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獲得超常原創力，在中國接受高等教育後的學子儘量爭取去發達國家留學吧；不要把中學生送到國外，從文化基因鏈角度評估，那是“兩頭不到岸”的冤大頭；互聯網創造了在虛擬世界留學的新法門，儘量少封殺互聯網，為提高民族整體原創力而積德吧 老高按：“他鄉遇故知”。昨晚與三十多年前就結識的湖北作家、建築設計師祖慰邂逅於新澤西一好友的飯局。上一次見到他，是近十三年前（2006年）初冬的一天，在武昌一個飯局，那次武大前校長劉道玉、寫出《將軍，不能這樣做》的詩人葉文福、寫出《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詩人熊召政一起吃飯，剛從法國流亡中歸國的祖慰適逢其宴。 時過十三年，我已經忘了那次是誰做東？很可能是熊召政，他經營實業賺了些錢，又因四卷本長篇小說《張居正》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得了些銀子，湖北省領導和有關部門主管也覺得臉上有光，於是也慷慨解囊，頒以重金，好像就是他以這個名義宴請、感謝劉校長，並邀請從北京、從法國、從美國回武漢的幾位，我便有機會叨陪末座。他們幾位都善談，祖慰也極擅表達，讓我長了很多見識！ 作家野夫有長篇文章、並接受專訪，揭露熊召政告密往事，不過那時尚未問世，是2009年才引起軒然大波，這是後話了。 現在的讀者，可能不會太知道祖慰這個名字了。因為他去國17年，與國內音信基本斷絕，回國後，他雖然關注文化課題，但主要從事建築設計。昨晚聽祖慰比較詳細地講述了他“六四”後流亡法國的故事、回國的故事、回國後再短期出國的故事……雖然是82歲高齡，但他行動和思維依然敏捷，尤其是他染了一頭黑髮，說其剛屆“天命之年”，絕對讓人相信（我拍了他的特寫併合影，但未得應允，我就不在這裡刊出了）。交換了微信號後，他當即給我發來幾篇文章，下面就是其中的一篇。 祖慰姓張，1937年5月21日出生於上海，南京建築工程學院畢業，曾任中國作協理事、湖北省作協副主席。八十年代他的多篇報告文學作品轟動一時——當時《中國青年報》和《當代》雙月刊等都以突出篇幅發表他的《啊，父老兄弟》、《線》《快樂學院》《審丑者》《劉道玉晶核》，每兩年一次全國報告文學評獎，祖慰的作品一屆不拉地榜上有名，連獲四次。尤其是他的《啊，父老兄弟》，寫的是文革後期發生在湖北省天門縣的一件駭人聽聞的大冤案，《人民日報》發表後，被到處轉載——但很快就在反自由化運動中遭到整肅。 祖慰1989年一點不讓人感到意外地出逃，流亡法國巴黎。他告訴我，在當時法國流亡者中，他與劉再復是僅有的兩位沒有參加民運組織的學者作家，“我們想保持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性，既與自己所反對的政治劃清界限，也與自己所認同的政治保持距離。”他1991年成為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的創始會員，曾任副會長。2002年應台灣交通大學邀請，任該校駐校藝術家和兼任副教授。 2006年應邀回中國大陸，被邀請加入電視台《名家講壇》，主講了“從世界三大移民群說到智慧的雙螺旋”、“尋求類生存和個體生存規則的平衡點——從大熊貓和蜜蜂兩種生存模型說起”等多個話題。後任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好玩的是，我參與中國上海世博園設計。擔任2010年世博會主題館的城市足跡館的總設計師！”據維基百科介紹，他還先後完成了貴陽、武漢等多個城市規劃館總設計，並主導設計了多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文化旅遊項目，“現在我掙了點錢了！”他這樣的人回國，被重點監控是不言而喻的。他還經歷了很多趣事，包括與湖北省委前書記關廣富的單獨會見，或許他自己今後有機會會寫出來。 到底話長光陰短。臨別之際，頗有“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的感慨。下一次見面，又在多少年之後，在哪個遙遠的地方？ 移民文化超常原創力的解碼
