没有了拿破仑时代的朝气，浪漫、懦弱和不思进取；俄国曾经是一个专制猛兽，贪婪、冷酷和大而不当；日本则是个久贫乍富的小人，偏执、残暴和心胸狭小；德国因为二战的包袱，敏感、负罪和安于现状。试问，过去的60年里，哪个国家还能比美国做的更好？
从这个角度出发，坐在轮椅上引领美国走向世界霸主席位的罗斯福，是当之无愧深深影响了人类二十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态的伟大人物。
(4) 斯大林
斯大林也是一个化名，意思是“钢铁的人”，他的原名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斯大林是格鲁吉人，苏俄的少数民族，一个鞋匠的儿子。
正如他的名字一般，斯大林的确具有钢铁一般坚强的意志，这一点，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都有切实的体会。雷锋同志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而斯大林同志则是对于两者都像冬天一样的冷酷无情。
斯大林是列宁的助手和学生，斯大林这个名字还是列宁给他起的。尽管列宁对斯大林的粗暴作风有些不满，最后还是把俄国革命的薪火传递给了他。
斯大林这个人非常的冷酷和残忍，他在列宁故世之后，对于昔日的战友，今天的合作者，凡是意见不一致或是地位和贡献与其相当的人，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其中最为人垢病的就是对于托洛斯基的整肃。托洛斯基号称红军之父，在十月革命后的的卫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与军方将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将托洛斯基流放海外后，斯大林又对红军高层中怀疑与托洛斯基有旧的将领们加以清洗，造成军内人人危机。
其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国家对于政敌的严厉整肃，虽然其根源来自于过于专制的制度，但是，斯大林的示范作用显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从这一点而言，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苏俄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极其粗暴，先后有数百万的富裕农民被肉体消灭和流放易地，一夜之间，全国的农民全部编进了集体农庄。通过对于农民的全面控制，人为造成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苏俄的工业化进程相当迅速，到三十年代末，其工业产值已经位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希特勒开始“巴巴罗莎”计划入侵苏俄的时候，老毛子的军火工业能力已经非常强大了，简易、坚固、耐用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源源不断地从工厂开赴前线，展现出来的惊人的战争潜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希特勒大跌眼镜。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失败就在于低估了苏俄的国力。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苏俄农民的苦难和血汗换来了国家机器的强大，从而在二战中最后赢得了胜利，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希特勒都是一个恶魔的化身，甚至在二战结束前夕的德国，日尔曼的有识人士也看清了希特勒的疯狂本质，为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与未来，策划了对其暗杀的活动。但是，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则复杂很多，斯大林在西方世界始终都是一个暴君的符号，人们一想到斯大林，脑海里浮现出来的都是一个没事就在纸头上画狼头的刽子手；在苏俄，斯大林生前是太阳是领袖是天才是慈父，他的地位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斯大林身后其地位一落千丈，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焚化后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
以今人的观点，至少是阿唐的观点，嘿嘿，斯大林的正面评价至少有两点：伟大的爱国者和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前者是因为领导俄国人民抗击并战胜了德国的入侵，后者是因为源自于苏俄在二战中的英勇牺牲和伟大贡献。
在二战中，斯大林的军事才能表现平平，甚至在战争初期的几天里，突遭德国军事打击损失惨重的时刻，因为悔恨自己对于战争发生的时间点的判断失误，失魂落魄，不理政事。不过总的来说，在整个二战期间，斯大林还是尽到了他肩上的责任，任人维贤，没有捅出太大的篓子来。斯大林生前，苏俄把他对于二战的功绩捧上了天，斯大林身后，又把他贬低得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希特勒身上，多位德国将领在战后发表的回忆录中，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了希特勒头上，其实，希特勒在战略分析方面的眼光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他的失败，是因为执迷不悟地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不知道进退，最终被命运彻底压垮。他最为人所垢病的是在战争后期，常常绕过中间阶层直接干预军师级的战役指挥，实在是因为他的战略构想和意图远远超出他的军队所能承受的限度，万般无奈之下，希特勒只好赤膊上阵，祈望能够发生奇迹。虽然希特勒的疯狂并没有影响战争的最后结局，但是在东线战场上，的确出现过多次因为他的坚持，死不退让，从而扭转了的局部战局的例子。
斯大林还没有发疯到把手伸的这么长，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脑筋不如希特勒聪明，呵呵，他还是很会用人的，比如朱可夫就是被他从一个军区的小司令，一路提拔到了几乎是对德战争的前线总指挥的高位。
斯大林对于二战虽然没有突出的军事贡献，但是他敏锐的地缘政治的全局观却是居功置伟。战前，斯大林先在东北狠狠地揍了日本人一顿，让皇军在二战中始终不敢对苏俄动粗，还自嘲说是“涩柿”，嘿嘿。然后又趁希特勒全力搞定西欧，无暇东顾的时候，假惺惺地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大肆侵吞周边的小国，一下子把俄国西线上的国境线扩展了好几百公里，无形中加大了俄国的战略纵深，这在其后的对德战争中对于消耗德军的进攻势能，意义非凡。
斯大林的坚强意志和傲视群伦的形象，在二战最困难的时候，是凝聚苏俄人民的无穷力量。据说苏军在进攻的时候，往往在阵地上用高音喇叭播放着斯大林的讲话，红军士兵在领袖声音的激励下，前仆后继地杀向德军阵地。如果换上一个软弱的领袖，恐怕早就抗不住了，法国不就是前线一溃败，后方的城头就飘出了一旗白幡了么。
二战最精彩激烈的部分，毫无疑问就是苏德之间的战斗，在二战大多数时间，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东线战场上，双方动辄就是上百万人缠斗在一起。两个国家都是独裁专制统治，双方的士兵都不同程度地被洗了脑，战争格外地残酷与血腥。几乎每次战役的局部战场都是德国人占了上风，但是经年累月的血战，德国终于抗不住了，一个6千多万的国家，1千三百万的兵，近6百万的士兵和平民的死亡，接近10%，国家和民族的血流干了，苏俄的损失更大，近3千万的人口损失，甚至超过了10%，但是毕竟人口的基数大，没有被彻底压垮。
借二战的胜利东风，苏军高唱着“宜将剩勇追穷寇”，顺势把东欧收入了自己的囊中，再加上亚非一些穷光蛋国家的响应，全球山河有一小半成了红旗的海洋，共产主义事业如日中天。
阿唐以为，正是斯大林的铁血精神，带领俄国人民赢得了二战的胜利，在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领袖人物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正是斯大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与其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原则相结合，最大程度地推进了共产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的泛滥，成为后世回首二十世纪时最大的一道风景线。
(5) 戈尔巴乔夫
1985年，54岁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在短短六年时间里，这个秃秃的脑门上有着一个鲜明的暗红色胎记的小个子男人，一手促成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及其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扩张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高顶点，其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影响力，触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五洲四海，狼烟四起。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说法是：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企图把全世界纳入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严峻的形势，逼迫得在韩战和越战中曾经结下血海深仇的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不得不携起手来共同抵御新沙皇咄咄逼人的攻势。
就是在这个时候，1986年苏共的第27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新思维理论，主张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其本质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实现。
戈尔巴乔夫的主张，无疑是在沉寂已久的苏联政坛上投掷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如果说三十年前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清算，仅仅是批判前领导人的个人操守和品德，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理论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
尽管来自党内的反对声音不少，但是长期以来的经济停滞、思想禁锢和文化贫乏，尤其是威权统治下体制的僵化与沉寂，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于苏联现状酝酿着相当不满的情绪，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也希望能够改变这种困顿的局面，因此，改革的声音始终主导了苏联的潮流。在随后的苏共的28大上，从思想上组织上，基本上抛弃了一党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开始走向多元化和公开化的民主改革之路。
