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第四章

　　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着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只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剷除共產革命勢力的偉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並諱言至今。這一歷史的極不公正，隨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深入發展，中國大陸人民對蔣介石先生的認識，也就日益地在擺脫着中共種種謊言和欺騙的桎梏，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確實已經走到了能夠還蔣介石先生原貌的這一天。
　　本書上卷將從本章起，在辨析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同時，兼為蔣介石先生辯。因為缺少了對他的正確認知，也就失去了對中國現代歷史進行真正認知的可能。

　　應該說，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在為“竟辛亥之功”而艱難奮鬥的十數年反覆辟歲月里，蓋因袁世凱、張勳能擁遺朝之兵以求公然復辟，北洋軍閥能據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復辟”，地方封建軍事勢力則因“有槍便是草頭王”而割據一方，唯革命黨人無槍無炮無軍隊，反覆辟才至於屢興屢衰，甚至屢遭叛賣。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因痛感沒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個恃武力以復辟的時代，奪取反覆辟的勝利，更不能實現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因而決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對復辟之武力。由是，陳炯明叛變之後，重建廣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裝，便成為孫中山先生一心相與的重大事業。而這個重大事業的關鍵一步，便是建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召收、訓練、培養一支革命的軍事力量，以期能夠依靠這支力量，達成反覆辟 —— 即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目標。

第一、孫中山信任、重用並寄希望於蔣介石

　　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證實，蔣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學，即參加了中國同盟會，開始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國民革命，並成為名副其實的革命黨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風潮起，他曾“託故假歸”，在上海和陳其美密商起義計劃，設法營救了同盟會員張恭。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又與張群秘密離日，回浙江參加領導起義，並獲成功。嗣後，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歲月里，他始終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孫先生所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堅持在上海、東北和日本等地從事反覆辟的鬥爭，雖然遭袁通緝，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孫中山首舉“護法”旗幟，他即向孫中山先生四呈對軍閥作戰計劃，尤其是“對北軍作戰計劃”和“滇粵兩軍對閩浙單獨作戰計劃”，竟成為十年後北伐作戰方略的藍本。他的軍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很大賞識。⁰¹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先生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已稱：“計吾黨中知兵事而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尤過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蔣母去世，孫親纂祭文曰：“文與郎君介石游十年，共歷艱險，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其介石也，慈愛異常母，篤責如嚴師，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姿，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當蘇俄與第三國際派代表馬林赴中國廣西拜見孫中山先生時，孫曾宣布“他願意派一個最能幹的人去莫斯科。”⁰² 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先生，後來在赴俄考察中曾當面反對蘇俄支持外蒙古獨立，公開申明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不容劫奪，憤怒反擊了中共留學生對孫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的惡意攻擊。為他從此視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並對蘇俄“欲染指中國及其滿蒙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產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認識的重要基礎。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陳炯明叛變，蒙難中的孫中山先生曾急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立即銜命赴難。對此，孫中山先生稱：“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領共生死。”甚至稱“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二萬援軍。”⁰³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凱捎親筆信，謂蔣“兄能在軍中多待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孫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莊吉先生的長女國方千世就曾在回憶中說：“孫先生說過，蔣介石是可以繼承我的一位青年。”⁰⁴
　　即便是曾守侍孫先生病塌，為孫先生記遺囑，後十數年竟以蔣為嫉、為敵的汪精衛，也曾一再對蔣說：“孫先生臨終前，曾一再呼喚介石，介石……”⁰⁵
　　一九二三年二月，孫中山先生決任蔣為大本營參謀長。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黃埔軍校創建，孫特任蔣為黃埔軍校校長，以期蔣能夠培訓一支北伐的黨軍。其時，雖因廖仲凱向軍校延進大批蘇俄軍事顧問和中共黨員，⁰⁶ 從而使蔣痛感事事制肘，曾忿而還鄉。但是，孫先生對他的一再敦請，和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及國民革命的忠誠，還是使他接受了這個光榮而且重大的任命。蔣從此為培養一支革命的武裝，進而用這支“專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陳獨秀語）保衛廣東革命政府，開拓國民革命大業，底定和統一廣東，直至領導北伐打倒軍閥，曾竭盡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蔣介石為軍校題“親愛精誠”四字。八九年前中國大陸史家已稱：“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經常召集學生訓話……日常事務一一過問，所以，黃埔軍校辦得虎虎有生氣，很快就培養出一批合格的軍事人才。”⁰⁷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師時黃埔軍校已召收學生五期，共七千四百餘人，為未來的國民革命軍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青年軍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蔣即以軍校畢業生為骨幹建立了兩個教導團。一九二五年第一次東征後又建立了第三教導團，並擴充成師。是年四月正式更名為“黨軍”，蔣任司令。八月，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親任軍長。