祖慰 巴黎三空間 在巴黎，可看到三個很有意味的空間。 巴黎旺多姆廣場，那裡有英國王妃戴安娜在車禍前吃最後晚餐的麗池飯店。她的情人小法伊德送了她在飯店旁邊的珠寶店買的20多萬美元的珠寶。這些大珠寶店是猶太移民開的。大多數猶太移民居住在巴黎16區等所謂的高尚區。 在熙熙攘攘的巴黎19區，那裡有很多一個挨一個的中餐館和充滿中國貨的小超級市場，店主是中國移民。 在大巴黎郊區，某個樹林邊的空曠地上，有十多輛汽車拉着的“大篷車”進駐，來者不是自助旅遊的遊客，而是居無定處的吉普賽移民。 巴黎郊區吉普賽人的大篷車與巴黎街頭賣藝的吉普賽舞者 在歐洲，猶太移民史約有兩千多年，吉普賽移民約有一千多年，中國移民近一百年。同是天涯淪落人，三大移民群剛到僑居國時的狀況相似，所擁有的硬件（物質財富）都近乎零，每個人只帶來源自故國保存在大腦記憶庫中的不同軟件（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為何在僑居地的地位如此之懸殊？ 猶太移民獨一無二的智能結構 面對巴黎猶太移民的顯赫空間，我萌生出了一個怪問題：為什麼猶太人散居列國當移民時天才輩出可謂了不得，而在猶太復國之後的以色列國民卻並沒有表現出什麼不得了？ 被世稱為改變二十世紀世界秩序的三個偉人－－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馬克思－－都是猶太移民。猶太血統的世界級人文學家、藝術家的名字有一長串：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克姆；提出“後工業社會論”的美國未來學家D·貝爾；世界級的猶太移民音樂家有現代音樂之父的勛伯格；大作曲家馬勒；俄國大鋼琴家魯賓斯坦；世界小提琴之王大衛·奧宜斯特拉哈、梅紐因；被譽為二十世紀藝術領路人的大畫家畢加索…… 還有一份有點過時的1980年的統計資料稱：“從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經濟學諾貝爾紀念獎、並由諾貝爾基金會主持頒獎以來，授獎十二次，其中三分之一（33％）以上授給了猶太人或有猶太血統的人。猶太人在所有諾貝爾的獲獎者中都占了很大的比例，自1901年以來，共頒發諾貝爾獎513人次，猶太人獲獎88人，占17％。可是，猶太人只占世界總人口的千分之二左右﹗”（ Gerald KREFETZ：《猶太人和錢－－神話和現實》，第38頁，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4月版。）。 然而奇怪，為什麼猶太人復國之後，以色列人卻不再是“世界級大才的孵化器”了呢？以色列國的猶太人，其原創力不再超常，充其量位於世界的中上而已。 為了回答這個空前一問，我走訪了巴黎的一些猶太移民，還讀了一些研究猶太移民的著作。我發現，猶太移民和別的移民相比，他們具有一份其他移民所沒有的“手提式希伯萊文明”：63卷《猶太法典》（Talmud）。《猶太法典》是由兩千多位歷代的猶太拉比（Rabbi,猶太教神父，猶太人中最有學問的人），在1200年的時間裡，對猶太教義、猶太法律、哲學、道德等人文學科進行討論的會議記錄。猶太法典是數千年猶太文化的積澱和結晶，內容包羅萬象，是猶太人文智慧的大集成者。 猶太移民的孩童教育從3歲就在家庭開始了。首先由父母教授猶太國語－－希伯萊文。父母這時會做一些希伯萊文的字母形的餅乾給孩子們吃，加強興趣。在7歲以前必須讀完希伯來文的舊約《聖經》中的5卷書：《創世紀》、《出埃及記》、《民數記》、《利未記》、《申命記》。。7歲後到13歲，開始熟讀最經典的猶太法典。（孟佑政︰《猶太人縱橫世界的奇蹟》，第17頁，台北大展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這就是說，猶太移民的孩子，在13歲時就通過手提式的《舊約聖經》和《猶太法典》，繼承了猶太傳統的人文精華，擁有了一條蘊含着幾千年文明結晶的“基因鏈”。 此外，《猶太法典》特別教導猶太人說，“學者比國王更偉大”，“要造就高聳得不亞於故鄉每一座山的人才”，因此，猶太移民無論窮和富，都會竭盡所能地爭取讓孩子上僑居國最好的學校、取得最高的學位。