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其中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是苏联的主体，也是最早组成苏联的几个联邦国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这个国家是一个三级金字塔式复杂的结构：联盟、联邦和共和国。联盟的各个共和国中，民族异常众多，除了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民族基本上不占多数，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联盟的形成，除了继承自沙皇俄国的遗产，也有二战前后期对于周边小国的兼并。一句话，苏联内部存在着极为尖锐的民族冲突的隐患，只是这种隐患在以苏共为领导核心的共产主义时代，表现得不那么鲜明。
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化，联盟中央的权力不断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出于本民族或者本地区的利益，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当然，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活跃的人物就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另外，随着公开化的日益深入，苏共的历史问题和罪行逐渐曝光于世，极大地动摇了民众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心。
苏联集团的东欧部分，基本上是二战后期在苏军占领下半强迫实行的共产主义体制，民心历来不稳，其民主化自由化的诉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戈尔巴乔夫对这种情况持鼓励态度，明确反对东欧的执政者采取任何暴力镇压的措施，短短数年之内，失去苏联武力支撑的东欧各国，纷纷变色。这种示范效应，又反过来投射回到苏联，一时间，人心浮动。
就在这个时刻，1991年的8月，苏共高层中的保守势力趁戈尔巴乔夫度假期间，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试图停止戈氏的政治经济改革举措。急风暴雨中，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力挽狂澜，带头上街抗议示威，反对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前来镇压的军队，阵前倒戈，这场几乎由除戈尔巴乔夫之外所有苏共中央实力派领导人物发动的政变，仅仅维持了三天就彻底失败了。
在政变风潮中脱颖而出的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且在1991年底，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总统一起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紧接着，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响应，脱离苏联，加入独联体，苏联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独联体中最大的俄罗斯联邦，苏联正式灭亡。
一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了70多年的世界超级大国，在短短数年之内，改弦更张，政治理念全面转型，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造成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分崩离析，而且导致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实在是让世人眼花缭乱，大大地跌碎了一回眼镜。
很多人分析说，这是因为苏联长期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经济停滞，政治沉寂，文化萧条，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戈尔巴乔夫不过是在适当的时刻在适当的位置上推了一把而已。此话大谬，所谓寂久思变，人心所向，不过是苏联变革的必要条件罢了，独裁专制体制下的最高上位者，一言九鼎，对于历史的进程影响巨大。一般而言，民众的心声往往处于发散状态，需要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以便抒发，一个政党竞争的体制以便选择自己的民意代表，不然，就永远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对于统治阶层造成任何实质的威胁。如果不是相对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走上了苏共总书记的岗位，任何一位传统的执掌权柄的苏共老人毫无疑问仍将继续沿着习惯的路线前进，80年代的苏联尽管步履缓慢但是仍然稳定，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国家已经走到了必须悬崖勒马的边缘。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带领苏联走上民主自由的不归路，最后导致了苏联的瓦解和东方集团的崩溃？阿唐以为，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不仅是一个善良的人，有正义感的人，同时，作为政治家，他又是一个年轻的人。
不同于他的几届前任，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刚刚54岁，此前因为工作的机会，他多次出国访问，应该说，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有雄心壮志，想要做一点事情，胆子够大，魄力也足，而且他有的是时间，完全有信心大干一场，而不是修修补补，得过且过。于是他从经济改革入手，希望能给这个几乎僵化的庞然大物增添一些活力，但是效果不佳，于是又开始图谋政治体制的改革，希望先有条不紊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澄清思想和理论、理顺党和国家的权力分配和结构关系后，再开展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苏联就不仅仅是由苏共一个组织操纵的军事巨无霸、民生凋敝不堪的畸形国家，而是全民共有的国强民富的国家了。
然而，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是如此的庞大，不可避免的遭到体制内部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反对，因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重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改革派，打击传统派，最后造成了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自己则以主流派自居，居中协调，平衡政局。一段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左右逢源，很是风光了一阵。
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存在一个很大漏洞：一方面，他需要依靠苏共传统势力的体系和资源来管理国家和稳定局势，另一方面，他又鼓动改革势力去削弱苏共的影响力，改变一党独大的局面。类似的手法，文革中的毛泽东曾经施展过。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毛泽东，后者所拥有的雄厚的政治资源和娴熟的政治技巧，使得毛泽东能够有效地控制局面，欲取欲夺，游刃有余，潇洒得很，而戈尔巴乔夫不过是苏共体制下产生的一个普通的领袖人物而已，在突发事件导致局面混沌的时刻，他的政治能量与技巧都不足以驾驭局面，这就是91年8月未遂政变后的形势。
此前改革中的种种举措，一方面是苏共阴暗面的集中曝光，一方面是长期压制下的逆反心理的爆发，人心显然早已经背离了苏共。而未遂政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产品是：专制统治的威权沦丧。如果说此前老百姓对于苏共是敢怒而不敢言，那么现在的苏共就变成了过街的老鼠。
值此历史紧要的关头，叶利钦敏锐的发现彻底埋葬苏共，是一本万利夺取政治资源的捷径，于是率先脱离苏共，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体制。无论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还是出于对于苏共曾经试图抛弃自己的行为的怨恨心理，还是希望顺应时势，逃离苏共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总之，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与叶利钦相一致的行动，解散了苏共中央，试图以自己苏联总统的身份，全力争夺民意的制高点。
但是，以民望而言，叶利钦因为在未遂政变中的出色表现，风头正健，戈尔巴乔夫明显落了下风；以政治资源而言，失去了苏共的强权统治，维系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就变得极端虚弱，联盟总统的舞台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不稳定，最后旗下的加盟共和国纷纷离去之际，孤家寡人的戈尔巴乔夫只能黯然下台，从此失去了作为政治人物的一切资源。
戈尔巴乔夫显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实在缺乏大棋局下应有的政治智慧、胆略和手法，但是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客观上促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衰退，把人类从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紧张局势下解脱出来；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因为个人的利益抗拒历史的潮流，使得苏联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得以相对平稳的完成。
苏联的覆灭，对于全球而言，正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对于原苏联而言，痛苦是一时的，而且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一个以威权统治整合起来的帝国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长痛不如短痛，与其在腥风血雨中撕杀出来一个结果来，倒不如自我解脱一了百了。
苏联的和平易帜，戈尔巴乔夫功在天下。
(6) 丘吉尔
丘吉尔是十大人物中唯一的英国贵族，头衔是爵士，英文作Sir。后来香港人将其涵义引伸，最后是阿Sir遍街乱跑，嘿嘿。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最早开始资本主义革命的英国恰恰是封建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年的英国王室显然深偕此道，遂得以继续荣华富贵，保千年基业而不坠。
早年的丘吉尔很狗屎，学业不好，后来又去从军，也是一事无成。但是在军旅生涯中，丘吉尔迷上了写作，并且居然在二战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嘿嘿，老实说，除了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的那篇“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著名演说之外，阿唐从没有拜读过他的作品，所以不知道这个文学奖是否因为名人效应而特殊颁发的。
从26岁起，丘吉尔步入政坛，从此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政治生涯。
