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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32年冬吧，殷秀英怀里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儿桂芝，衣角被四岁多的儿子四圩紧紧拽着，三人坐船从江北十二圩乡下到江南名城镇江。有说“香醋放不坏，肴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指镇江醋有醋的名气，肉有肉的吃法，面有面的故事，乾隆点过赞。一早出门过得江来已是午晌，他们看到码头有很多卖包子的餐馆，异常热闹，肉香扑鼻，就奔包子去了。巧的是餐馆里遇到十二圩一位熟人。后来熟人牵着四圩的手把她们一家送过天桥，上了火车. 殷秀英真是千恩万谢这位老乡。去年北方发生震惊全国的9.18，眼下兵荒马乱拖儿带女出门不容易，更何况她是裹脚女人，三寸金莲上下天桥抱着婴儿非常吃力.

那是四圩第一次坐火车。火车上很多小贩叫卖小吃，特别是操着上海口音的叫喊声分外悅耳：

“五香牛肉夹面包！”

“买五香牛肉夹面包！”

一路上四圩他们随身带的都是十二圩土特产。这火车上香喷喷的面包还有香喷喷的牛肉，比刚才的肉包更诱人。面包？牛肉？四圩好馋，好想要母亲买。可是第一次坐火车，四圩除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卖面包的，耳边传来五湖四海般各种口音，一双小手不敢乱动，小嘴巴紧闭着不敢给母亲说，四圩心里好怕，首次坐上这庞然大物的畏惧感远远超过对牛肉面包的渴望. 母亲一直照顾不满半岁的女儿，没有查觉四圩的心思。火车一开，一摇一晃不知不觉中四圩睡着了。醒来时已到了上海.

四圩舅舅殷平志20年代末从十二圩搬到上海。把他母亲-四圩外婆也接到上海。眼下舅妈邓金环和表姐乾琳来火车站接他们。出租车把欢天喜地的五个人送到家门口。四圩忘记昨天火车上让他心神不定的牛肉面包，出租车的窗外，已令他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见到幺女及外孙的殷老太太特别高兴. 只是老太太不让他们在外面玩。原来，今年初日本突然向上海闸北国民党19路军发起攻击，史称1.23淞沪抗战。政府最后拟“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以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的国和家能安定下来。殷老太太不懂也不想懂，她总觉得外面有点乱，还是在眼皮底下看着这些孩子靠谱。这让在田野里耍贯了的四圩有点不适应，好在很快他就和表哥混熟了，表哥乾文只比他大几个月，四圩寸步不离地跟表哥乾文屁股后面，两人很有缘份，他们找到了最喜欢玩的地方-客厅沙发. 四圩第一次见到沙发就喜欢上了它。比起小板凳小椅子，沙发不仅可以坐，可以睡可以跳可以蹦。沙发跳够了就去爬楼梯。

一次，四圩跟着乾文表哥他们后面爬楼梯玩，不知怎么的，一下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四圩的外婆总是坐在楼梯口的靠背椅上闭目养神。听到声响，一看是四圩滚了下来，大声喊：

“高妈，快来，四圩在楼梯上滚倒了“

高妈就是四圩舅舅家保姆，江苏句容人, 三十来岁。闻声立刻跑过来把四圩抱起来，递给殷老太太. 殷老太太慈爱的把四圩前后上下抚摸了一遍，然后又指责众人为什么没有把四圩看好. 四圩呢，因为是冬季，穿得衣服多，从楼梯上滚下来也不觉得怎么疼也就没有哭，相反他心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呵护. 大家紧张了一会，总算松了口气，反过来笑话四圩，笑他穿得那么笨重，笑他滚得那么快是不是有什么诀窍，笑完后，又叮嘱他不要再滚楼梯玩了。

殷秀英看到在上海当奶妈非常赚钱时，十分羡慕，自己也正在给女儿喂奶，不妨试试在上海当奶妈吧。她的想法遭到母亲殷老太太和嫂子的共同反对：

“耐心把孩子苦大吧”.