這樣刻意追求的結果是，從統計學意義上看，猶太移民的孩子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在接受所在國教育的程度方面要高得多，由此獲得僑居國最優秀的文化“基因鏈”。 由此，猶太移民獨此一家的智能結構模型出來了：猶太移民的孩子，接受了兩個民族的最高智能資源，擁有兩個異質的智能庫。這不僅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多，而且也比僑居國本土的孩子豐厚。 從生命大爆發聯想到智慧大爆發 地球上的生命，大約有38億年的歷史。通過化石翻閱這部生命史，會有一個迷人的發現。前30億年，生命的品種、樣式極其貧乏。到了6億多年前的寒武紀，地層中突然湧現出千姿萬態的生命樣式，幾乎包括了動物的所有“門”，例如海綿動物、腔腸動物、環節動物、軟件動物、節肢動物、腕足動物、棘皮動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動物等等。奧妙在哪裡？因為，前30億年的生命是無性繁殖，其“子代”DNA的兩條基因鏈是來自同一個“母代”複製而成的。生命樣式的變化，完全靠在複製過程中出現概率極小極小的變異，所以30億年大同小異。到了寒武紀之前，生命的繁殖方式變了，變成了有性繁殖。子代的DNA，是由父母兩條不同質的基因鏈組合而成的，可以隨機組合出天文數字的變異，因此出現了“生命大爆發”。 不同質的基因組合就是生命無窮創造活力的機制。 這是一幅38億年的生命發展歷程圖。前面三十多億年的生命世代系列樣式，是那樣的簡陋和大同小異。突然，在六億多年前的寒武紀，出現了“寒武紀生命大爆發”（Cambrian Life’s Explosion），幾乎所有動物的“門”（Phylum）同時在地層中出現，包括海綿動物、腔腸動物、環節動物、軟件動物、節肢動物、腕足動物、棘皮動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動物等。 那麼可否這樣解碼，猶太移民（不是以色列國民）天才輩出的奧秘是：像生命進化到有性繁殖一樣，猶太移民在僑居國對孩子的雙螺旋式的培育，獲得了不同質的兩條都是高端的智慧基因鏈，因此具有了“智慧大爆發”的可能？ 吉普賽移民的大篷車自閉症 千年前從印度北部出來的吉普賽移民，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沒有可以發展和保存文明的健全宗教。因此，它自身擁有的“文化基因鏈”很短，與中華文明和希伯來文明相比，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 在他們西行到僑居國後，又千年自閉於顛簸流蕩的大篷車裡，極少吸納僑居國的“文化基因”。自閉使他們拒絕建立起“異質雙螺旋智慧基因結構”。 因此，吉普賽移民是三大移民群最弱勢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出類拔萃的人才，連黑人那樣的傑出運動員人才也沒有，更不用說是世界級的大人才了。他們的基本技能是跳舞、算命和做“梁上君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不僅殺了數百萬猶太移民，也同時殺了數百萬吉普賽移民。戰後，猶太移民發出了讓世界震驚的控訴，獲得了精神和物質的巨大賠償，並把迫害他們的逃匿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納粹罪犯不斷挖出來送上法庭，至今還在延續着。吉普賽移民中倖存下來的後代卻完全無聲無息，數百萬冤魂依然在冥冥中默默遊蕩。 華僑的“狗窩情結” 中國人安土重遷，與其他移民相比，中國移民有着一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家狗窩”的“狗窩情結”。 “狗窩情結”，迫使第一代中國移民夜以繼日、節衣縮食在異邦拼搏，爭取在最短的時間裡“樹高千丈”（積累一筆財富），然後“葉落歸根”而去，即回到“狗窩”去，雅稱為“衣錦還鄉”。 急功近利的緊迫感，使中國移民急中生智。他們針對新環境把記憶中儲着的中國文化“軟件”快速地篩選出來，與當地的制度文化結合，建立起簡易可行的“雙螺旋結構”。 我多年在巴黎一家報紙當記者與專欄作家，採訪過許多從越棉寮、港澳台以及大陸來的華僑。