丘吉尔这个人虽然从政时间很长，但是绝对不是中国五代时期的冯道式的不倒翁人物，Y是个乌鸦嘴，总是唱反调，非常的讨人嫌，政坛上打滚了很多年，起起落落，经常被人挤兑，时常不怎么得意。当然，这种不得志是相对于他在二战中的风光显赫而言，实际上，丘吉尔在二战爆发前的30多年间多次出任内阁的阁员，如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不管部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殖民地事务部大臣、财政大臣等等，是英国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如果没有希特勒，丘吉尔大概永远是忙忙碌碌地做他的议员或者内阁大臣，当首相的可能性几乎肯定是没有，而且铁定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伟大的政治人物。
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尤其是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充斥着一派和平主义的气氛，人们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场面吓坏了，潜意识地认为仗打完了，该算账的已经结清了，现在应该裁军，世界将永远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
丘吉尔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唱反调的政坛人物之一，极力鼓吹要警惕德国的危险崛起，裁军是痴人说梦，短视的行为，当务之急是重整军备。接下来，希特勒在莱茵兰非军事区、在奥地利、在捷克斯洛伐克接连冒险，丘吉尔在议会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于英国首相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不满和反对。
其实，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不仅仅是他个人对于时局判断的失误，更大程度上是他软弱的个性屈服于民意的指向，归根到底是老百姓不想打仗。丘吉尔的对德强硬政策，恐怕也不完全是他的先见之明，很大程度上是他骨子里面的桀傲不驯的个性以及对于专制主义的极端仇恨。实际上，二战之前，丘吉尔是西方政客中骂苏俄骂的最凶的人之一。
说起丘吉尔的个性强硬，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摄影记者很希望能够照一张能够反映出丘吉尔个性的照片，可是摆好姿势后照出来的照片总是差强人意，不得要领。最后记者灵机一动，上前一步伸手就把永远燃烧在丘吉尔嘴巴上的雪茄给拽了出来，老丘大怒之下，一瞪眼，喀嚓一声，一幅经典名作就诞生了。
1939年，德国在干掉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不顾此前与英法达成的协议，与苏联一道，肢解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战争爆发后，张伯伦内阁垮台，丘吉尔登堂入室，奉英国国王指令，组建战时内阁，老丘出任首相，并且在下议院会议，发表了他的那个著名的热血辛劳眼泪汗水的演说。
刚刚掌权的老丘，屁股还没有坐热宝座，英法联军已经在欧洲大陆战败了。英国好不容易才把几十万赤手空拳的英军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撤退回国，避免了全军覆灭的下场。值此万分艰难的时刻，丘吉尔发表了大概是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讲话：“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不得不承认，丘吉尔的口才真是有两下子，人们可能不大记得低调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中说过些什么，但是老丘发表的精彩绝伦的名言，比比皆是。比如说，敦刻尔克大撤退组织的非常成功，新闻界大吹大擂，老丘说，胜利不是靠撤退得来的；不列顛戰役中，英德空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战，英国飞行员人数少，每天要上天战斗好几次，老丘打气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法国投降后，老丘又说：“让我们勇敢地承担义务，以致英帝国和她的联邦在1000年后人们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二战之后，老丘出访美国，宣称“横贯欧洲大陆、分割西方与社会主义阵营的铁幕已经落下”，呼吁美英建立特殊关系，“推动西方民主国家的团结一致” ，从此，铁幕一词，风靡了半个世纪。
虽然大话不能当饭吃，比如那个在法国在海洋和天空战斗的演讲说完了没有多久，法国就投降了，嘿嘿，但是，从1939年到1941年，在美国没有正式参战，苏德东部战场还没有开打的时候，大致上只有英国老哥一个孤零零地挑战德国的霸权，纳粹的铁蹄席卷西欧、中欧和北欧，形势真的是很严峻，丘吉尔的豪言壮语的确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老丘并非是一个完全靠嘴皮子吃饭的家伙，在国际政治地缘上，他的嗅觉也是一流的。在西方大国的政治家中，丘吉尔是以坚决反共而闻名于世的，在任何场合下，他都毫不掩饰对于共产主义的仇恨。但是，在获知德国入侵苏联的那一刻起，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丘吉尔都给予了斯大林以最大的支持，英国皇家海军调动了相当大的力量用于美国援苏物质的运输和护航，这种支持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一切都是以打败纳粹德国为最终的目标。从这一点来说，丘吉尔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的政治人物了。
美国在参战前，已经给予英国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种行为除开美国的国际地缘外交的需要之外：扶弱抑强，传统友谊，丘吉尔的个人努力也是功不可没。
英美的关系在美国的建国之初，并不是很融洽，作为前宗主国，英国的酸葡萄心理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自己前殖民地的美国有相当的敌意。在建国后的一百多年中，美国对于英国大致是以事大的心态进行交往：国际事务中奉行门罗主义，不干预不冒犯英国的世界霸权，在英国制订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原则的框架下，进行对外贸易。一句话，美国买英国的工业产品，英国买美国的农业产品，如何交易，大致由英国人说了算。因此，美国吃亏是免不了的。但是，因为英国是当时世界的老大，主导和维护着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远离欧洲大陆，除非英国首肯或者亲自动手，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美国动武。而英国如果对美国动武，必须付出贸易方面的巨大损失，不确定的因素相当多。因此，一百多年中，实质上形成了英美之间的独特关系：在英国有意无意的保护下，美国以极为微小的军费开支，飞速地成长壮大起来。
说到底，美英两国都是植根于一个文化的源泉，都是以现实主义作为最大的国家利益原则，因此形成了这种双赢的局面：贸易上我吃点亏，国防上你提供些保障。
但是，英国人的心目中，美国人就是自己乡下的穷亲戚，说一口卷着舌头的英语，夥计长夥计短的，土得直掉渣。呵呵，在十九世纪讲究门第、礼仪和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人的直爽和实用，的确与当时的上流社会的潮流不甚合拍。这种局面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早已经不是以英美贸易为主的格局，英国人与美国人交往过程中仍然不经意地流露着破落贵族的傲慢心态。
从一战到二战，英国的国力事实上已经衰退到美俄德的后面，但是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霸主。二战伊始，在德国战车的猛烈冲击下，以英国为首的盟国溃不成军，旧世界秩序大乱。
丘吉尔在就任英国首相后，如何劝导说服美国参战是是一个头等大事。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两人之间无数次在电话和电报上互相磋商和探讨，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乘船前往美国与罗斯福会晤，桌子下面的交易恐怕也不会少，毕竟那时候英国的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殖民地多的不可枚数，重新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总之，一个是使出浑身解数，要拖美国下水，一个是将计就计，顺势从英国的手中接过世界霸主的大旗。再加上，丘吉尔不拘一格的施政风格，激情勃发的演讲风采，临危不惧的个人勇气，都使得普通的美国民众耳目为之一新，逐渐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个同文同种的盟友。珍珠港上最后的一击，美国终于赤裸裸地与英国一起，并肩战斗。
在美国参战后，丘吉尔如释重负，因为胜利再也不是遥遥无期了。从1939年到1941年，他作为自由世界的旗手，摇旗呐喊了好几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此时此刻，丘吉尔本性中的现实、势利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他与罗斯福一道，迟迟不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从西方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策：1942年的德国，百战百胜，国势强盛，同时期的美国，尚未转入战时经济体制，大规模成军也需要时间，因此，利用苏联战场消耗德国的人力资源，利用空军的远程轰炸消耗德国的工业基础，在德国衰弱到一定程度，美国武装到牙齿的时候，断然一击，德国必将烟消云散。
与民主党的罗斯福相比，丘吉尔在政治取向上无疑要保守的多，二战中东西方两个阵营携手对抗纳粹德国的过程中，来自于老丘的不和谐的声音是最多的。除此之外，罗斯福汲汲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打破旧有的殖民体系，主张国与国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丘吉尔则倾向于维护旧的世界秩序，表现为对于苏联迅速崛起的万分警惕，对于中国进入世界四强的不屑一顾。对于两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很难从个人品行上说长道短，大致上还是分别代表了他们背后的国家利益：美国希望秩序重整，建立和巩固自己的老大地位，英国则希望维持现状，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原有的利益。
无庸置疑，丘吉尔是英国历史上做的最成功的战时总理，以英国在二战中所处的险恶形势而言，没有第二个英国人能做的比老丘更好，是他驾驶着老牌英帝国这艘千疮百孔的航船，历尽艰辛，闯过惊涛骇浪，最后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二十世纪的著名政治家中，没有一个能象丘吉尔这般留下了如此多的印迹，他的演说，他的礼帽，他的烟斗，尤其是他的V字手势，在自由世界风靡一时。
如果在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度里，丘吉尔无疑就是那个最高上位者，他的激情，他的魅力，他的敏锐，尤其是他坚韧的个人性格，这些都使得他会是独裁者的不二人选。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二战英雄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的的大选中，居然被英国人给选了下来。战后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大家安安稳稳吃饱饭的平凡首相，而不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强悍君王，老丘只好黯然下台，自我嘲讽曰：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哈哈。
