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造反派与五十年代“右派”，由于不同历史表现和历史遭遇，而有着不同的现实评价和现实命运。澄清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公正评价造反派形象，更有利于我们找出极权制度下各种异常民主举动的隐蔽联系 老高按：由白桦文革经历中的一个壮举，引出了五十年代右派和六十年代造反派的关系问题，连续发出几篇博文，包括推荐姜弘教授的文章——他看到鲁礼安等人在文革中造反经历的自述，联想起当年自己和其他右派，发出“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的感叹。我想，右派、造反派们，在看到八十年代请愿学生，乃至今天的维权人士，可能也都会发出这种感叹。当然，这几类人士的思想动机、精神资源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我看来，还是有一脉相承的因素。这几篇博文，谈的就是其精神联系，以及社会处境的相通之处。 昨天网友“盘桓”认可我所说的：右派同情造反派的“非分之举，对于多数人（右派分子）来讲，是不敢的；但非分之想呢？”，他说：“如果这样讲，就没什么争议了。” 很高兴“盘桓”能同意我的看法，本来最初的话题就是从我这句话——“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桦一人”说起的，强调的就是“思想上感情上”啊。 “盘桓”还说：“但楼主举出的事例，似乎并不限于‘非分之想’。” 是的，我举出的事例中，只有姜弘文中所说的那多数右派，多是“非分之想”，其它事例，都是有行动的，属于“非分之举”。这一点，要请“盘桓”理解。人们心中想什么，殊难判断，这就是我只敢说“不是白桦一人”，而不敢断言究竟是否“普遍现象”的原因；我能举的例子，只能是“发于中而形于外”的，过去毛泽东时代有句话说：“忠不忠，见行动！”用在这里也正合适：像白桦那样采取冒着风险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了，当然就能证明“思想上感情上同情造反派”。更多的人，是“敢同情而不敢言”，仅仅是“非分之想”的例子，就很难举。 在几天的讨论中，我比较意外地发现，一些读者对42年前（从1976年10月起算）的文革历史，已经相当模糊了。不少人竟然似乎不知道文革这么一场庞杂的运动，其实分了几个阶段，性质很不相同，甚至是180度转弯；似乎不知道造反派其实最多只是在十年浩劫中的一年半炙手可热，多数时间，除个别人青云直上如王洪文之外，基本上受压；也似乎不知道文革大范围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与造反派并没有多大关系——当然造反派也并非清白无辜。还有人只是机械搬用书本上现成的某些定义或论断（例如“五类分子一直受压”），虽然不能说错，但忽视了实际生活的复杂性，以共性代替了个性。 我们从七十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后出现的申诉、要求平反昭雪大潮，来对比六十年代中期的右派同情造反派、希望借助造反大潮改变自己命运，就不难理解他们——这是右派情感上思想上同情造反派的功利性因素之一。文革中他们看到过去整自己的那些当权派被造反派打倒，造反派和群众清算他们从五十年代以来的“累累罪行”，当然期望借此机会，将自己头上的帽子摘去，恢复回到“人民”（那时没有公民的概念）的权利，而不再是“贱民”。文革之后要求平反昭雪，出于同样心情：已经在十八层地狱很多年了，看到中央政策似乎有所松动、有所转向，便“人还在，心不死”，再来搏一搏，赌一把。不过六十年代中期的右派们很倒霉，他们哪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已经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这时又再次希望破灭，被严斥“胆敢翻案”！这一次，是与造反派一起被打下去（其中也包括跳出来的白桦）。那些只是心头同情造反派未见诸支持的言行的右派，肯定既兔死狐悲，又自我庆幸与厄运插肩而过。到毛泽东死后，他们申诉、翻案才终于得逞。 前几篇博文中，我提到或者引用了周伦佐的文章《“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今天我就索性推荐他这篇发表于2007年的文章。因为文章太长，个别段落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枝节，我就删除了，不会影响理解他的主旨。提请留意他文中最后的一句话：当时“右派”与造反派的真实关系，不是大部分亲身参加造反，而是大部分内心同情造反。 “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
周伦佐，爱思想网 两个尖锐的年头接踵而至：2006年——文革爆发四十周年，2007年——“反右”发生五十周年。两个运动相隔九年时间，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暴露出的反人性、反现代性的险恶性质，如出一辙。然而，对于文革四十周年，人们只能用沉默来祭奠；对于“反右”五十周年，人们却以抗议无端迫害和要求彻底平反的方式进行了有声的纪念。其中差异，似乎来自文革的复杂性。例如人们常说：1966年10月－1968年8月的民众造反运动，不只冲击了中共的各级当权者，而且也迫害了包括“右派”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究竟怎样？ 当我们要求中共为“右派”彻底平反之时，似有必要澄清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说实话，想到这个问题就令人心寒。不是没有真相可言，而是因为几十年来，人们基于附势心理的误记、误言和误断对事实真相的太多歪曲。 事实明摆着：1966年10月以前，造反派的前身——下层黑色和麻色青年人群，就因为与当年“右派”们同样的出身和言论而被打“小右派”，同“老右派”一起遭受各级当权派、工作组和官办红卫兵的迫害。