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何謂國共合作

　　長期以來，由於中共一再地、反覆地強調它與中國國民黨曾有過兩度“合作”的歷史關係；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因只有共產黨的說話的“權威”，而絕不予任何人說話的權力；還因為長期以來“國共合作”一語已經“約定俗成”，連國民黨本身也將“國共合作”一詞當成了“口頭禪”，而不再予以甄別；加之國民黨的“左派”們，因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就更要將他們與共產黨“合作”過的光榮歷史記在心頭，掛在嘴上；再加上海內外一些學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則是“共雲亦云”，只相信“歷史乃是勝利者的歷史”，並無心去拆穿這個歷史的謊言；因此，“ 國共合作”一語，也就在它被重複了一千遍、一萬遍之後，而成為兩度“歷史的真實”，為老幼婦儒耳熟能“詳”。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中國國民黨非但向來未與中共有過所謂的合作，而且所謂兩度，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以“挖心戰術”³¹  ；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虛假歸順。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均提出了聯合戰線的策略，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由是可知，他們不僅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資產階級，而且認為參加民主革命乃是發動共產革命的必要步驟，這無非是列寧“分階段革命理論”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要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經驗”，二是指明“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由是可知，中共黨員在蘇俄命令下參加國民黨，乃是陰謀，而非合作（引文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就必須服從國民黨的信仰、綱領、黨章和紀律。更何況孫先生對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國民黨“一大”上，參加了國民黨的李大釗，才會面對國民黨代表提出的質詢，代表參加了國民黨的所有共產黨員於大會公開發表宣言稱：“環顧中國，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黨來……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黨，是為本黨主義（指國民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望諸先輩指導一切。” 李大釗的書面保證，無非說明他們既然參加了國民黨，就願意並應該遵守國民黨的主義、綱領、章程和紀律，因為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已是黨員與黨的關係。這就不但不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個國民黨員和國民黨的“合作”了。就中國共產黨而言，迄今為止，又有哪一個黨員敢說它參加中共是與中共的 “合作”呢？
　　三、既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是為了實現國民黨的主義，“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那麼，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也就只能是參加國民革命，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是，在蘇俄的陰謀指使下，共產黨人在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不僅違反規定，暗組黨中之黨，而且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竊奪國民黨黨權，以一步步實現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目標（參見下卷）。他們非但沒有成為“服從本黨主義和紀律”的國民黨員，而且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破壞者和背叛者。天下既無這樣的黨員，亦更無這樣的“合作”。更何況其中的一個“合作”者，猶如混戰中的大軍閥一樣，還需要一家外國勢力來作成它的後台和太上皇，並且事事聽命於它，直至連後來的武漢國民政府也被辦成了“俄國的政府”呢（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這就非但不是合作，沒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黨人自己說的那樣，不過是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所施行的一場“挖心戰術”罷了。
　　四、中共所謂的二度國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國共合作”，就更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遵命發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為幫助蘇俄顛覆中華民國，不僅鼓吹共產革命，煽動農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的運動，而且從未有“抗日救國”之一言以獻給國人（詳見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亂失敗，逃至陝北，三十萬紅軍僅存二萬不足之時，因王明接受蘇俄為保護自己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指令，發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再圍剿紅軍，並要共同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中共雖一邊屢屢發表“抗日”通電、“抗日”宣言，製造輿論，謀劃學運，以一再向國民政府求和；一邊卻置國家民族危亡於不顧，陰謀策動西安事變，企圖亂中求存。前者固無濟於事，後者卻陰謀達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變之後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 “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參見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係，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聲聲稱“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北京才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 ”，無非是要說明它與台北的關係，乃是中央和地方、領導和被領導的從屬關係。而台灣若想以“平等”之心與中共論合作，中共便連飛彈也打了出去的事實，無非道明了它絕不容許台灣與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關係罷了。至於共產黨在被它稱之為“二度國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國家和出賣祖國人民利益”的勾當，本書下卷將自有一番論述，此處就不再一一作出證明了。

第二、何為“新”三民主義

　　如果說中共黨員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於蘇俄指令下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革命，和中共於一九三七年被迫歸順中華民國政府這兩件事，均被中共稱之為“國共合作”，不過是中共撒下的彌天大謊，那麼，蘇俄和中共竟敢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敢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就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了。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一九零五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什麼“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  這才是孫中山先生於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裡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 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裡面怎麼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