(7) 里根
2004年6月5日，美国第40届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以93岁高龄撒手人寰。6天后，美国政府为里根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这是31年里，美国政府第二次为前任总统举行的国葬。里根，这个曾经的好莱坞二流演员的威猛大汉，现在已经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著名人物中排名第一，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出色的总统。
里根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普通美国人，他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美国普通的教育，大学毕业后，一不小心进入了好莱坞，做了20年的演员，演了50多部电影。不过，都不大出名。
一直到半百之年，里根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会成为美国的总统，因为此前他担任过的最大的社会公职是演员协会的会长。但是，1966年，他高票当选为加州的州长，并在4年后连任。这是里根政治生涯的一个重大转变。无独有偶，今天加州的州长也是一位来自好莱坞的演员，名声比里根当年还要大，看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确是这个道理。如果美国修改了宪法，来自未来的猛男很有可能还会成为美国的总统呢，呵呵。
在加州州长任内上积攒下来的政治资本，高大威猛的外表，坚定不移的保守主义的政治信仰，使里根这个前好莱坞演员在1980年以69岁高龄轻而易举的击败了有“花生总统”之称的吉米·卡特，并且在4年之后连任。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电视时代的美国政坛，政客的外在包装往往比其内在素质要重要的多。选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拥有些什么，但是却能够看到和听到你展现出来的那些什么。因此，当今圣上小布在电视前面木木讷讷地拽德州牛仔腔调，居然就把满腹经纶的前副总统掀翻在地，因为选民中不乏夥计夥计地粗鲁汉子，小布的牛仔风格很对他们的胃口。从另一方面而言，美国的民主政体，对于最高上位者的要求的确不高，大致而言，思维正常五官尚可辞能达意者，均可入选。这并非笑话，历届美国总统中的无能之辈多了去了，真的捅出篓子的并不多，分权的制度摆在那里，你想胡来也不可能在国会通过。
里根虽然演戏平凡，政治经验也很一般，但是有一点却很突出：他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的美国人。凡是他认为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与他的政治理念相吻合的东西，他就会坚定不移地去推行。这一点，对于里根的成名，非常的重要。
里根上任的时候，正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最黑暗的时期；因为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再加上长期福利政策引发的“滞胀”困境，经济萎靡不振；国家形象因为越战的失利而灰头土脸，在争夺世界霸权中被苏联的步步进逼搞的手忙脚乱；前农场主卡特总统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四处作揖到处拜佛的老好人作风，让这个国家的前途一片灰暗。一句话，美国正在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滑落，逐渐失去它的自信心。
里根继任美国总统后的69天，就遭到了不明背景人士的枪击，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根在这一意外事故中的表现为美国人民所称道，普遍博得了大众的好感与支持。
康复后的里根采取了减少税赋、降低福利和加大国防开支的赤字财政策略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在与国会的周旋中表现强势。要么是他的经济政策真的对头，要么是美国经济的自然回升，总之，里根的8年任期内，美国的经济开始了空前的增长。
对于里根经济政策成功的原因，众说纷纭。以阿唐的观点，不外是两个原因：首先是美国的国力雄厚，只要把钱稍微向某一方面集中一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规模就非常巨大，从而形成一个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其次是中产阶级膨胀成为社会的主体，自从罗斯福时代开始的“新政” 福利政策已经不适应这一阶层的需要。
如果没有苏联的垮台，里根在美国历史上铁定是一个一般般的总统，大概可以与克林顿齐名。但是，里根赶上了苏联的垮台，社会主义浪潮在全球退潮，这一个在二十世纪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遂得以一举成名。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两人联手促成了冷战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里根的政治观点极端保守，因此在对外关系上，他是个典型的鹰派，主张在军事上加强实力，以强硬的态度正面对抗苏联的步步进逼。按照军棋推演的结论，苏美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结果，一定是双方之间的核大战，因为技术上的限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在第一次打击中彻底消灭对方的核武器，而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只要有1%幸存并且反击回来，其破坏力依然能够毁灭掉整个国家，因此，核大战没有赢家。这就是核威摄理论的基本涵义：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在核威摄的阴影下，人类战战兢兢地走过了40年的冷战时期，苏美两国及其旗下的盟友或者仆从们，拳来脚去，各显神通，你来我往地互相过招，就是没有大打出手，局势始终控制在彼此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在60年末期，因为毛泽东豪情万丈地在全世界装大个，同一个时期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叫板，苏联想乘中国空前孤立的时刻，对其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彻底清除其核武器，免得老毛牛脾气上来，豁出3亿中国人的性命与苏联打核大战。消息传到美国，老美坚决反对，这除了从政治地缘学角度考虑：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核武器是潘朵拉盒，一旦开启，后果难测。因此，在二十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次世界大战后，仅仅20年时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预期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却是渺渺无期，核威摄的作用，居功甚伟。
但是，里根上台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搞“星球大战”计划，意图从外太空拦截敌方的导弹来袭，在美国的上空编织一张天网。这样，我打你，你没辄，你打我，打不着。如果这一计划成功，那么美苏之间的军事平衡立马就被打破了。于是，苏联也开始奋起直追，新的一轮军备竞赛由此起步。
不同于常规武器的研制，号称星球大战计划的导弹防御系统，很大程度是依赖于电子、电脑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水平，而这方面恰恰是苏联的软肋，基础不是一般的弱，全力追赶的结果，无疑是在已经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上雪上加霜，最后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联土崩瓦解之后，美国一支独秀，傲视群伦：自由和民主战胜了专制和独裁，美国的标准和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天下舍我其谁？美国依靠自己的道德、勇气和正义，建成了恒古未有的无形的超级大帝国，美国人民的自豪心情直冲九霄云外，里根，这个适逢其时的美国总统，立马被推举为开国以来的美国第一人。
苏联垮台，冷战结束，这是全人类的福音。但是，如果将其功劳平摊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的头上，实在是对里根的过誉。无论从哪个角度探讨，戈尔巴乔夫都是第一功臣，里根则是出色地完成了他任内应做的工作。
不错，星球大战计划的确给苏联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苏美两国长期的冷战对抗，双方在军备竞相角力，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技术水平都远远落后的苏联，只有依靠单方面加大军事工业的投入力度来和美国拼，时间一长，经济结构非常畸形，民生工业一塌糊涂，典型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做法。老百姓当然不满，受国家眷顾的精英们也不满，因为他们看不到能够在未来胜出的前景：打不能打，和平竞争也没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正是在这种求变思维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有一篇“矛盾论”，当然后来有人说真正的主笔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里面有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从“反杜林论”里面抄来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套到这里说，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外因，苏联内部经济的困顿、政治的沉寂和精英阶层的良知就是内因。没有内因的主导，外因也只有干着急。中共建政之后，西方的势力，后来又加上东方的集团，没少在旁边煽风点火，中国就是红旗不倒江山不变，一方面中国式的洗脑洗的很到位，另一方面我们的精英阶层实在是有些汗颜，嘿嘿。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样的评价加诸于里根的头上，当然是欠缺公允。不过，时势造英雄，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里根的确是赶上这一拨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不过是在全球共产主义浪潮高涨中，既想守住阵地，又想不死人，还想大家日子过的好，顾此失彼，有些手足无措罢了，需要做的不过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人站出来，带领国民咬紧牙关，扛上一扛。
1980年的好莱坞前演员里根，不多不少，恰恰正是这么一个人。
(8) 毛泽东
有关毛泽东的话题，阿唐已经在“乱世枭雄毛泽东” 一文中罗嗦了许多。
简单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新中国，韩战将不会爆发，即使真的有人发疯向南方进攻，最后的结果不外是南北韩在联军的大兵压境下，统一到南韩的旗帜下面。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美日在亚洲的战略同盟关系，亚洲的政治影响力排名是美国老大，中国第二，日本和印度争老三。
