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将领何畏

  何畏原为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高级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后脱离革命，回到家乡。1960年病逝。

  1900年，何畏出生于广东省海南乐会县玉堂村（今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玉堂村，又名后塘村），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统。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童年时随父亲何良炳到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的领导人以及英（国）荷（兰）两族中区委员，后被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回国。

  1926年,何畏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科第一学生队一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供职。之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他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广西从事兵运。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连长、营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上犹县红色独立营营长。

  1932年10月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创建川陕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与任其他师师长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一起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4个师，约15000人）的主要军事骨干。

  1933年6月，红4方面军军事会议作出了将师扩编为军的决议，将红4方面军下辖之第12师连同巴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何畏任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之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与组织或组织领导了许多重大战役。其时，率部进入川西的理县，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何畏临危受命，任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亲率25师、27师各一部,何畏红9军下属的25师和27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到了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实现了红军两支主力军团胜利会师。这次历史性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长征途中，何畏兼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到达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

  从一名热血归侨青年成长成为红军的显要将领，何畏经历了血与火的砺炼，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信念坚定，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了不少硬仗恶仗，为红四方面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之为军中“小诸葛”。他，作战勇猛，靠前指挥，且率先垂范，屡立战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颁发的一等红星奖章。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1938年因党内路线斗争怕受其害，加上身上带伤，为治疗养病带着腿伤而离开延安回到广州生活。何畏于1960年病故于家乡海南，享年60岁 。

  当年何畏在马来西亚（当时叫马来亚）被驱逐出境，其原配夫人曾国彩没有生活依靠，只好带着长子何达梧回海南博鳌后塘村老家。何畏回国后一直音信全无，时至1946年，曾国彩接到丈夫何畏自广州寄回家乡的信，说他在广东省救济院安老所（地址为：广州市珠光路），并已娶罗明新女士为妾，生有一男一女（儿子何达桐现居住加拿大，女儿何月明现居住香港，同何家一直都有来往）。

  1955年，何畏因与小妾罗明新发生婚姻纠纷，毅然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同原配夫人曾国彩和儿子何达梧一起生活。在回老家当年，村里大多数人不认识他，连儿媳妇都问他：“伯爹你从哪里来，你要找谁？”何畏只说了一句：“我是阿公，达梧去哪了？”当时，正好何达梧去了三亚。在老家数年，他一直缄默寡言，从不透露在外几十年参加革命工作及其生活经历的丝毫情况。其几年间，仅在家干一些轻活以及为村里夜校当业余辅导老师。在我们采访村里那些曾经同他相处过的老人说，何畏中等身体，五官端正，体格健壮，脚有伤疾（战伤），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知书识礼、知识面宽，精通医术，能说善道，出口成章，毛笔书法流利，是个非常有文化知识的人，且精音乐，见歌会唱。村里请他当义务教师，协助扫盲工作，曾教孙子及村民唱《东方红》、《国际歌》等歌曲。他会说国话，并从教拼音开始，教村里的青年们学讲普通话，他经常对村里的年轻人说：“一定要学普通话，要不以后赚不到吃的。”他吃苦耐劳，曾经跟村里的人做过木工、泥水工，社里安排他干什么重活，他也从不推卸，劳动纪律很好，从不怨言。他有一嗜好，身不离书，工作之余，就拿起书来看，甚至连上厕所都看书，《水浒传》、《三国演义》非常娴熟，讲得津津乐道。他平时缄默寡言，从不谈论政治，不流露其身世和经历。由于身体壮实，吃量颇大，在村里艰苦生活几年。儿媳钟家蓉说：粮食紧张时期，他曾经教村里人摘“革命菜”充饥，直至1960年粮食紧张时期因病饿交困、缺医少药之时，何畏在老家寿终正寝，长眠辞世，享年60岁。出殡那天，村里的人都来参加送葬，那些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何畏在临终前对妻子曾国彩说过，他的同事都在北京，都是当大官的，并拿出一把铜片压印“校长蒋中正赠”的宝剑和一枚纪念勋章交给儿子何达梧收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何达梧怕红卫兵抄家受株连，一天夜里，偷偷地把宝剑及勋章扔到老家门前的万泉河里，至今回想起来，何达梧老人懊恨不已。

  何畏的原配夫人曾国彩，娘家在朝阳维礼村，她年轻时参加红色娘子军，是与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第一批去参加娘子军的红军战士，参加过多次战斗并负过伤。何达梧先生回忆，小时候，由于家里没有人，他的童年几乎都在外祖母家度过，母亲参加革命工作，他只好依靠外婆扶养长大成人。解放后的1950年至1951年间，曾国彩担任乐会县博鳌乡第一届妇联主任，后因丈夫何畏的历史不明问题受株连，被免职回家务农，于2003年病逝，享年100周岁。

  何畏的小妾罗明新于50年代初带着女儿何月明、儿子何达桐移居香港。1983年罗明新经多方打听，得知丈夫何畏已于1960年在家去世的消息，独自一人几经周折从香港一直探路回到后塘村，并到何畏墓前烧香叩拜。之后，曾多次带着女儿何月明回乡祭拜父亲，罗明新于2002年在香港病逝，何汤月明一直与何达梧一家联系来往，且对何达梧一家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支持与帮助。罗明新千里问路寻夫的消息，引起琼海新闻界的注意，曾在《琼海市报》上作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