把孩子苦大，穷人家养娃不容易.

四圩第二次去上海，大约是1934年夏，四圩6岁左右，随母亲搭乘十二圩装盐的海轮，四圩的哥-10岁大圩也一起同行。带他们一家三口上船的是领江姓冯，他对船长说：

“这是殷领江的妹妹”.

领江是旧称，现称引航员，引水员，英文叫Pilot。在中国，长江引航员习惯称‘领江’。船在水上航行，水下礁石险滩，曲折航导，复杂港湾，暗沙急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深奥水文知识。有人说开船比开飞机更有挑战性大概就是说的这. 那时的长江上海港口都是外国船外国船长外国引水员。中国引水员，为数不多。1928年殷平志任淞汉引水员，即领江。

首次上洋船，四圩觉得好稀奇，他们被安排在餐厅里临时加的行军床。大约是深夜吧，不知道什么声音，四圩醒了。他好奇地东张西望，看见冯领江一个人用刀叉吃东西，那家什像是小孩子们摆弄的儿戏一样，太新鲜了。四圩吃东西用筷子，喝汤用瓷小汤勺，上次在上海舅舅家用的是精美不锈钢汤勺。这冯领江用的餐具套装他没见过呀。四圩揉揉眼睛，准备再仔细看清楚，耳边飘来冯领江一句话：

“喂，你要不要来吃一点“

四圩很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把头缩进被子里，咽下一口水，又睡着了.

白天，大圩带着四圩在餐厅外甲板上玩，二人看着两岸风景，看着看着，突然四圩眼睛睁不开了。大圩就开始帮四圩揉，揉呀揉地，好像越揉越疼。正在这时，来了位船员说：

“小赤佬，这里有煤炭灰，是煤炭灰入了眼睛，不能揉，只能吹，慢慢地吹。你们小孩不要在甲板上玩”.

二人很听话回到了餐厅区域.

船到吴淞口时，一艘小汽艇把冯领江和四圩一家接上岸。汽艇很小，开起来的时候感到和浪一样高，四圩吓得紧紧抓着母亲殷秀英一动不动。生怕汽艇沉了。到了岸，三人坐公共汽车顺利直达虹口区迪斯维路的昆明里舅舅家.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里弄房子占据了上海滩大块土地。此时是上海大暴发阶段，也是中西合璧时代，设计师将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和四合院相结合，即中式结构，欧式联排，创造新建筑样式的里弄住宅。里弄在一条纵轴上依次展开，前后排排伸展.

四圩记得舅舅的房子靠近苏州河，红色三层楼，花园式围墙，铁制花格门，一进门就是天井.

殷秀英只敢带着孩子们在弄堂口看看，不敢带孩子们上街。三十年代的大上海，车水马龙，满街都是大小汽车和电车. 这次，四圩不再蹦沙发了，舅舅家多了个新舅妈. 四圩喜欢模仿表哥乾文的样子，左手插在腰上，右手食指轻轻晃着：

“阿拉上海人，侬是小瘪三”.

四圩喜欢大舅妈，对大舅妈房间里的留声机，又称“洋唱机”着迷. 这是十二圩没有的。四圩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里面说呀唱的呢？表哥乾文表姐乾琳逗他说：

”你找呀，这些唱戏的人就在楼下”

“刚刚又到楼上去了”

“洋人在街上捉到小孩，把他们变小。所以要他们唱他们就要唱”

四圩信以为真，恨洋人心太狠。回到老家十二圩时，绘声绘色地讲给那里的同龄孩子. 那些孩子们睁大眼，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圩. 后来老四圩回忆说，真是乡巴佬呀，又愚昧又穷.

在外婆家，四圩每天过早时会吃到一种叫“螺纹“的酱菜. 四圩奇怪：怎么是酱菜呢？怎么那像真的螺丝呢？四圩在乡下也会跟着大人腌咸菜，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这个味道。

四圩大舅妈每天会买满满一蓝子菜回来，在四圩眼里是十二圩乡下过年才有的排场和阵式. 可殷老太太不停地唠叨：

“要换花样啊，怎么老是这几样菜呢？”.

