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官方把文革中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杨继绳力驳其荒谬，并指出，为显示自己革命性，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排斥地富反坏右。而长期受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虽然他们没有造反权利，造反派也不敢吸纳他们


　　老高按：没想到几天来因为白桦去世而说起他在文革中的勇敢之举，无心插柳柳成荫，唤起了部分网友对文革的关注，让我深感欣慰！昨天博友吴言写了一则跟帖：
　　博主提到的，确确实实是一个大问题。国人已经被文革后的当权派们主导的说法所左右。杨继绳的《天地翻覆——文革史》说清楚这个问题了，可惜大部分人不愿意花时间读这样的大部头书。
　　感谢吴言，提醒得好！今天我就介绍一下杨继绳在他86万字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中的有关论述。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全国十亿民众卷入其中，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文革落幕五年后，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宣布彻底否定。否定是虚，禁谈是实，史料也封存——昨天明镜火拍“人生之中”访谈节目，宋永毅介绍说，在中国大陆，文革史料越来越多，但封存的“保密级别”也越来越高。
　　王蒙在《中国天机》一书中说过：“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煳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我素来钦佩的著名学者杨继绳，有专啃硬骨头的性格。2008年，海外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百万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引起巨大反响，国际上获奖无数；写完《墓碑》，他马不停蹄，从2007年起，穷近十年之功，撰写了长达86万字的力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2017年同样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读这本书，我感觉杨继绳是将之作为“文革通史”来写的，不仅从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追溯起源，更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展现了文革全过程。他力图用客观、中立、理性角度，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也力图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普世价值的观点来反思文革。行文也力图简练、通俗，让不同的人群能明白。
　　这部巨著，分为上、下，各有16章。上篇从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写到清查“5.16”之谜；下篇从“清理阶级队伍”，写到文革结束。全书共32章，既有史实的细节考证，又有新颖、独特的史论，成一家之言。全书起始的长文《导论》，从文革写到中国社会半个世纪来的巨大变化，也剖析了现状，很值得掩卷长思！
　　今天我节选的，是《天地翻覆》上册第九章的部分文字，大、小标题都是原书的。杨继绳明确地说：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责“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写了支持造反派的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杨继绳这部书，网上可以找到。我这里所用的版本，是朋友发来的，“由清华校友编辑制作”。不过其中还是有若干匪夷所思的文字错误，不得不花一点“校勘”的工夫。