这之后，他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对象，又正是当年将55万知识分子直接打成“右派”并对其使尽专政手段的各级当权派。三年造反期间，由于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加上同病相怜，他们对“右派”实为避而远之，从未像官办红卫兵那样残酷地进行迫害。 凡是自我稍为真实和良知尚未丧失的人，都应该从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的双重角度，承认或至少默认这一事实。 然而，在“右派”们的回忆文字中，至今为止，我只看见被视为政治异化的丁玲、刘绍棠和被誉为刚直不阿的刘宾雁、邵燕祥，摸着良心说了真话。此外，无论普通人还是文化名流，大多是所谓“遭受造反派迫害”的昧心之言。 我记得丁玲和刘绍棠二人从未自撰受造反派迫害的光荣事迹，反而在有关文字中坦言造反青年曾经关照过自己或保护过自己的文稿。 刘宾雁没有说自己与造反派的关系，而是谈自己对造反派的认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报告文学作品《未完成的埋葬》里。他写的是上海海运学院的事。通过调查分析，他发现至少在该学院：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运动的挨整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造反并得势，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重新失势并再度成为挨整对象，文革结束后继续挨整。与此相反，文革中的保守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运动的整人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失势并受压，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重新得势并再度整造反派，文革结束后继续整人。〔1〕 这篇报告文学后来受到批判和追究，因为它触及到了历史的真实。 邵燕祥1959年9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的1966年6－12月，被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官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劳动。1967年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下属组织——广播电视剧团战斗队，宣布官方文革小组对他的“戴帽”处理无效。剧团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保守派反对为他“平反”，造反派坚持为他“平反”。邵燕祥坦言“我在感情上是倾向后者的”。1967年2月起，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他也起来造反了——写大字报批判迫害自己的剧团当权派。〔2〕 凭我所了解“右派”们的敏感、善良和正直，我不相信他们宁肯与历来整人的当权者尽弃前嫌，也不愿对后来挨整的造反者表示同情。须知，这些当权者也曾整过他们，这些造反者也曾同他们一起挨整。文革前期的造反者曾因政治机遇而风光一时，但他们造反的对象主要是过去同样整过“右派”的人。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暗自高兴，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产生内心的共鸣，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为他们的最终结局隐隐担心。因为这有违心理的真实，我不相信。除非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已经被政治说教式的虚假观念彻底代替。 我相信狱中的胡风拒绝过对周扬这位曾经置自己于死地的文化官僚落井下石。但是，除了有污人品的卑劣之举，我不相信他从未有过一丝暗自的快慰，除非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的边缘。 我更相信胡风的弟子——在“整风”、“反胡风”和“反右”三个运动中连续挨整的军旅诗人胡征，在文革中对整人者采取造反之举的合情合理。因为这更符合人性的真实和心理的逻辑。 …… 我愿以几件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来具体说明当年“右派”与造反派的真实关系。 我所在城市近郊有一个地区农科所，集中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右派分子”。1966年11月造反派兴起之后，他们中的摘帽者纷纷起来造反并成立了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一二七沧桑战斗团”，未摘帽者虽然无权参加组织，但大多倾向于他们的观点，并暗地出谋画策。造反之初，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激进在这座城市非常著名，以至1967年“二月镇反”时被定为本地第二号“反革命组织”，遭到最残酷的镇压。尽管后来为了政治合法性，他们吸收了不少原保守派中的工农分子加入组织，并主动退居次要位置，但他们激进的造反倾向，一直保持到1969年单位革委会成立。 大学同学邹某，其父系某省戏剧学院流放到本城农科所劳动改造的“右派”。1983年，邹某向我讲起文革中“造反派对其家庭的歧视和迫害”。我就自己所知的事实告诉他：其母参加了单位造反派，其父实为农科所造反组织的幕后参谋，他们从未遭受过造反派的歧视或迫害。