第二、蔣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廣東，被“倚為長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廣州商團頭目陳廉伯在英國支持下糾合武裝，密謀叛亂，妄圖推倒革命政府。國慶日，商團竟實行總罷市，於西關各處遍貼“ 打倒孫政府”的標語，並於西關各街道嚴密封鎖交通，試圖阻止廣州群眾及軍校學生的國慶遊行，不得，遂於太平路西豪口開槍射擊遊行隊伍，當場打死十餘人，傷百餘。蔣接孫中山命令後，立即率領軍校學生隊赴廣州，並督率其它部隊，向西瓜園、太平門、普濟橋一帶警戒。十五日晨，商團來犯，蔣率學生軍堅決還擊，其它各軍亦沿途夾擊，遂大敗商團。陳廉伯逃港，商團叛亂亦告敗亡。蔣與黃埔學生軍建立了保衛南方革命政權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孫中山北上，叛將陳炯明遂乘機自封為“救粵軍總司令”，準備進攻廣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廣州政府命蔣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學生軍和粵軍第二師張民達部、第七旅許濟部出發東征。是為第一次東征。東征軍在蔣指揮下，連下東莞、石龍、常平、深圳，十四日與陳炯明血戰淡水兩晝夜，消滅大量叛軍，克淡水後，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東）、海豐、陸豐、普寧、揭陽、汕東、湖安等州縣。三月二十日叛軍以一萬餘眾攻擊東征軍，蔣乃命何應欽率教導團及學生軍死拼，並令教導二團及粵軍第七旅支援，始將頑敵擊退，並乘勝擊潰陳炯明主力，東征軍又占阿婆（今揭西）、玉華、光寧、梅縣，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內。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曾寫道：“在第一次東征中，蔣介石都是親臨前線，先後發出命令、手諭、電報、訓話、告誡、及所作的緊急處置達六十多次。”⁰⁸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間，當蔣介石東征之時，滇、桂軍楊希閔和劉震寰已在勾結謀叛。而當東征軍底定潮、梅，進行修整之際，楊、劉因陰謀敗露，遂公然叛變，武裝占領廣州省長公署和財政廳各機關。被迫遷往廣州河南辦公的大本營，急令蔣率東征軍回師廣州平叛。蔣回廣州後，遂兵分三路，於龍眼洞、瘦狗嶺、廣九路火車站迅速擊敗滇桂軍，斃滇軍師長趙成梁，俘桂軍師長陳天泰。劉、楊遂無心戀戰，逃往香港，叛亂歸於失敗。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營任命蔣介石為廣州衛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陳炯明叛軍主力垮而未亡，仍為重大威脅，大本營命令蔣介石率軍第二次東征，蔣即兵分三路向東江地區進發。在蔣指揮下，東征軍一部與陳部激戰三日，克惠州。東征軍另一部僅以兩個營的兵力，與叛軍洪兆麟、謝文炳部八千人激戰於海豐，十月二十二日收復海豐，生俘大批敵軍。東征軍又一部，乃於十月二十七日與叛軍一萬餘人激戰於華陽，先為敵所困，後因蔣驅援軍趕到，而擊退叛軍。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蔣介石終於率軍收復東江，將陳炯明叛軍全數消滅，取得了第二次東征的勝利。為此，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又寫道：“在第二次東征的具體戰鬥過程中，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有關作戰的命令與電文來往頻繁。”⁰⁹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東征期間，蔣介石在隨軍指揮潮、梅戰鬥時，因得知粵南軍閥鄧本殷進窺廣州，陽江、羅定、雲溪各縣亦已被占。蔣當機立斷，令李濟深率獨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團回援，並命第十一師待命。當東征軍平定北江後，蔣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任南路總指揮，分兵四路，會攻南陽。十一月七日克陽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鄧本殷退瓊州。蔣即命李濟深所屬第十一、第十二兩師負責肅清瓊州之敵，李部遂渡海作戰，瓊州終克，鄧本殷被消滅。
　　因蔣介石上述一系列軍事勝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廣東”的願望迅速達成，蔣從此被政府與民眾“倚為長城”。對此，中共黨魁陳獨秀曾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雜誌上發表文章說：“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地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民黨建立了驚人的勳勞，並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中山先生及他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倘若沒有這幾個月國民政府一面肅清內部惡勢力，一面反抗外部惡勢力的堅決舉動，幾乎使人民懷疑到什麼三民主義，什麼革命事業，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的鬼話了！”¹⁰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陳獨秀又在《嚮導》周刊上發表文章，稱“蔣介石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
　　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蔣介石迅速底定廣東，既對中國國民革命之廣東根據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為其後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業，奠定了至為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