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格丘山下那一排排静静的树“ 书中又一篇力作， 此书修正版将在今年三月出版，请大家关注。


我这一生碰到的中国人中有三个人我最敬重，他们从各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第一个是鲍扬廷老师，他是鲍有光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我从他那里学习到怎么去分析社会问题，我已经写了他的故事。
第二个是我在大庆的领导黎孔昭，他是一个思想很深刻的人，他教我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我还没有写他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这里要说的车启軻，他教会我人在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和社会条件下怎么坚强的去生活。

车启軻的样子很怕人，你现在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他的脸上基本已经没有肉，看起来像是骷髅上黏了一层皮，而且皮是茶色的，但是目光炯炯有神。他不断在抽烟，他总是抽一种非常便宜的葡萄牌的烟，一天两包。

他是山东人，很早就参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来没有受过伤。后来又去朝鲜与美国人打，如果你与车启軻生活过一两年，你也许就会了解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我觉得共产党能够胜利的原因恐怕很大程度就由于有了一批像车启軻这样的军人，他们是真正的开国元勋。

我问过车启軻战争的事，请他讲些战争的故事给我听，他什么也讲不出来，讲的都是一些不上台面的记忆和断片场景，诸如：

拼刺刀时才真正摄人，只听到刺刀碰触的声音，和人被刺穿惨叫的声音；
淮海战役的时候，与国民党军队对垒，两边都能看得到，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有花生米，还给我们扔过来；
还是淮海战役时候，他困极了，到处都是死人，他拉过一个死人当枕头就睡着了；
打完淮海战役，满山遍野都是死人，他以为天下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一进南京城，他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等等。

我问他朝鲜战场的事，他说的也不上台面，他说他从来不修工事，军官逼兵挖掩体，新兵在那里拼命挖，挖得精疲力尽，他找了个地方偷偷睡觉，其实他早看好了地方，等炮火一起来，趴到那个角落里，一点问题都不会有，那些拼命挖掩体的新兵反倒死了不少。与车启軻生活过相当时间的我，完全相信他的这些话，鬼精灵，这可能解释为什么他打了这么多仗，安然无事。什么阶级友爱对车启軻这样的人是无效的，在战场上能保护自己是第一原则。我在车启軻那里听到的战争与中国人小说和电影里大不同，没有仇恨，没有胜利，没有喜悦，没有吹嘘，没有所有我们想听到的事情，只有生活的场景和不连续的片段。

今天想起来，在战争这个题目上我与车启軻中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深渊，我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提到战争，就会想起红旗飘飘，冲啊， 杀啊， 敌人如摧枯拉朽一样一排排倒下去，然后是胜利，英雄，和伟大的军事家，天才的指挥官等等，而战争在车启軻的脑子中是拼刺刀，是血，是残杀，是恐怖，是怎样求生存，根本没有什么英雄的故事和伟大的战役，天才的指挥等等，所以他根本没有故事可以告诉我。

有一件事车启軻想不明白，打完淮海战役后，部队休整，他拿到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可是有个问题，与他同时参军的同乡在战争中死了，他们来自一个村庄，死者又是独子，回去怎么说，连长说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以后一起通知家属，就说他儿子在集训，过几天就回去了。车启軻一回到家中，不知为什么那个家庭立即就知道了，当天夜里就来见车启軻，问他儿子，车启軻照连长吩咐的说了，可是那一家不相信，他们说他们做了一个梦，梦到他们儿子浑身是血，来到家中，要父母去将他的尸体拉回来埋掉，说的那个收尸的地方与他儿子死的地方不差多少，车启軻这样的人是不相信鬼神的，但这件事一直困惑着他。

车启軻转业的时候可能是连级待遇，分在大庆油田管油库，这是非常重要的职务，有权有利，以车启軻的聪明怎么会栽在别人手里呢？严格说，车启軻是栽在东北农民的手里。

东北的农民与江南的农民不同，江南的农民小家子气，会为了一分钱，一把菜与你争执不下，而东北的农民能说会道，能进能退，很有做大事的魄力。大庆油田初开，这些农民打着红旗，敲着锣鼓，举着工农是一家，工农联盟万岁的标语，当然还带着杀好的猪来慰问，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物资短缺，大家都在饿肚子，看到这些猪肉，狼吞虎咽，吃的不亦乐乎。接着工农联盟每个月就来慰问一次，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不料几个月后慰问的农民开口了，要求工人大哥支援他们一些原油，吃了人家这么多肉，不给是说不过去的，油田领导反复研究叫车启軻开一些原油给他们，当然这些原油是不入账的。万事开头难，有了此例，下面就慢慢成为习惯了，国家当时处于三年灾荒困难时期，有这样的猪肉对大庆工人是很好的贴补。到了困难时期过去后，经济好转，四清运动开始了，办案的人追起这些不挂账的原油了，而批准这么做的通知是口头的，没有下文件，于是全部算到了车启軻身上，车启軻非常生气，我一个人能吃这么多猪肉吗？但是运动总要抓一个人来顶账，按照这个吃的数目，车启軻被枪毙也够了，所以运动开始非常厉害，车启軻告诉我，他准备了一把刀，与办案人谈到一半，他拔出刀来，插到桌子上说，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再要没完没了，我跟你一条命换一条命，那个人脸都吓白了，于是双方签了一个能交差的文件，就结案了，车启軻被撤职，下放农场，降级，但是党藉保留了。这恐怕是车启軻这一辈子吃的最大的亏了，他每谈起来就非常愤怒。