相反，有两位喜欢文学的造反青年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一直以“老师”和“师母”尊称其父母。要说受迫害，那是因为这两个造反青年1971年在“一批双清”运动中被审查而使其父母受到牵连，但整其父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掌权军人。邹某少年时的记忆苏醒，连称属实。 街道造反青年Y，1969年偶获1957年出版的《星星》诗刊一本，读后深为被打成“大右派”的流沙河抱不平。随之竟以一套《鲁迅全集》从朋友手中换得停刊前的《星星》诗刊全套--不惜以“合法”换“非法”，而且一直珍藏。1981年，已是诗人的他借调到《星星》编辑部工作，有幸与流沙河面识，渐成知交。谈起这段换书往事，以及为躲避全城大搜查而多次转移藏书地点的经历，流沙河深为感动，并为有人敢于在文革中珍藏下《星星》全套而大为称奇。他随后将这套《星星》送给了流沙河。 工厂造反青年Z，197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地区医院内科主任职位被打成“大右派”的医生张敦仁，二人遂成忘年交。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实，国家和个人，无所不谈，情谊之深，几达数日不见即感寂寞之状。敦老之兄张默生，系原西南文联副主席及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1957年因替流沙河《草木篇》鸣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打成“大右派”。默老1974年来乃弟家中作客，敦老即将忘年交引介给兄长。Z假托《悼鲁迅》之名作抒怀言志七言排律一首请教，诗中隐含了不满黑暗现实、坚持思想探索、追求人生价值的意旨。默老读后连声称赞，并手书一份带回。诗如下： 风满三更横缁衣， 月照九州展素尺。 寂寞暗地埋旧事， 彷徨深处发新枝。 霜凝纸上云雨醒， 雷鸣笔下春秋驰。 一枕何付潇湘梦， 千古不朽国魂诗。 同年，Z的胞弟与另一朋友前往省城拜望默老。临别，默老笔书对句转赠于Z：“到人之所未到，言人之所未言。”殷切之望跃然纸上。文革结束后，默、敦二老相继平反。Z不愿以现在身份牵连于人，遂于1977年与他们中断交往。默老后来逝世。敦老仍健在并任地区政协常委，多次捎口信让Z去看他，但Z心有苦衷一直回避。 1971年“一批双清”运动中，我在监狱里认识了两位“右派”难友。他俩一名钟子鲂，一名肖庆伟，在此前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捕，罪名皆为“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腐蚀青年”。他们早我半年入狱，现与我同室而囚。二人得知我的名字，皆言一直很关注我的动向，曾托人介绍相识，但始终未成，不想今日相会狱中。我同样久闻其名，有心请教，想不到心愿竟在此时此地达成。钟原系某军区《战友》报主编，大尉军衔，1950年代受到毛泽东称赞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口号就是由他提出。肖原系省城某高校哲学系讲师。他们皆因1957年打成“右派“而流放本市农科所劳动改造。二人对社会与人生颇有见解，特别是肖与下层黑色子女多有交往并颇多指点与启迪。正处青春迷茫期的我，久旱逢雨一般从他们身上汲取真知的点点滴滴。追溯足迹，我思想的旅程就是从那里迈出最初的一步。 说到下层民众造反之事，二人从不隐瞒支持心态，但更充满担忧。一日相互和诗，肖和我七律一首： 方刚血气南冠诗， 遗恨白帝滩上石。 英雄亦作黄梁梦， 美女不少薄命事。 战罢夷狄藏书剑， 了却君王敛行志。 大马金刀名将在， 况尔龙泉只三尺。 1、2句，先赞我反对官方“批清”运动的大字报，后惜我入狱之事。3、4句，感叹共同的造反空想。5、6句，自喻“大鸣大放”后即与毛体制决裂而甘为隐士。7、8句，再叹官僚势力太强大，造反派难以成事。 半年后，二人分别被判刑离我而去，终未再见。 据传，1970年代末二人的“反革命”罪名和“右派”身份皆获平反。钟大喜过望，狂饮之时突然辞世；肖欣喜若狂，投河自沉而亡。倘若传闻属实，就将这段文字作为我对他们的小小怀念。我希望传闻是假，他们平反后依然健康、愉快、热情地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黑雾弥漫的年代，他们是最早在下层青年心中点播民主与自由小小火种的人。 无论从心理或社会理论角度透视，还是从历史和现实利害关联分析，造反派与“右派”的关系都应该明明白白，勿须多疑。 然而，就是有人要用官方话语来取代历史和歪曲事实，好像不这样做，自己以《反右派始末》为书名的记实作品就会失去份量。我指的自然是记实文学作家叶永烈。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整整七页的篇幅专门论述自己关于“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运动”的立论。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不是事实，而是官方话语，也就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和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因为这两个文本中，既有“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用语，又有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同于“党内右派”的提法，作者就断定文革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继续，性质完全与“反右”运动一样，文革是第二次“反右”运动，55万“右派”分子的遭遇比1957年更加悲惨。〔3〕 这完全是政治话语对事实真相的搅和，作者面对历史现象时应有的正常判断，完全给搅混了。