桌子底下堆满了西瓜.还没有吃完，西瓜又有人送来了。谁想吃就谁开。有时切开一个，尝尝不甜就扔了，又去开一个，四圩看得好可惜。在十二圩老家，立秋后才可买一个西瓜，一个人只能吃几片，差不多啃到西瓜的白色部分了，还要把瓜皮留下来，当蔬菜吃. 瓜子呢，也不能扔，留着过年吃.

这个习惯四圩一直保持着，并传给了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一代很难理解因为比他们穷的人家也没如此节约呀。

有次，殷秀英带着四圩到弄堂外边玩时，发现一处烧饼店，闻起来比十二圩烧饼香些，看上去比十二圩烧饼酥些。殷秀英就买了一块和儿子四圩分着吃。一边吃一边说：

”嗯，是比十二圩好吃多了”.

二人边吃边走，到了家时，烧饼还没吃完，高妈看见了，摇着头叹了口气说：

“么姑妈，你饿了吗？家里有吃的. 你不要吃烧饼，殷太太看见了会不高兴的. 会责怪我的. ”

“在上海，烧饼是人力车夫和出劳动力的人吃的，是穷人吃的”

高妈轻言细语的一席话把殷秀英说得很不好意思，她低下了头，看看手上剩下的烧饼，再看看旁边四圩望着自己的眼神，手心里的烧饼捏碎了。

从此，四圩幼小心灵里，埋下一颗种子.

殷大公子乾文教四圩不少知识. 住在昆明里，房子看上去都一样，回来时常常分不清而走错了。乾文表哥就教四圩数号码。后来四圩跟他妈出去时，四圩就会说：“过马路要两边先看一下，等红灯亮了，车子停了再过马路。” 回里弄时先数号码。殷秀英十分喜悅，告诉外婆和舅妈，都说四圩好聪明。

吃饭时，大人小孩分开，小孩不上桌。这个习惯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独生子女时代”才绝迹. 几个老表们在一起，大人把饭菜夹好后，自己端着碗到旁边去吃。客厅有把躺椅是老太太的，椅上有二个小园口，一个放茶杯，大一些，一个放烟灰缸小一些。一把躺椅只有二个小园口，所以几个老表喜欢把碗端放到园口里。如果抢到大园孔就赢了. 有次，四圩抢到了大园孔，非常高兴，碗还没有放稳就开始得瑟举起双手自我庆贺，忘了形，结果碗掉下来了，碎了，其他老表们太高兴了，笑了，是那种幸灾乐祸地笑。碍着老太婆面子，老表们平时总是让着最小的四圩，现在好了，自己惹祸了吧。四圩一下子呆了，然后哭了起来. 听见哭声，外婆殷老太太马上过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挨个责怪除了四圩之外的所有孩子们，高妈也立刻过来把地上的碎碗饭菜打扫干净，然后又盛了一碗给四圩。可是，四圩接过了饭碗还是在哭。大家安静了，不再笑了。老表们有些不知所措：一碗饭，值得这样大哭吗？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四圩心里丢不起这碗白米饭，并不是人人知道。他二姐因家里穷，一出生就送小人堂（育婴院）。他父亲在盐船上做厨工，每天只吃二餐。出一趟盐船少则几个月，长则半年多不能回家。为了改变贫穷命运，四圩父亲自觉不吃肉，以为这样不伤害生物会得到好报应。现在这一大碗白米饭，鱼肉菜蛋样样俱全，怎么说丢就丢了呢？嗯，他会不会受到什么报应呢？大概这就是他越哭越伤心的原因。

全家人都劝不住四圩的大哭，这时，高妈说了一句：

“不要哭了，老爷在睡觉”.

