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樺一人。”我們首先要着手詢問，這是否史實：有無？真假？多少？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其次才是如何評判：利弊，功罪，原因，根源，意義

　　◆高伐林


　　昨天加按語發出了老學者姜弘教授的文章《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重點談了相隔九年的中共政治運動中的兩批人——1957年“反右”中的鬥爭對象“右派”和1966年文革中的造反派，之間有沒有什麼精神聯繫、共同點或曰共通點？話沒有說完，而且發出後有些博友網友發表看法，所以今天接着寫。
　　我說：“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樺一人。”
　　我們着手要尋求答案的，首先是史實——這種現象，有無？真假？多少？是有的網友所說的“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
　　如果確有其事，其次才是如何評判：利弊，功罪，原因，根源，意義……
　　那麼，有白樺白紙黑字的詩集《迎着鐵矛散發的傳單》，有姜弘文章舉出的姚雪垠、李蕤、秦敢和他自己等“右派”（這些長輩恰恰我大都認識，也多少知道他們文革中的態度），以及我舉出的邵燕祥等人在思想上、情感上同情，甚至行動上支持造反派等等史實，確有其事，當可認定。只是範圍和人數的問題。
　　網友“萬湖小舟1”認為是“個別現象”，姜弘教授認為是“普遍現象”（他的文中說“我和我周圍的幾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反派一邊”）；博友阿妞不牛認為：說是“普遍現象”，“這是臆斷”。

　　其他還有人根本否定此事為真，斷定不可能。例如一位讀者“關查佳”說：“我和白樺是朋友，他從來就不認為‘右派’和造反派是盟友。”那麼，怎麼解釋白樺的詩集，他到公眾場合散發，並且“在‘百萬雄師’（保守派組織）圍攻造反派的武鬥現場，他一個人面對大批暴徒，與之辯論，營救被圍困的造反派學生”？我問這位“白樺的朋友”，沒有得到“關查佳”回答。

　　還有網友“盤桓”說：“當年的右派分子，是屬於鐵定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之列，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文革時，如沒有再次受到批鬥，已屬萬幸，怎敢有非分之舉？我周圍的右派分子個個如此，除了在學習‘最高指示’時，必須和大家一起表表忠心而外，絕不敢多說一句話。他們與造反派不敢有任何瓜葛。”對這段話，另一位網友“渚清沙白”說：“這才是真實的文革！”
　　但是問題是：1，“盤桓”網友說的“我周圍的右派分子個個如此”，是局部；姜弘說的“我和我周圍的幾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反派一邊”，也是局部；都不能以偏概全，只能說“這才是真實的文革的一部分”。
　　2，這段話中，“怎敢有非分之舉”“絕不敢多說一句話”“與造反派不敢有任何瓜葛”。都是說的“敢不敢”。非分之舉，對於多數人來講，是不敢的；但非分之想呢？中國古話不是還有一句“敢怒而不敢言”，將生於中（敢怒）與形於外（敢言）做了區分麼？不敢公開對造反派表示支持，但上面這段話，強調了“不敢”，而並沒有否定“思想上感情上同情造反派”，毋寧說，反而從某種意義上暗示了這種內心同情的可能性。
　　面對着白樺這一例證，面對着姜弘舉出的一批人的實例（姜弘的文章寫於2004年，而且影響不小，那時白樺等許多人都還健在，無人駁斥稱其造謠），這一事實不容否認，也不容迴避，只是要討論如何解讀它。

　　還有人認為：“右派與造反派是否有精神聯繫共通點”這樣的命題，“無聊”“荒唐”“沒有意義”，這就見仁見智了。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給文革下了一個必須徹底否定的結論，然後就百般嚴格控制關於文革的研究。致使文革的許多非常有意義的話題，無法得到充分的討論，付出這麼大代價的一場浩劫，無法讓全民族得到深刻的教訓，這是非常可惜的。一般百姓，每天要應付生計，他們不關心關於文革的這類話題，可以理解，無可厚非，但是關注中國的過去、當今和未來的人，應該將包括這一類問題在內的話題，納入自己的視野。