比如作者明明看到了文革与“反右”的不同之处：“反右”主要整党外民主人士，文革主要整党内当权派，仍坚持认为，前者属“党外右派”，后者属“党内右派”，二者都是“右派”，所以文革与“反右”都是“反右运动”。 当下中国，这类似是而非甚至胡搅蛮缠式的言说，实在太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搅昏了不说，还要把受众也搞糊涂。历史真相岂能敞亮？ 作者的糊涂可能来自，没有看到文革的运动模式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并分别推行于三大历史段落： 1966年5月－1966年10月，先是刘少奇按照传统思维和传统方法主持整个运动，后是掌握着运动领导权的各级当权者及其所支持的官办红卫兵继续推行“阶级斗争”模式，运动的确与“反右”一个套路：依靠对象是红色子弟，打击对象是包括“右派”在内的文化界知识分子和各界黑色人群及其子女。 1966年秋季－1968年夏季，从毛泽东及其极端派发起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开始，运动发生了由“阶级斗争”模式到“路线斗争”模式的方向性转变，依靠对象是前一时期与“右派”同时挨整的杂色人群，打击对象则是各级当权派。 1968年夏季－1976年秋季，这一方向性转变实际上发生了逆转——运动模式重新由“路线斗争”变为“阶级斗争”，依靠对象又恢复成红色人群，打击对象又恢复为包括“右派”在内的黑色人群和包括造反派在内的杂色人员。 例如：在1966年6月11日的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学生、教师中的右派分子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在6月13日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的两个报告中同样批示：“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4〕相信1957年当过“右派”的人，定会觉得这种声调特别耳熟。是的，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刘少奇就是这样来看待和领导文革的。他的确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延续，他确实是要再一次从教师和学生中大抓“右派”。文革如果按刘少奇沿用的中共传统模式继续搞下去，或者按照各级当权派和保守红卫兵的作法--继续将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黑色人群当作主要斗争对象，确实会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反右运动”！ 但毛泽东的看法和作法完全与此相反：毛此时所说的“右派”，人人都知道是指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和顽固守旧的保守派。 如果叶永烈只以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5－7月，或者各级当权派掌控运动和保守红卫兵独霸天下的1966年8－9月来证明自己的立论，尚能成立；可是他偏偏要隐去这个阶段，而将知识人群遭迫害的党委领导时期和官僚人群受冲击的造反派得势时期统称为“反右”运动的继续，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怎么能将这之后挨整但在这之前一直整人的当权派，与“右派”拉扯在一起呢？怎能将两者挨整的性质混为一谈呢？台上历来的整人者即使此时挨了整，与台下历来挨整者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一致，怎么能将二者等量齐观？要知道权力与知识、官僚与文人历来就势不两立，更何况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在书中，作者还玩了两个概念弯弯绕式的误指游戏： 首先不提民众心目中的文革要义是1966年10月－1968年8月的整党内当权派，从而让人觉得，从“右派”附带挨整的运动初期开始，整个文革的要义都是整“右派”——从党外整到党内，1957年的“右派”与现在的当权派命运相连，休戚相关，原是同根生。 其次，不提1966年5－10月整“右派”的责任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级当权派和官办红卫兵，也不指明1966年10月－1968年8月整当权派的责任人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和下层造反民众，更不说明1968年8月－1976年10月整“右派”的责任人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和各级革委会的掌权军人与掌权干部，而巧妙地用了“文革”和“红卫兵”两个抽象概念来泛指，让人觉得整“右派”和整当权派的是同一伙人。是什么人呢？只能是被宣判了政治死刑的造反派。 两层误指游戏完成，作者的真实用意跃然纸上：“右派”与当权派，都在同一运动中为同一伙人所害，所以二者属于同一战壕的战友。 是的，通过论证二者在文革中的生死联系，来加强他们在现实中的亲和性，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 由此看来，以为作者犯糊涂，纯属误会。作者所求的其实是郑板桥式的假糊涂！ 国内学者林贤治同样说过文革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放大。但他的立论依据，却是文革和“反右”中官方行为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前期鼓励造反，后期收拾造反者〔5〕。在他看来，文革中与“右派”命运相同的人，不是“当权者”而是“造反者”。