　　第九章 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节选


　　1966年8月，毛泽东恩准老百姓有结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本来是写进宪法的，但中国不是宪政国家，宪法只是一纸空文。毛泽东给了这个权利，群众组织就如雨后春筍般发展起来。这些群众组织开始只限于本单位，后来发展到跨单位、跨行业的大规模组织。群众组织打破了单位党组织的约束，冲垮了官僚机构，冲垮了旧的秩序，实现了毛泽东期待的“天下大乱”。在准许建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时，毛泽东留了一手：不允许建立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这条限制是防止群众组织调动全国性资源与中央政府抗衡。仅管设下了这一限制，但他还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盒子里压抑着积累了十七年社会矛盾。积怨太深，冲力特大。毛泽东从魔瓶里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难以降服。这个实现“天下大乱”的工具，在以后实现“天下大治”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那时的毛泽东，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复秩序的铁腕官僚们，镇压他曾经支持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头头们都成了牺牲品。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除了恩准结社以外，还给予老百姓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办小报，当时红卫兵小报有5000多种（也有人估算为8000多种），有的发行量很大，如《清华井冈山报》在全国多个城市有航空版印点，邮局可以订阅。每个人都可以印传单，传播各种信息。1998-2003年的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文革中曾在国家计委机关刻钢板、印传单。学生（实际有一些工人和教师）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连，人们在短期内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红卫兵和造反派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不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红卫兵是群众组织，造反派是众多造反群众组织汇合起来的一个派别。
　　从总体上看，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有两个大的派别：造反派，保守派。此外还有逍遥派，即哪一派组织也不参加的人（运动初期逍遥派很少，随着运动的进展，逍遥派队伍逐渐扩大）。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红卫兵；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保守的，就是保守派红卫兵。在一个城市可能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同属一个派别。就造反派而言，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但这些派别全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都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造毛泽东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说是“跪着造反”：跪在毛泽东的面前，看着毛泽东的脸色造官僚们的反。
　　就我亲身的经历来看，当时区别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矛头向上，向党内走资派“开火”的派别是造反派；矛头向下，和掌权者一起打击反党委、反工作组的群众的派别，为保皇派（后来周恩来说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
　　造反派开始是少数派，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成了时尚，队伍不断扩大。后来，这个群众组织反对这一位领导干部，却保护另一位领导干部；那个群众组织保护这个领导干部，却反对另一位领导干部。因此可以说，除了官办的红卫兵、赤卫队（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差异仅限于“造反”对象的不同。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地、富、反、坏、右，都是排斥的，都尽力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不过，保守派队伍更为“纯洁”。
　　红卫兵开始出现是造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才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出现后，其它学校仿效，也成立红卫兵。也有的学校不叫红卫兵，北大附中就叫“红旗战斗队”，“红旗”的头儿彭小蒙很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这些老红卫兵造谁的反？造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反，造“四旧”的反。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强。老红卫兵反学校领导是因为他们父辈地位高于学校领导和老师，他们又得知内部消息，所以他们不应当算造反派。破“四旧”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而老红卫兵造老师的反是有恃无恐的。后来，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红卫兵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们就不加掩饰地保护干部、打击造反派，成了是名符其实的保守派。
　　大学的红卫兵是在中学之后出现的。……
　　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先后成立了三个松散的全市性组织。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27所院校的29个群众组织参加了一司。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之女）任指挥，“一司”是保守派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到年底就解体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红旗”，也有保守派红卫兵。临时总指挥是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之子），除了“北航红旗”以外，参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组织。这个司令部由于成员混杂，没有搞什么大的活动。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称为三司。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了三司。三司的负责人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组织，成员很多是在资反路线中受到打击的学生。三司在全国造反派中很有影响。
　　1967年春夏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又重新组合为“天派”和“地派”。……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们把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实际上，1966年5月到8月，将大批学生、老师、工人、普通干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出城市，将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和清查“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与造反派无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对大批无权者残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杀害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驱，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规模的迫害都是当权者决策和组织实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无辜。他们是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主力，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的破坏有重大责任。他们在冲击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群众组织相互争斗，甚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殃及无辜。他们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的推手，是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先锋。如果他们的主张（即毛的主张）得逞，中国要倒退很多年，会更加远离现代化。
　　对于文革中的派别，周恩来有一个说法。他说：“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按周恩来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起来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 “十六条”都是鼓励造反的。
　　“十六条”一方面制止各级党委打击造反群众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给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让大家放心大胆地造反。当时，“矛头向上”（批评“当权派”）才是斗争的大方向。被批评的“当权派”的级别越高，批评者谁就越革命。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说：“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起来的。离政治中心远的地方，造反派起来晚一些，大城市一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从重庆“8•15”、成都“8•26”、辽宁“8•31”等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起来的时间。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厂的造反组织是在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出现、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发展起来的。可以说，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起的；也可以说，造反派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

　　为什么学生会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线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一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因而得到了党组织信任；另一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党组织保持距离，政治运动不积极，通称为政治上落后的学生。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势和劣势随着政治运动是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势分子。
　　笔者1966年10月以后到十几个城市串连所看到的，优势群体参加保守派、劣势群体参加造反派的现象，在社会上也比较普遍。
　　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他们的优势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给予的，当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维护者。他们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团。
　　处于劣势群体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调整工资、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权者的压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这些人一直感到官员们对他的压制，他们看到官员被打倒，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保守还是造反，除了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些浅层次的原因。
　　处于保守地位还有以下情况：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一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是不会轻易造反的。所以，一开始造反派是少数，随着运动深入，这些人胆大了，看到揭露出来官僚的问题，造反派的队伍不断扩大。保守派并不反对文革，只是反对颠覆现存秩序，反对褻渎多年崇敬的权威。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号召造反；平时 “思想活跃”、不尊重领导的人。如果某人在上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就可能成为造反派。
　　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他们爱说话、爱表态，好打抱不平，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新右派”、“反革命”，是当权派把他们“逼上梁山”的。他们“根红苗正”，不怕对立面“抓辫子”。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气氛下，作为造反派头头，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独立思考、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的“大治”，就包含着将造反派当牺牲品的残酷结局。