四圩到上海二次都没见到舅舅。第一次坐火车怕火车，那还看到了火车。这舅舅连面都没有见过，还没第一次呢. 果然，四圩不哭了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四圩才第一次见到舅舅.舅舅决定带四圩上船：十八岁大小伙没手艺没工作。就是那次见面，舅舅也没对四圩说一句话，仅仅只是瞄了他一眼，且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的后来，四圩也上了船，也开着和他舅舅一样的船，也有几个月不在家-船在申或渝船厂维修，俗称“修船“，这时，四圩太太会把汉口娘家的姑姨舅表们接到家里来，或小住十天半月，或通宵打上大人搓麻将，里面大概也有未曾谋面的外甥侄儿们。

晚饭后，四圩他们常跟着大舅妈一起到大世界-号称远东第一俱乐部，他们喜欢里面的哈哈镜，使人变长、变矮、变胖、变瘦，乐此不疲。不过最喜欢的是杂技，还有无声电影. 常常留连忘返。回来时在大世界门口，由表姐乾琳打电话叫祥生出租车送回家.

那时候，祥生出租公司不仅是上海出租车行业龙头老大，当时上海流行“电话叫车”，不是现在的招手停车. 祥生老板花重金从电话公司拍到“40000”号码， “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的广告铺天盖地，又设计制作一种小巧玲珑话筒挂架，免费安装在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等热闹场地。所以叫祥生出租车非常方便，

那时表姐乾琳也不过十来岁。表姐乾琳长在上海，一直是懂事聪明善良的榜样。后来证明生活富裕，阅历简单. 抗战期间经港去渝途中上当受骗失身，酿成终身遗憾.

上海的夜景彩灯美极了。超过十二圩过年灯会百倍千倍. 四圩回到十二圩时，大讲特讲这些见闻，众乡邻里都充满了新鲜惊奇和羡慕。每晚织鱼網时，就是四圩得瑟之时，他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上海故事. 祖母听后说：

“我们湖北汉口也有个新市场. 又热闹又好玩，还不是样样都有”.

抗战前的三十年代，二次在上海，每次都住了一个多月的四圩，不仅带回上海的奇闻逸事，吃的穿的玩的也焕然一新，还有成色不错的旧衣服，在邻居眼里那都是新式贵重时尚的标志，非常羡慕。这时四圩会喜形于色加一句：

“我舅妈说了，好好读书，长大到上海学机器匠”.

那次从上海回来，四圩穿了件浅黄色毛背心，是四圩新舅妈织的.新舅妈总是一个人坐在三楼房内拿着二根竹竿做的“针”织毛衣。她亲手给四圩织毛衣. 软绵绵的手过几天就要在四圩身上量一下，或是用大姆指和食指张开来量，或是大姆指和小指张开来量。这是殷秀英家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件“私人定制“新毛衣。回到十二圩，四圩每天捡野菜挖滩草都穿着它。每每洗晒之时都有左邻右舍观赏和询问. 他幸福极了。

不久衣服晒在外面被人偷走.

四圩垂头丧气了好久，好久.

给四圩织毛衣的新舅妈不久也离开了舅舅家。第一件毛衣就这样从四圩的生活中大张旗鼓地来，烟熄火熄地走了。

苏北的穷，据说与1855年黄河改道有关. 黄河这条母亲河脾气不好，反复改道. 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结束了长达七百年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依赖运河与黄河的江苏北部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1911年、1921年、1931年均发生大洪水.

1931年大水灾时，四圩三岁，住的草屋被淹。四圩父亲从船上拿块木板在草屋里搭跳板走。怕四圩落到水里，腰间系一条草腰带，人靠着芦苇墙壁走，经常在芦苇墙上蹭，背上被芦苇刺破了还不知道，直到发炎化脓家人才发现，从而四圩腰背上留下了永久疤痕。

水患之后，是战乱。抗战结束是内战。长江以北的难民一次次大量涌入苏南和上海。他们渡江而来，没有资本，只能从事黄包车夫、搬运工、理发师、搓澡工等工作，在江南人眼里就是穷人。

口音即名片。说着一口正宗“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苏北杨州话，四圩最终没在江南落下脚，这样看来，在上海的日子和童年时代一起，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