车启軻结婚很晚，我去他家中时，看着非常可怜，四个从二三岁到七八岁的孩子，老婆非常胖，一看就是能力不强的人，不是车启軻非常能干，这个家庭怎么维持，但是我知道他们过得不错。那时工人允许在门前种一小块地，可能没有一家的自留地有车启軻种得好的，对家庭是非常好的贴补。另外车启軻在管理场院，我被分到场院去的时候，发现车启軻抓小老鼠，开始不知道他干什么，后来发现他做了不少长长的木盒子，盒子一头用从场院筛子割下的铁格子隔成一个小房间，小老鼠就被放到里面，盒子的另外一个进口是畅开的，上面吊着一块大砖头，黄鼠狼听到里面小老鼠声音，就会从进口钻进去，一踩里面的板，门口的砖头就掉下来，黄鼠狼就跑不掉了。用这个办法车启軻每天都能抓到黄鼠狼，因为场院里黄鼠狼太多了。黄鼠狼是非常贵的，车启軻卖掉可以得不少钱，这件事当然只有我知道，否则大家都要红眼了，加上那个时候搞这样的副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犯法的。

北大荒非常冷，每家都要有火墙才能过冬，所谓火墙就是墙是空心的，一个炉子搭在房间的里面，然后烟道从火墙通出去，火墙就热了。砌炉子非常有讲究，炉子搭得不好，费煤，火墙也不热，车启軻砌炉子是有名的，省煤，而且火苗直往火墙里飘，火墙火烫。大家都来请车启軻砌炉子，我在旁边当小工，车启軻对我是不保密的，他一边砌，一边解释，为什么这个地方必须放砖，惭愧我这个大学生，现在还是空气动力学博士，半懂不懂。

车启軻没有念过多少书，是艰难的战争生活将他逼成了一个猴精猴精的人，没有这种猴精，在那种战火弥漫和解放后的运动中他能够活到现在吗，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不是经院色的，不是逻辑的，而是来自残酷的生活，就像大自然中进化的很多有奇特特性的昆虫，来自残酷的生存竞争。我对车启軻的尊重远远超过学校的教授，教授的那种学问那种智慧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神秘，我完全能做到，而车启軻的很多特质我是无法学的，尤其他在那种困苦的自然条件下的坚强，自信和就地取材的鬼点子，给我打开了一扇学校和书本没有记录的阅历大门。

我现在的妻子们都惊叹我为什么能做一手好饭，她们不知道我的做饭技术是跟车启軻学的。我母亲做饭很好，但母亲认为男孩子做饭没有出息，所以从来不让我碰餐具。我与车启軻在月牙泡看鱼的时候，他教会了我做饭，在月牙泡，我们一起打鱼，回来他教我怎么煎鱼，怎么烙饼，所以我现在的做饭风格是大刀阔虎的军人式的，以味浓色重著称。

我与车启軻相处最长的时间是管理场院。车启軻的算盘打得非常好，将大粮库的粮食储藏帐目列得清清楚楚。他也是根据我的能力对我因才使用，在秋收最忙的时候，场院非常繁忙，而他只要我管一件事，其他所有的重担都由他一个人负担。我管的这件事非常简单，就是看住地里开来的运粮汽车，不让他们乱跑，将他们领到指定的地点卸粮。他的这个任命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场院最大的事故就是串种，地里的麦子有七八种，品种都不同，一旦混杂就会全部报废。让我这个其它用处不太大的人，死钉住这件事，他就没有后顾之患了。 

我管理这件事还是蛮胜任的，但是也不尽然，因为司机不听话。很多现在的人
都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的腐败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腐败，送礼，受贿，搞女人已经早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穷，数目不是这样惊心触目罢了。那时的腐败除了当官的，主要有两个职业，司机和医生，他们利用职权早就开始敲诈勒索了，尤其司机，由于交通不便，很多人要求他们，他们以此搞搭车的女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只是没有人愿意去追究这些事了，吃了亏的女人也不愿讲，很多事就这样习以为常了。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司机是非常厉害的，我做这件事也常常被他们欺侮。
有一次来了一个卸粮汽车，我让司机开到指定地方去卸，他不但不听，还指着我骂了起来：你是干什么吃的，这么罗嗦，地里这么忙，你在这里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不断说好话，才将他领到应该卸的地方，卸车的工人过来将车一边的大厢板放开了，正准备卸，车启軻走过来了，他肯定听到了那个司机骂我的话，他摆摆手，让卸粮的工人走开，啪的一下，将车的大厢板抬起来关上了，做了个手势让车走，那个司机不明白什么意思问，不卸了？车启軻说你愿意开哪里就去哪里，我们不卸你的粮。那个司机软了，拼命说好话，车启軻连听都不听，摆摆手叫他走，然后自己走开了。

