酶室的何秉旺主任告訴，我來找他的時間正巧，酶室的院士張樹政剛剛給她的學生金城申請到百人計劃，新的研究組等人加入。我於是去見金城。那天北京的天氣很熱，我從玉泉路坐公共汽車轉地鐵，再轉公共汽車來到所里，已經是接近中午。我進了金城的辦公室，看到金城和我年紀相仿的樣子，臉色黝黑。他看見我進來帶着一陣熱風，趕緊打開了空調。和金城談了幾分鐘，他就讓我立刻開始工作。

金城的研究課題是蛋白質的多糖修飾，我開始工作以後發現這方面的研究其實還沒有展開。不久，我就被安排和博士後董志楊一起工作。董志楊是農大的博士，在我眼裡他的業務很差，我接手做他的項目，克隆一個基因，基因很快就得到了。董志楊卻不喜歡我獨立工作的方式，他覺得他是博士後，要管着我，看着我，我雖然都做好了，他不高興的是他沒看見我是怎麼做的，因為他還不會做呢。有一次他拉着我到樓頂上去蒸酚，害得我的隱形眼鏡戴不住。誰那時候提質粒還酚抽提呢。董志楊對我的不滿，還因為我沒有給他足夠的尊重。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從農大來，他為了顯擺自己的權力，叫我做一個酶切，我不好說不做，就問他怎麼做，做多大體系，加多少酶。他說做10微升體系，1微升的酶。他的朋友立刻批評他不能這麼做，酶的體積不能超過10%。1微升的酶取出來都要比1微升多很多，因為酶裡面有甘油。董志楊丟了面子，不恨自己沒本事，不恨自己瞎裝蒜，自然要恨我明明知道卻要問他，害得他丟了面子。不久之後的一次三人會，只有金城，楊壽鈞，和董志楊參加，會上他堅決要求辭退我。

我進金城的組，金城一直對我很客氣。我的辦公桌在楊壽鈞老師的對面，楊老師在所里工作很多年了，一直跟着張先生，他是個很倔的人，急了就臉紅，還罵人，董志楊比較怕楊老師。我和楊老師關係不錯，楊老師的碩士研究生和我也很親熱。張樹政先生已經年邁，一般不來所里，除非是有重要會議或者活動。張先生有兩個博士生，一個叫王永吉，之前是山西大學的講師，年紀偏大一點，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另一個叫尚傑，山東龍口人，她個子小小的，一般不說話，見人總是笑眯眯的。王永吉很欣賞我的業務能力，很看不上董志楊的德行。王永吉當時恰好回山西的家過年，他回來我已經被辭退了。他很遺憾，說如果他在，是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的，他以為自己在張先生那裡有話語權。其實他說得沒道理，我跟董志楊一起工作，他不喜歡我，強扭的瓜兒怎麼能甜。這事情金城也沒辦法。

我的辦公桌和楊老師的桌子對面放，其間某一天有個人來找楊老師，恰好楊老師不在，這個人和我閒聊了幾句，他是用了很詼諧的口氣，我也就順着他逗了一逗。之後知道這個人是前所長宋大康。在三人會議之後，金城通知我被辭退，楊老師通知我去找宋大康，他想要我。於是一場尷尬就順利地度過了。我離開金城實驗室之後，在96年暑假，王永吉和他在農科院的同學聯合辦了一個分子生物學培訓班，他們聘請我去培訓班講課，我因此還得到了一點講課費。

在酶室工作的時候認識了李麗，她住研究生院她父母的房子，每天和我一起做班車上下班。李麗大我幾歲，是安徽大學畢業的，她的老闆叫李青，是酶室的副研。聽李麗說他們組的項目是一種生物材料，還帶樣品到飛船上做測試呢。她說這種生物材料也許有隱形功能。在九十年代中期，這個課題有公司出錢要做轉化，這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研究所系統恰好也正在找需求想和市場掛鈎。不幸的是這個轉化結果不好，公司方面開始生產不久就反悔，並且狀告李青和微生物所欺騙，李青陷入困境。我認識李青他不認識我，在所里偶爾能遇見，那時候他走路的樣子已經搖搖欲墜了，不管是誰遭遇這樣的事情，都是很大的打擊，畢竟是一輩子做科研的專家。幸好李麗的丈夫於雷在高法工作，李麗是李青組裡的成員，於雷不可避免地給所裡面提供法律建議。後來的結果我不知道了，希望李青沒事吧。

我和李麗每天早晨7點到中關村，她不讓我直接扎進實驗室，我們兩個在街邊的早餐店吃早飯。然後才慢慢悠悠地去上班，那時候所里也沒有幾個人來，她說那樣已經足夠好的了。偶爾她還叫我在午休的時候和她一起去逛街，和她一起我買過一條真絲長裙，我媽媽見了那條裙子也非常喜歡，我出國之前就給了她，這條裙子一直在媽媽的衣櫃裡掛着。李麗有個朋友，也是酶室的，叫王晉芳（記不清了，大概吧）她加入了雅芳直銷，但是只給她的朋友買。通過李麗我知道了這個消息，不僅我開始買雅芳，我們實驗室的女生都開始買雅芳。每期的宣傳小冊子經過李麗到我的手裡，然後我們組會出一個大訂單。大概是因為我們組的收入好一些，年輕的女孩子們又沒有家庭負擔，真是個有趣的現象。李麗還經營回國人員的免稅指標，據說能賣很多錢。我告訴她所里來了個新海歸叫黃力，在一樓我們以前的舊實驗室隔壁，不知道她去找黃力了沒有。我出國之後，我先生孩子臨走之前，李麗用掉了他們換美元的額度。那時候我先生不知道在想什麼，他手裡有一萬多人民幣，都給了他做教授的爸爸，他自己空手帶孩子來美國，他以為我在美國賺金山銀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