没有新中国，日本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致也是亚洲第一，但是其起飞过程要缓慢很多，并且是在与中国的磕磕碰碰中一同成长，中国很可能在二十世纪末或者更早在经济上全面赶超日本。
没有新中国，中国的政权大致会从老蒋传给小蒋，小蒋再传给某某，最后是四年一比拼，风水轮流转。
没有新中国，中国的版图大概要小很多，西藏与新疆部分至多与中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宗主关系。
没有新中国，中国的军事实力恐怕不会十分强大，因为美国的保护伞再加上美式装备的武装，中国实在找不出多少为了大炮而不要裤子的理由：不象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凭借一股精气神，一度曾经在二战中挣到了全球军事政治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德国、苏联的老四地位，全民族都有那么一股子玩命的劲头，中国早就过够了亚洲老大的瘾，再加上中庸调和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能有多少政治军事上的企图心，非常值得怀疑。
没有新中国，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大概要小很多，作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当然不如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闲仙散鹤来的自由潇洒，第三种力量时常具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当然，代价也不是没有，很多人已经为此饿瘦了楚腰。
没有新中国，太太们是不用出来做事的，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是以相夫教子为人生最高目标，平庸如阿唐者自然不需要日日精修厨艺分分钟生活在太座的阴影之下，哈哈。
没有新中国，小孩子们是要学正版的传统中国字，而且很多时候要从上往下从右往左的书写，当然这种情形会日渐减少，直到最后与西文的书写习惯接轨。
没有新中国，中国的官话还是要以满洲汉语为标准，但是一些地方会兼顾南方中国人的发音特点，不会完全按照北京口音做样板，大致而言，江苏和安徽人可能是国语说的最标准的人群。
没有新中国，同志这个词汇铁定是一个特殊用语，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互称男生女生，京味的调侃将会是晚会上的一个小品，江浙的诙谐没准会成为全国的时尚。
没有新中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不会生离死别阴阳阻隔，数千万人的生活不会起起落落朝不保夕，数亿万人的灵魂不会激扬荡涤重新塑造。
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毛泽东一人之力。
毛泽东曾经谦虚地说：他没有改变世界，只不过是影响了北京及其周围一小片地方罢了。没有错，说毛泽东改变了世界的确是溢美之词，但是他真真确确地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两代中国人，足足有10亿以上人口之多，国界没有挡住他的独特见解的传播，东南亚、南美和非洲都有他的信徒按照他的理念去实践他在中国曾经成就的丰功伟业，希望能够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打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毛泽东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他死后的三十年间，关于他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吹捧上天者不乏，践踏入泥者不少。伟人耶，暴君耶，众说纷纭。甚至是他的政敌，他事业的埋葬者--邓小平，都没有完全彻底地将其打倒在地，而是有舍有取，继续维持他头上的若干光环。人死如灯灭的说法，在毛泽东的身上真的当不得准，他的灵柩至今仍然座落在北京的中心，雄居于过往帝王都不敢奢想的龙脉之上。
毛泽东曾自比秦皇汉武，并自信将超越他们功业，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做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将治下的臣民整治到这种程度：灵魂深处闹革命，抛弃自我，融小我于大我中，人类的亲情、爱情和个体求生的自私本能全部都被淹没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那个时代的中国，完完全全是一个蓝蚂蚁的世界，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被时代的潮流卷进历史的车轮中，变成了一颗螺丝，一个零件，呼啸着碾碎了前进道路上每一个障碍。
二十世纪的政治人物中，在以个人一己之力改变了一个或者多个民族命运的宏伟事业上，只有希特勒一人能与毛泽东一较短长。人类历史的画卷上必将永远隽刻下毛泽东三个字，正如刘少奇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语调沉重地对毛泽东说过的：“人相食，我们是要上史书的”。
但愿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最后的一个专制时代；但愿在三千年中国纪元史中的两千多年充斥着的专制--革命--再专制--再革命的循环往复的链条从此断裂；但愿我们的民族能够秉持开放的心态，平心静气地融入世界体系，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气，和平崛起于世界之林；但愿大唐盛世傲视群小的大中华上国心态永不复燃，地球作为全人类的家园，早期的人类关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准则正在离我们远去，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正在建立和推广；但愿百年之后，人们回顾毛泽东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开疆辟土一统中华的伟业和赤膊上阵独力单挑美苏两大强国的勇气，更多的是要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共产主义理想中的狂热，在他的手中精妙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使得亿万中国人民经历了炼狱般的灵魂洗礼和斯巴达式的肉体煎熬。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官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秦皇汉武一类的英雄人物不是百姓的福音，毛泽东现象可以休矣。
(9) 邓小平
1976年金秋十月，巨星陨落后的中国，毛泽东的未亡人及其理论传人一同被华国锋送进了大牢，神州大地一片欢腾，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恭贺我们伟大的党又一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很快，慈祥的伟大领袖的画像旁边，一个笑容可掬的腼腆面孔如影随形地浮现出来，一代英主新领袖冉冉升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新主的资历不深，贡献不大，读书不多，本事不大，甚至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但是，排场却不小：画像到处贴，题字满天飞。政治上全面继承了前主的遗产，经济上萧规曹随亦步亦趋，祈望能够利用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政治资源，做一个太太平平的后主。
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无疑还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此后在苏东波的浪潮席卷之下，要么是抛弃共产主义快速地迈入西方民主化之路，全社会经历一个很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激烈动荡时期，要么是加大专制力度，与北韩一道，独立寒秋，冷眼向洋看世界。
在中国政坛上，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控制欲望不强，曾经有一句名言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据说一天的办公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玩。他的贪玩是有出了名的，象周恩来那样把工作安排到以分钟计算，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该管的管，不该管的放权，潇洒的很。甚至因为贪玩而因祸得福：庐山会议前，他在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球摔断了腿，没有前去开会，因而躲过了面对面揭发批判彭德怀的尴尬场面。
在国际共运史上，邓小平也是一个异数。在所谓的第一代领袖人物中，敢于对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大幅度修改的，只有铁托和邓小平二位。由于国际环境、国力以及民族矛盾的束缚，南斯拉夫的改革道路没有走完，南联盟自身也在铁托身后瓦解了。中国却实实在在的成功了。
没有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是很难切身体会出邓小平对于今日中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以阿唐为例，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已经读初中了，天天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要么就是学军，连假分数的约分还搞不大懂，求解方程更是云山雾罩地找不着北，但是小脑袋瓜里却泛起这么一个念头：毛爷爷死了，中国今后怎么办？
一叶而知秋，当时至少95%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全体被洗脑了整整27年。
毛泽东领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也好，百年屈辱的反抗也好，西方一个哲学流派在中国的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也好，毛泽东个人不拘一格好勇斗狠的个性使然也好，总之，在1949年功德圆满后，在27年间对于中国人命运的影响大到无法想象：文化是贫瘠的，经济是凋敝的，政治是压抑的，思想是单一的，甚至，连衣服的颜色都差不太多。
1977年，三度复出的邓小平面临的是，一场破了产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它是那样荒唐、那样极端、那样的远离人类文明的范畴，环顾全球，只有后起的柬埔寨能够与中国一比高下。也就是在这一年里，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之路。