这件事直到那个司机请了他们的队长来讲好话才摆平了，从此我的工作好做多了。 

后来队部让我在场院过夜，看守粮食。秋收的时候每天夜晚场院都是灯火通明，直到半夜人才走空，这时诺大的一个场院变成空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阶级敌人看守粮食，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了壮胆，我将场院所有的探照灯都打开，然后钻到用小杨木围起来的四面漏风的工具房中睡觉。我根本不相信会有哪个阶级敌人会来烧场院，如果有，我倒是担心当时被斗得昏天黑地的走资派。其中哪一个要想不开了，放把火与粮食同归于尽，这种可能要比那些在无产阶级铁拳下已经元气大丧，像落水狗一样在苟延残喘的阶级敌人要大多了。如果运气不好碰上这么一个家伙，我也只能认命了。反正这么大的场院看是看不住的，不如呼呼大睡，将命运交给上帝吧。

但是北大荒的夜又冷，风声又凄戾，我将很多麻袋盖在身上，重得喘不过气来，还是冻得发抖，半夜经常冻醒过来。 

车启轲夜深常来查场院，纠正了我将场院所有的探照灯打开给自己壮胆的愚蠢行为，他将探照灯全部指向场院外边的道路，这样外边来场院的人远远的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安全多了。

他每次晚上来查夜，看到周围没有人，就从衣服中拿出一根尚有余热的玉米给我，多少的慈悲和同情在这根玉米之中？须知，他结婚太晚了，家中有四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他门前的那一块小小的自留地能给他多少玉米，对我来说，这根玉米比今后生活中多少东西都贵重。 

车启轲来时看到我有些怕，问我怕什么，我说狼，因为场院周围常有狼出没，车启轲说不对，狼没有什么可怕的，深夜碰到一个狼，它不一定伤你，人最可怕，如果深夜碰到一个单独的夜行人，那是最危险的。他说着，跑了过去，拿到一根铁器，他用力将铁器在地上敲了一下，然后说夜晚敲铁器的声音非常慑人，如果你碰上人，你就拿它敲地面，大声喝问，不能怕。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半夜里，挂起了大风，紧接着来了暴风雨，将场院盖粮食的伞布掀起来了，十几个从大庆来的秋收支援队的小伙子赶忙奔来了，他们在场院中飞奔，拉着被吹开的伞布想盖回去，但是就没有办法盖上去，这些伞布都是非常大和沉重的，加上巨风呼啸，根本无法摆布，情况非常紧急，要是粮食被雨打透了，就没有用了。正在这个时候，车启轲师傅从远处奔来了，他家离场院比较远，所以来晚了，他来了，看到这个情景，对着那些正在拼命拉伞布支援队的小伙子大叫：“都给我滚开” 那个命令像排山倒海那样气吞山河，在雷雨的闪光中我看到车启轲像铁塔站在场院的中间，狂风吹着他狗皮帽子上的毛在瑟瑟发抖，小伙子在他的命令下都放下了伞布，茫然的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我听到车启轲叫“小黄过去，抓住那个角，然后他跑到上风口，拉住伞布的另一头，开始借风力转起圈子来，我们转了一会儿，伞布被乖乖的盖到粮食上面。 

我至今想起车启轲说过的话，就是他说的人最可怕，和他说这话时的表情，我如果回忆车启軻的样子，就会想起他在暴风雨中站着的那个样子，自信，威武， 坚定，这是他真正的面貌，平时是看不到的。

文化革命来了后，车启轲也因为过去的所谓贪污问题受到冲击，那时来了几个红卫兵，听到车启轲很多事情，想见识见识，就将车启轲押到一个大汽车旁，汽车上装了几根非常粗的松木，拉到农场盖房子用。红卫兵说，车启轲，大家都说你能耐，我们想看看，我们四个人卸这部车，你卸那部车，如果你赢了，免了你明天陪斗的喷气式。说着就开始了，红卫兵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车启轲车上的园木就滚下来了。从此红卫兵对他充满敬佩，不再找他麻烦。

我是1972年离开农场的，离开前到车启轲家去吃辞行饭，看到车启轲准备了那么丰盛的菜我潸然泪下，要知道，这在文化大革命时的农场，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做到的事。八年的朝暮相处，我们之间有着多少令人心酸和亲切的回忆，这一别还能见面吗？看着他两鬓的斑白和他膝下的一堆幼童，我感到心痛。

2000年我重访大庆，一再请同学打听车启轲的地址和电话。当我给他打电话时，我声音不由颤抖，离别三十年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吗？他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高兴，他说听到我在美国定居了，他特别高兴，他坚持不让我去看他，他说我能够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很高兴了。我想我在农场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三十年后一定变得非常多，可能我不见到他更好，我愿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是在那个暴风雨的夜里的样子，雷声轰鸣，电光石火，他像铁塔一样站在场院的中间，狂风吹着他狗皮帽子上的毛在瑟瑟发抖，他望着漆黑的人间，无惧，坚定，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