其立场与叶永烈完全相反，结论也比较接近真实。 已故海外学者杨小凯因为文革时湖南省原《湖南日报》总编刘凤祥为首的一些“右派”曾参与民众造反，就断言全国“大部分右派文革时都是造反派”〔6〕，显然有些武断。事实上，湖南的这种现象只是全国的特例而非通例。文革中的受歧视受迫害人群造反有一个严格的限定：必须限于所谓“人民”范畴之内。当时起来造反的杂色人群，无论显在和隐在黑色家庭出身的青年，还是自身有“历史问题”的成年人，或者其他受压抑的人员，他们最低限度也必须属于“人民”阵营——即使处在这个阵营的边沿。“右派”造反，最大可能也只有那些摘去帽子名义上已经属于“人民”的人员才敢。 1966年底，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包括“右派”在内“十七年”受迫害人群要求平反翻案的高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急忙于1967年1月13日制定了那个著名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严格规定了包括“右派”在内的“黑五类分子”不许参加造反的四个“不准”。1967年“二月镇反”被否定后，全国又出现第二次包括“右派”在内“十七年”受迫害人群要求平反翻案的高潮。青海省革委会办事组特地向中共中央反映，声称“要求平反的都是1952至1965年的问题”，他们无法解决。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份反映时又专门下发了《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决定》，除了有一句“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之外，实际给包括“右派”在内被视为“阶级敌人”的黑色人群关上了最后一道铁栅栏。 1966年10月－1968年8月，时常可见一种名为“走访记要”的大字报和传单张贴于街头，内容大多是受迫害人员就所关心的政策问题走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或省革委、省革筹相关部门的谈话记录。我手里有一份当年这类“走访记要”的抄件，是我所在城市农科所已摘去“右派”帽子的Y于1967年9月22日走访四川省革筹政法组余同志的谈话记录，也是问答式。走访动因自然是摘帽“右派”参加群众组织后，不仅“二月镇反”遭到残酷镇压，而且至今仍然受到非议之事。现将要点摘录如下： 问：摘掉“右派”帽子的革命群众是否以表现好坏来确定能否参加文化大革命？什么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 答：“右派”是敌我矛盾。摘掉帽子就不是“右派”，是革命群众，就有四大权利。《公安六条》规定的人之外都能参加文化大革命。 问：我们已经摘掉“右派”帽子，这次起来造刘邓路线的反，揭发“反右”工作中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对不对？ 答：应该这样做。 问：我们自己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属于“右派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成立组织？ 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已经摘掉帽子就有四大权利。成不成立组织你们自己决定。我没有看见过不准成立组织的文件。 这份走访记录，还包括另外三项相关内容：“二月镇反”中保守组织对摘掉“右派”帽子的造反者进行迫害属于什么性质？这些受害者是否有权参加处理“黑材料”？他们是否有权批斗迫害自己的“走资派”？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右派”摘帽者参加造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摘帽者尚且如此忐忑不安，更何况戴帽者！ 当时“右派”与造反派的真实关系，不是大部分亲身参加造反，而是大部分内心同情造反。 1966年的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由于不同的历史表现和历史遭遇，而有着不同的现实评价和现实命运。文革四十周年和“反右”五十周年的今天，澄清1966年10月－1968年8月期间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公正评价造反派的形象，而且有利于我们找出极权制度下各种变态民主举动的隐蔽联系。 2007年4月15日于古邛都森林居 1．刘小雁编：《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49－313页。 2．邵燕祥著：《人生败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7、127、128页。 3．叶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577－583页。 4．参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149页。 5．林贤治：《自制的海图》，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6月，第85页。 6．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 近期图文： 1957年右派与文革造反派的共同点 造反派与右派精神联系的更多实例 诗人、剧作家白桦不虚此生 白桦用电影《苦恋》提的问号怎么回答 网络审查：有中国特色的新生行业在崛起 信奉普世价值者该不该为左翼青年呼吁 极权国家要改革，必须以分权为要务 先是空话、沦为笑话的“依法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