从1977年到1981年，以少年阿唐对于世界的朦胧认识，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人价值观和舆论导向一点一滴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大多数已经习惯了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国民而言，是一个和风细雨的过程，但是对于一部分利益悠关的阶层而言，还是相当痛苦的。记得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候，阿唐在高考前的紧张忙碌中偷空跑到机关食堂看电视新闻，公报宣布华国锋辞去一大堆职务的时候，旁边一个家伙气的一拍大腿就起身出去了，呵呵，估计Y是一个三种人，文革中窜上来的。清理文革得益者，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废除干部终身制，老邓得罪的人着实不少。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称的上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保持社会大秩序相对稳定平和的前提下，邓小平一手主导了这场革命，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把中国这驾承载着8亿人口的巨型马车从毛泽东旗帜下的极左狂热路线上驶上了理性务实和平崛起的道路上。
在其后的80年代里，邓小平小心翼翼地引领着中国巨轮从社会主义的港口出发，在茫茫大海上探索着驶向资本主义彼岸的航线，从事着社会主义阵营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尝试：旧瓶装新酒。既要老船乘风破浪，还不能把老船给使唤散了，非常的不易。邓小平，这个来自四川的小个子不无诙谐的自嘲曰：摸着石头过河。
一转眼，卅载光阴，中国这艘古老的巨轮居然摸着石头驶到了世界经济总量排名榜的第4位，不能不说是一个世间奇迹。其间，老邓所付出的心血、心力和代价是有目共睹的，经常处于两面作战的痛苦挣扎中：一方面是右派的民主诉求，鼓吹彻底埋葬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理念，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是左派对于过往革命的迷恋，叫嚣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和经济体制是不可动摇的，任何违背共产主义理论的的实践尝试都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不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推广。不仅如此，为了稳定大局，为了让这驾破马车能够顺顺当当地跑下去，邓小平也不得不几度做出了丢车保帅壮士断腕的无奈之举：废胡罢赵，亲手斩掉了自己的左右手；64血案，演出了一出八大军区闹京华的历史悲剧。
64事件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也是邓小平一生中的几大污点之一。老邓在运动的初期，对运动的规模和能量估计不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运动的中期，整个社会在宁静革命中孕育的不满情绪全部被学运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府难以控制的自主力量的时候，又不习惯退让一步，借此机会建立一个政府与民间对话的管道和机制，一味硬抗，形成僵局；在运动的末期，为了所谓的党和政府的颜面，为了不让局势继续失控而导致个人威权的沦丧，居然采取了快刀斩乱麻，不惜流血五步悍然枪击民众的野蛮举动，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信仰就从道德的制高点上彻底跌落下来。
64之后的中国，民众的心理非常灰暗，很多人依据以往的经验，以为中国共产党大概又要回归从前的革命老路上，甚至共产党内部大多数的高级干部们也是疑惑重重：改革开放，风险太大，任何对于毛泽东路线的调整，都可能最终引发人民对于中共威权统治的怀疑、不满和反抗，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否真的右了？新上台的总书记也是战战兢兢，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也不知道该干哪些事。
还是邓小平，再次从幕后走到前台，大声疾呼：改革开放一百年都不能变，谁不搞改革，谁就要下台！以邓小平当时的平民身份，凭借个人的政治威信为资本对于前台执政者赤裸裸的威胁，非常类似当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整林彪时的手法，显然是有违党章和宪法的行为，但是，中国历史上这一次的专制行为，却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它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没有因为极左思想的回潮而背离方向。
今天，相对于前共产国家纷乱的政局和黯淡的经济，中国以其傲人的经济成就和稳定的政治结构夸耀于世，以至于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威权主义是经济起飞的最大助力，西方民主化之路并非是中国的必由之途。
对于今日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西方大国忐忑不安：在黑箱作业难以琢磨的专制体制支配下的一个庞然大物，未来的走向是敌是友？前苏联集团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旧瓶真的可以装资本主义的新酒么？越南，曾经的朋友也是曾经的敌人，青出于蓝而于蓝，在不到20年的学习中国的过程中，甚至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全面开始了改革之路。
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世界，中国不再是昔日那个唐吉诃德式的迷茫的汉子，孤独地挑战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它正在以理性务实的态度，迅速地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并且在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邓小平，这个曾经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实践者，为什么会带领中国走向了反叛共产主义的道路呢？
阿唐以为，是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首先是邓小平的个性。
老邓是一个变通的人，在革命道路上一路走过来，大多数时候都是小老弟二三把手的角色，单挑大梁的时候很少。如此，他身上的历史包袱少，为人处世相当灵活，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文革中被老毛打倒，他在林彪倒台后给老毛写悔改信承认错误，表白自己对于文革是服气的，还愿意为老毛鞍前马后地卖命，老毛一高兴，就放了他一把，让他二度复出。这方面，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都不行，一把手当惯了，给点气受就会跳脚骂娘，事后，彭德怀几度给老毛写长信，仍然是抱着拦轿喊冤的心态，老毛怎么可能认错放行呢？同样，在华国锋时代，老邓也写了效忠信，谦恭地表示愿意以华主席马首是瞻，遂得以三度复出。
因此，老邓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其次是老邓在文革中的遭遇。
老邓在被打倒后，在江西赋闲其间，据说每天都要在居住的小院里面转圈圈想心事，这大概就是反思。阿唐估计，每一个文革中被打倒的当权派都会反思一番：靠，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亏大发了！于是文革后再掌权，马上就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得好好的，一个个非富即贵，免得自己哪天又倒霉了，子女们又满世界流浪。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破灭，首先就发源于高干和高知一类的世家子弟，当年在西单墙上活跃的那些人，有几个是平头百姓出身？呵呵，扯远了。老邓这种量级的人物，大概不会过多考虑儿女情长的琐事，但是爱子因为受自己牵连而跳楼残废的惨状，不可能不对其心灵上构成强大的冲击：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级目的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吗？
文革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基本上是在几乎大部分政治局成员反对的形势下毛泽东一人犯下的。那么，这种制度本身一定有缺陷，以至于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阿唐不是为老邓涂脂抹粉，他在70年代末曾经表现出来相当程度地对于民主政治运作机制的兴趣，比如说对于西单民主墙的宽容，也曾经说过象文革这种错误在欧美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话，当然，在党内传统势力的压力下，在自己的政治地位稳固下来之后，后来他又从那个立场上回归到传统的共产主义民主自由观。
最后是文革后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
一句话，中国人真的是折腾累了，也折腾怕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一个接著一个，镇反、反右和四清还是针对少数人的行为，合作化、大跃进和文革则是不折不扣的全民运动，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清净的角落。人心思变，人心思治。
总之，无论是出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使命感，还是出于对毛泽东路线的反动心理，邓小平在三度复出后开始了他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邓小平改革之路的第一步就是政治上的非毛化，突破口就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到迷魂汤喝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终于明白毛泽东的话也不是金科玉律，他老人家也是会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这尊神就从神坛上倒塌下来了。
大凡专制体制下的反传统运动，往往最后会演变成激烈的社会革命，这种例子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更是整整经历了38年。同样，反毛化的运动也呈现出来某种失控的迹象：对于中国革命的反思，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于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质疑等等。这个时候，邓小平叫了煞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毛泽东以37开的评价，停止了对于文革和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大规模评论、批评和探讨的官方活动，鼓励全民一致向前看。