　　一些单位群众造反的一个原因，是当权者在群众中搞宗派：拉拢一部分人，歧视一部分人。在武汉水电学院，工作组进校前，党委将师生分为左、中、右三类，左是依靠对象，中是争取对象，右是打击对象。1966年6月中旬，对此知情并且不满的学生贴出了题为《一个大阴谋》的大学报，揭露了将学生分类的内幕，引起了轰动，师生自发聚会抗议。党委对抗议学生施以镇压，制造了“6•18事件”。被镇压的师生就成了造反派。
　　1966年11月，重庆江陵机器厂技术员高德安到技术科找支部书记张角光谈事情，偶然看到张书记的办公桌上的一份技术科人员“排队”名单。党组织把群众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高德安眼疾手快，从书记办公桌上抓起来就看。张书记急了，两人就在办公室里拉拉扯扯，追来跑去，高德安一边躲闪一边看，看清了才还给了张书记。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队”名单情况告诉了其他人，在他们这五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排在三类的有两人，高德安被排在四类！高德安为什么被排成四类呢？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言论”问题被学校记入了档案，运动一来，首先被划入打击对象。五个人忿忿不平，就向技术科职工讲了，绝大部分职工听到后都表示不满，并希望他们去找书记把问题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一上班，他们五人要求张书记把“排队”名单一事说清楚，张书记坚守秘密。怎么办？高德安提议：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战斗队”的逼迫下，张书记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让搞的。此事传开以后，各车间、各科室纷纷向党支部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高德安是尖刀战斗队的队长，后来是红军战斗团的团长，再后来成了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勤务员”。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责“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写了支持造反派的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到底参加哪一派，要观察形势，判断大局，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是反党委还是保党委将人们分为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谁？反对谁？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一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瞬息多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站错了队就要挨整，写检查，请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同的理解，就参加不同的派别。前面说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一派还是依势而定。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上海柴油机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这两个系统的干部平时就谈不到一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组成了“东方红总部”，其成员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群应当参加保守组织，但因为反对生产系统的厂长朱文斌，说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认为朱的问题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结论，保护了他。所以“东方红”就反对上海市委，因而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除了这种群体性的人际关系以外，一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个人关系也是一个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一派里，就跟着参加了；这一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参加这一派。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的激进的一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并不是说17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17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在信息单一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反对官僚制度的“恶”。造反派中除了极少数人外，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这在当时是滔天大罪，是要杀头的。
　　当时造反派的诉求主要是：揭批当权派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被当权派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众，清查和烧毁所有整人的“黑材料”；深入全国各地煽风点火，鼓动受害群众起来造反；压制、瓦解、摧毁保守派组织。这些都是中央（1966年）十月工作会议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诉求超越了十月会议的目标：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饥荒”的责任；贵州的造反派组织调查大饥荒的情况。有少数造反者提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崛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学生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破四旧”，他们的斗争矛头很明确：当权派。至于这位当权派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先打倒再说！在批斗当权派和反对保守派时，他们也沿用老红卫兵的一些作法——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以及各种形式的身体摧残。他们也在批斗当权派时有时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富、反、坏、右”抓出来陪斗。他们也采取过几次影响巨大的“破四旧”行动。如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破坏了山东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积极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你斗走资派，我斗的走资派比你斗的走资派职务更高。一些省市，职务最高的当权派是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批斗的对象。“革命竞赛”是文革中极端手段出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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