其中的浙江溫州移民，最具有草根性活力，落地就能生根，生根就能共生出一大片芳草綠茵。他們在中國都是處在最底層的農民或小城市的市民，所受教育在中學以下。偷渡到法國要負債兩萬歐元左右。他們就在這個負起點上起步。可是，在經濟正常情況下，不出三、五年就有幾十萬歐元的資產，成為小業主。其中奧妙主要是靠迅速建立起“異質基因組合的雙螺旋結構”。他們知道，在法國開個中國餐館最難的是要積累起約10萬歐元的第一筆啟動資本。若靠打工儲蓄這筆錢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如果向法國銀行貸款，因為無抵押，甚至拘留都是非法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急中生智，應用中國傳統的親情文化，拉上五、六十位親戚朋友搭起了個“月蘭會”，立即就能籌集到開個小店當老闆的本錢。這個“月蘭會”的附加標款設計得非常巧妙，對於受親情文化之惠的會頭來說，他得到的是沒有任何風險的無息“親情貸款”，可是，對於搭會者之間來說卻仍然是有利息的。這個集資方式，便是法國制度文化和中國親情文化的簡易雙螺旋文化結構的產物。溫州移民還感受到法國是高福利國家，人工成本極高，於是他們又建立了一個“夫妻店”雙螺旋結構來應對。共命運、共錢財的中國夫妻，共同管理法國制度下的小飯店或其它小商店，其管理效率最佳，聘用的人工就最少（只相當於法國同類餐館的三分之一）。當他們經營的企業擴大時，他們又應用中國血緣文化，實行家族聯營，以作為西方契約聯營的同位替代方式。進入法國前二百家排行榜的巴黎巴黎陳氏兄弟商場，就是家族聯營取得成功的例子。 當然，中國移民的狗窩情結，也不可避免地產生着平庸化的作用。 第一代華僑，他們總想着儘快地“混出個人樣來回老家”，不會像猶太移民那樣全身心地融入與吸納僑居國文明，自甘邊緣化，只求快速發財。人是存在在語言中的，連僑居國的語言都是不合語法的單詞組合式表達還遑論其他？他們在經濟方面的“雙螺旋”，也是立竿見影的簡易結構，所定目標是“母雞的理想不過一把米而已”。 倘若第一代華僑由於種種原因沒能“衣錦還鄉”，他們對於下一代的培育就就完全不同於猶太移民了。他們沒有像猶太移民那樣對下一代從小全面傳授祖國文化“基因鏈”，更沒有像猶太教那樣的強制機制。中國移民最多讓孩子到中文學校認幾個中文字（一般都不會書寫）和學幾句常用漢語，動機是為了不讓孩子“數典忘祖”。至於孩子上僑居國什麼學校、獲得多高的學位，完全隨緣，一切看孩子本人的造化。如此這般，華僑的孩子沒有傳承中國數千年的長長的“智慧基因鏈”， 是所謂的“香蕉人”（黃皮膚包着“白文化”）。而這個“白文化”又由於受父輩傳給的中庸、隨緣的價值觀所驅使，絕大多數中國移民孩子在僑居國所獲得的又是一個陋而短的“基因鏈”。中國移民孩子如此“山寨版雙螺旋”，其原創力豈能與猶太移民的孩子相提並論？ 誠然，華人移民中也出現過楊振寧、丁肇中、李政道等榮獲諾貝爾獎金的世界級傑出人才。但是他們在5000萬中國移民中的比例太小了，更不用說在中國14億中的比例是微乎其微。此外，還要特別指出，這些傑出移民不是出自唐人街，而是他們在中國接受了高等教育，即獲得了完整的“中國文化基因鏈”，然後又到僑居國接受最高端的教育，匹配上了僑居國的最佳基因鏈，因而具有了與猶太移民佼佼者相似的雙螺旋智慧結構，才可能造就出了他們。 移民原創力解碼後的三句話 一、如果想獲得超常的原創力，在中國接受高等教育後的學子們儘量爭取去發達國家留學吧。 二、不要把中學生就送到國外去，從文化基因鏈DNA的角度來評估那是“兩頭不到岸”的冤大頭。 三、互聯網營造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留學”的新法門，是任何人不出國門也能建立起雙螺旋文化基因鏈的代償機制，為此，請儘量少封殺互聯網為提高民族整體原創力而積德吧。 近期圖文： 自由主義從“套餐”變為“自助餐” “六四”——非暴力·暴力·抗擊暴力 文人跟監獄的距離想必要比其他人近 個人權利與政府權力的博弈：重溫哈耶克 還五四真相，也應還北洋外交真相 五四當事人的說法也未必都靠譜 光腳與穿鞋：兩個階段應有兩種文化思維 北京女學者每年這一天重走“427遊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