　　在文革研究界，以我非常有限的閱讀範圍，都看到了許多學者，包括周倫佐、陳益南、何蜀、東夫、陳子明等人，對這個問題的探討。
　　例如：曾經一度相當活躍、被人冠以“左派學者”的李憲源，寫過一篇長文《從造反派與五七年右派的共通點審視文革——兼論誰該懺悔？懺悔什麼？》
　　又例如：參與過文革、吃過很多苦頭、並長期研究文革尤其是研究造反派的周倫佐，寫了長篇文章《“文革”中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他曾在2006年出版《文革造反派真相》，我推測，這篇長文，就是他的書稿的一個章節。這部書，被另一位長期研究文革，曾與王年一教授合撰過多篇文章的何蜀，稱讚為“一部校正‘集體失憶’的力作”。
　　可以這麼說，1957年右派與文革中造反派的精神聯繫，既是研究1957年反右和右派問題歷史影響的課題，也是研究文革各大派別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課題，甚至可以說，是研究文革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有的博友好意提醒說：“作為學術研究，這是個很難的題目。”我深以為然！確實很難。我本人或許不一定有能力進行這一學術研究，但我認為，這個題目絕非“無聊”“沒有意義”。期望更多真正關注文革真相和教訓的朋友，能把這一話題放在心上。

　　是否算“普遍現象”？“普遍現象”這個說法本身就伸縮性很大，百分之十算不算“普遍現象”？百分之二十算嗎？多少可以算呢？由於並沒有樣本足夠多的統計，都是如同姜弘和網友“盤桓”所說的“我身邊”“我周圍”。所以算不算“普遍現象”，不必拘泥，索性置而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並非個別現象。這兩天因為手頭有活兒，沒有時間細細檢索，這裡我只再舉一些隨手可得的例子：
　　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向湖北省下達《關於武漢北、決、揚的指示》（俗稱為“九二七指示》，取締激進造反派組織“北決揚”（其實是一個組織，先後換用了三個名稱），認定其後台之一是國民黨將領、老右派干毅，把他抓起來關了八年，文革後所有罪名都平反；當局對干毅的迫害，固然是捕風捉影、深文周納、無限上綱，但我們可以斷定，干毅絕不會與保守派組織扯上任何瓜葛“；
　　已故學者楊小凱曾經介紹過，文革時湖南省原《湖南日報》總編劉鳳祥為首的一些“右派”曾參與造反；楊小凱甚至斷言全國“大部分右派文革時都是造反派”，後來遭到一些人批評，認為“顯然有些武斷”；
　　根據遇羅克兄弟遇羅文的回憶，首都中學造反紅衛兵報紙“《中學文革報》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畫，是一位年輕的右派工人畫的，他叫任眾，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前述文革研究者周倫佐在其長文中舉了很多右派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例子，其中一個說：
　　我所在城市近郊有一個地區農科所，集中着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名“右派分子”。1966年11月造反派興起之後，他們中的摘帽者紛紛起來造反並成立了跨單位跨行業的造反組織“一二七滄桑戰鬥團”，未摘帽者雖然無權參加組織，但大多傾向於他們的觀點，並暗地出謀劃策。造反之初，他們思想和行為的激進在這座城市非常著名，以至1967年“二月鎮反”時被定為本地第二號“反革命組織”，遭到最殘酷的鎮壓。
　　萬維著名博客幼河在所著《士可殺，不可辱》這一篇博文（刊出於2013年4月5日）中，對右派與文革造反派之間的緊密關係，作了如下描述：
　　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個冬天，我從農場回家探親。媽媽講述了幾個月前去北京地質學院領取三舅遺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質學院的通知的，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三舅的骨灰當然是不會有了。他剩下幾百本科技書，一台打字機和一條他搞地質 勘探時留下的鴨絨被套。他還有一個幾百塊錢的存摺。這些都交給了我母親。三舅 是怎麼死的？說是自殺。……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積極參加“運動”的。他和很多“右派”們在一起要為五七年反“右”平反！他們曾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大會，憤怒聲討“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訴（述）被錯誤地劃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積極參加翻案活動的，他們似乎還有着自己的組織……
　　幼河的這一敘述，被李憲源注意到，在其文章中引用。

　　還有不少想法，今天寫不完了。改天抽時間再接着寫。
　　請各位繼續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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