这一决议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实用主义风格，对于共产党的稳定执政而言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事实上，任何对于毛泽东路线的反思和检讨，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中共自身，彻底否定毛泽东就是彻底否定中共，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出一个安全的区隔，听任非毛化继续发展，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中共倒台失去政权。邓小平的“不争论，不探讨，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除了为自己“拉社会主义的车，走资本主义的路”的行为做辩解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的自私动机。但是，客观上来看，这一举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减少了很多无渭的麻烦与痛苦。试想，以中国之大，专制程度之深，文化经济之落后，中共可能如台湾岛上的国民党那样，自觉自愿地培育发展自己的反对势力，最终在理性和平的竞选中交出自己手中的政权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邓小平真的率领中国走上了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之路，在国家版图维持相对完整，社会局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没有十几年二十年以上的时间，中国是很难培养出一个初步稳定成熟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社会风气的。在这一漫长的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很可能难以制定系统、稳定和一贯性的经济政策来引导、规划以及控制全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不可能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完成经济的起飞过程。中国不同于苏联和东欧，人口素质、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都相差太多，经不起太大的折腾。
事实上，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们，作为中共统治的核心力量，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大多是拜老毛所赐，因此，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老毛的成见和怨恨是相当深的。以阿唐太的一位至亲为例，老人家是当年抗联的幸存者之一，文革后被打倒，家中佣人在诱导下揭发说老头是苏联特务，浴室的门把手内曾经藏有发报机，于是老人被扔进监狱，关了整整10年，放出来后一条腿就永远残废了。老人家很气愤地跟我们发牢骚：日本人一枪只是打掉了我几个牙，毛主席却整瘸了我的一条腿。从这一点上来说，邓小平没有顺应民意把毛泽东批倒批臭，政治上的大智慧还是很高明的。
老邓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眼光并不是很远大。在政治上搞定了文革凡是派之后，老邓首先在农村祭出了曾经把中国从大跃进灾难中挽救出来的法宝：联产承包，分田到户。这一下，农民的肚皮终于可以吃饱饭了，家中也有几个余钱了，连带着城市的副食品供应也变得充分起来。记得阿唐刚上大学的时候，顿顿都是高粱米饭、窝窝头和土豆熬白菜，毕业的时候已经可以吃上小炒肉了，呵呵。
农民的生活恢复正常之后，老邓又开始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中遭遇了无数的挫折和困难，也犯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尤以80年代中后期的物价双轨制最为人所诟病，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为64事件的导火索。双轨制本身恐怕也是中共内部左右两派争论拉锯妥协的结果，其负面效果不言而喻。
尽管邓小平的城市经济改革之路，一波三折，走的非常辛苦，但是在苏东波前后，在几个方面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城市服务行业从全民所有制向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的过渡，提高了行业效率和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让街头的混混和返城的知青有了安身立业之所，文革以来弥漫在社会上的那一股暴戾之气就此消失于无形之中，小流氓都跑去赚钱了；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开拓和发展，在国有经济的丛林中硬生生地打出了一片天地，从此农民开始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中国经济构成中的工业化比重迅速提高；再次是三资企业的引进，由此带来的海外资金和海外市场，把中国和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又次是开放几个沿海城市建成了经济特区，集中国内外的资金建成了大型的出口加工中心；最后是中央对于地方的放权，从此经济的腾飞有了自由自在的成长空间。
因此，在苏东波到来之际，一方面因为64的恐怖记忆，国民对于政治的兴趣降低至最低点，另一方面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百姓的兜里有钱，碗里有肉，家中有粮。最重要的是人们价值取向开始了发散的过程，多样化了，一阵风似的单一思潮已经难以轻易地打动人们的心。结果，中国没有如苏东国家那般，卷入到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运动中，中央政府得以继续有效地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终于赶上了二十世纪末期的最后一班世界经济快车。
邓小平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已经差不多28个年头，与毛泽东时代的27年相比，中国命运的改变虽然没有那么天翻地覆，日后落在史书上的笔触大概也没有那么波澜起伏，那么引人入胜，但是，这场伟大的宁静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实惠和好处，却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不再孤立于世界之林，不再为虚无缥缈的狂想去献身去打斗去灵魂深处闹革命，不再为明天的口粮后天的布票而犯愁，不再小心翼翼地窥视着政治风云以便及时地表态站队以免自己和家人遭受无妄之灾，人们终于有了初步的迁徙的权力和择业的自由，新闻界偶尔也能讲几句真话，至于百姓们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的举动更是司空见惯，没有人会因此而遭受到牢狱之灾。一句话，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观，中国的民主自由也有了若干小小的突破。
当然，因为历史的局限和传统的束缚，邓小平的改革之路走过很多的弯路，也犯过很多的错误，对于中国命运的改变也并非全部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其中的不尽人意之处后世之人甚至还将长久为之买单。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邓小平的改革事业的基础始终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这部庞大的组织机构之上，他始终高举“四个坚持”的旗帜，其核心本质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是在经济构成上如何变化，理论界如何争辩，价值观念上如何变迁，一党专制的政治架构从来没有动摇过。
三十年来，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迟缓甚至原地踏步，结果是造成今日中国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法制成熟程度极端不对称的非稳定结构，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
在经济构成方面，国有经济的比例逐年下降，并且大多数的企业危机重重，经济行为中最活跃增长最快的企业大多与国营企业无关。随著外资的涌入，三资企业的不断壮大，国有企业的阵地不断被蚕食的趋势显然是不可逆转的。在某种意义上，今日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从哪个角度去看，都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定义沾不上多少边。
在政治模式方面，一党主导下的精英阶层全面操控了国家机器的运行，社会缺乏基本的民主风气与法制传统。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而言，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的确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强人政治的色彩逐渐淡漠，昔日毛泽东一言九鼎式的独夫专制体制演变成为今日七嘴八舌式的精英专制体制，但是距离以民主、科学与法制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政治版图相去甚远。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时期，单就促进经济发展而言，很难一下子说清楚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孰优孰劣。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新加坡为例，实行的是开明专制下的精英政体，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丝毫不亚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是，新加坡的法制基础相当完备，对于官员行为的监管非常到位，基本上杜绝了贪污受贿的行为。另外，其国民的教育程度高，新闻自由度大，社会透明度高，极大程度地弥补了威权专制政体下常见的缺陷。
中国的精英政体在缺乏舆论监督、民选淘汰和司法独立监察的情形下，很容易形成大面积的贪腐现象。举个例子，中国的电力行业因为近年来的能源短缺而呈现典型的卖方市场，也就是说厂家是大爷，因此与电力有关的企业赚的钵满盆满，旗下的员工，大官赚大钱，小官赚小钱，工人也有汤喝。曾经有朋友的父母来自电力行业，赴美探亲，出手阔绰到要帮衬孩子给付房贷的头款。如果是在一个民主与法制健全的社会，某一个行业出现过高利润的时候，舆论会吵翻天，民意代表会出来推动立法提高行业税收，司法机构会介入调查有否违法经营行为，但是，在中国目前只能通过政策手段来加以限制和调整，如税收和改变投资力度，对于企业的灰色收入和分配不公却无能为力。前者，因为其隐秘性和普遍性，即使国家审计局派出下厂核查的人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人物，也难以一一查清，即使偶尔搞出一些事情，也会因为地方主义或者利益集团的包庇，难以对企业主管人员量刑问罪；后者，则是因为执政的精英集团的团伙性质的自私自利行为所导致的：经理们关上门来分配每个人的白色和灰色收入，外部没有舆论和司法的监督，内部没有工会组织为职工争取权益，高到是一般职工的多少倍完全取决于良心的多少。这里，还没有涉及官员们的个人贪腐行为。所以有人说，中国目前的贪腐现象是制度性贪腐：贪污是社会性的普遍现象，清廉则是个人性的偶然现象。
也有人说，贪腐是一个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在经济成长时期的普遍现象，是经济成长的润滑剂，毋须多虑；也有人说，早期资本主义就是弱肉强食，那是精英们该拿的，因为他们对于社会贡献大。姑且不论这两种说法的正确与否，也不谈道德的美丑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单单就其对于经济层面的影响而言，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因为这些钱都是灰色收入，很难遵循一个正常的管道投入到再生产的循环链条上去，要么是携款外逃，要么是家人移民国外，要么是私人放贷，更多的是在银行里面扒着，不知道哪天才能堂而皇之地拿出来消费和再投入。
因此，今日中国万象中，这种表面是清廉公仆实质是亿万富翁的尴尬现象，比比皆是。比如说性产业，明明已经在经济构成中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并且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依然是上不了台面的地下产业，国家不能征税，无法监管，结果就是肥了公安的个人腰包，衍生出黑社会的帮派组织，性病广告满天飞。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现象，全部归咎于是邓小平的“犹抱琵芭半遮羞”的改革路线的遗产，是不够公允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道德清流和脸面情节恐怕也是根源之一。
毛泽东用了27年时间把中国打造成了初级共产主义的军营，消灭了几乎所有的与私有经济有关的经济形态、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邓小平用了5年时间来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澄清了毛泽东的极左理论，此后就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踏步不前。这一手段的正面意义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在20年的时间里，把中国从一个相当一部分国民吃不饱肚子的穷困国度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的超级经济大国，一场非常漂亮的经济改良主义运动。邓小平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唯一中共强人，他的世界观，他身上背负的共产主义传统，他过于变通的个性：做事情留有余地和玩弄平衡，导致了他没有走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他后来的继承者，江与胡，又不具备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不能也不敢走出这一步。一直演变到今天，中共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工农兵的代表，转变为精英集团的代表组织。江总的三个代表论，就是想在理论上为中共这一角色转变而正名。因此，今天的中共还是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但是中共本身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中共了，这也算是时代的进步吧。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三千年信史上少有的美好时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是第二个大唐盛世。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把中国从共产主义的迷梦中唤醒，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没有愚蠢地在苏联倒台之后去扛共产主义大旗，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在外交上韬光隐晦保持低调以免遭到西方阵营的围剿，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把海外华人的资金引入了中国，同时还有他们的产品、技术和海外的市场，让中国的最大的资源--劳动力有了整个世界当作市场。当然，也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导致了人们在共产主义理念破灭和传统道德传统淹灭的情况下，道德体系呈现真空状态，全社会一致向钱看。
这三十年，中国的外部生存环境也是最好的时期：冷战结束，强邻倒台，没有外敌迫在眉睫的威胁，国防压力极小；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转型，大部分的加工业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911恐怖威胁，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正在中东疲于奔命，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异类行为，不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世界格局正在朝着协议解决争端、合作取代战争的方向转化，象一战和二战那样为了争夺世界原料和市场而大打出手的大规模人类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一句话，中国的确赶上了好时候。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倚仗船坚炮利，轰开了正在天朝老大美梦中沉睡中的中国的大门，民族精英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与工业化的西方强国的差距，以西方为师，开始了洋务运动，以图自立自强，他们的名字是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胡林翼、崇厚、丁葆祯。。。但是基于文化传统的束缚和个人眼界的狭隘，他们大多秉持着“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试图依赖技术进步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的，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国建成了初步的近代工业基础，从大刀长矛的中世纪军队一变而为使用先进兵器的近代军队。
不幸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中国被日本打败，极大地打击了民族自尊与自信心，作为替罪羔羊，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也遭到了整肃，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此后，急功近利的戊戍变法失败后，知识精英中的激进分子对于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企图彻底失去了信心，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满清统治者，最后以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中央政府因此而失去了对于全中国的有效统治，军阀混战，十几年无休无止，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基本停滞，以至于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步兵的制式武器中还有与张之洞时代相差无几的汉阳造。
辛亥革命后的纷乱局面的唯一正面收获是思想大解放，各种社会思潮充斥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马列主义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以科学民主为精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很可惜，中国一盘散沙的衰弱现状，民族精英中的主流分子已经不可能再有耐心去搞什么温文尔雅的改良主义运动了，于是，二次革命，北伐，最后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步松散地统一中国为收场。
国民政府顶着内外交困的压力，历经10年的努力，在自己能够直接有效行使管辖权力的江浙数省，从金融、工业和教育几个方面，开始全面打造近代化国家机器，并且以德国陆军为样板着手武装中国军队。很可惜，这一次的现代化努力再次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中华民族在8年的抗战中，几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后，又是国共两党的3年血腥内战。
中共建政后的头一个十年，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在农民的血汗供养下，第一次建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意义的工业体系。好景不长，紧接著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经济结构严重的伤筋动骨，工业化运动再次受到挫折。等到数年之后社会开始安定，经济重新恢复，却又迎来了文革风潮，这一运动，就是十年。十年之中，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因为天天革命而毫无进展是不公允的，公允的的说法是，经济建设中的大部分积累都被用于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三线建设和没有多少回报的对外援助上去了。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终于重新踏踏实实地开始从事应该从事的正经事情，尽管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假以时日，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一定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年沧桑多少事，星移斗转再启程。邓小平不愧是一代中华伟人。
(10)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对于阿唐来说，他和他的理论始终是一个谜。有人曾经说过，爱因斯坦发表他的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10个人能够看懂。呵呵，一直到100年后的今天，阿唐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以亚光速运动的宇宙飞船上的钟表会变慢，留在地球上的妻子会变成奶奶？
大致而言，不同于牛顿时代的直观的经典力学，在某种意义上，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一种思想的产物，也就是非直观性的科学，他的每一个论断，都不是精密测定和观测的结果，而是通过思维推断和数学求证获得的，都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为现实的实验和观测所证实，如通过布朗运动来测定分子的实际大小，光线经过恒星的引力场将会弯曲，质量和能量的相互转换，其中，他的引力波理论，甚至是在1979年，他逝世24年后，才得到间接证明。
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当完美的揭示了一些经典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物理现象，并且预言了不少新的效应，如质能转化、钟慢尺缩、光速不变、光子的静止质量是零、引力效应是空间弯曲所致等等。这样，古典力学就成为了相对论力学在低速运动时的一种极限情况，力学和电磁学在运动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爱因斯坦，实实在在是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他的理论中的一个副产品，核能的开发和利用，直接导致了原子武器的诞生。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是全部发明中最了不起的一个，它直接影响了人类之间的冲突模式。虽然核子武器犹如高悬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有毁灭人类的危险，但是它也的的确确几次阻止了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因而得以安享了60年的和平时光。
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中，除了政治家之外，爱因斯坦是不二人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