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會期間，金融大鱷索羅斯在演說中一語驚人： “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大敵手”。 一石激起千層浪，習近平頓時被掀到世界輿論的風口浪尖。 索羅斯不僅是令人生畏的「金融大鱷」，也是推動專制社會轉型的重要推手。 顯而易見，他的這篇演說，是擲向習近平的投槍、聲討中國專制體制的檄文。
喬治·索羅斯：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手（全文） 瑞士達沃斯
2019年1月24日 晚上好，感謝各位光臨。 我今晚的發言是要對全世界發出一個警告，即一個前所未有的危險會威脅到開放社會的基本生存。 去年我在這裡的講話，主要是分析信息技術壟斷會產生的惡果。那時我說過：“在專制國家和大數據豐富的信息技術壟斷公司之間，正在形成一種聯盟，這種聯盟使新興的企業監控系統與已經發展的國家資助的監控系統結合起來，將導致形成一個甚至連喬治·奧威爾都無法想象的極權主義的監控網絡。” 今晚我要提請大家注意開放社會面臨的致命危險，即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可以被掌握在專制政權手中的控制手段。我重點講中國，在那裡習近平要使一黨制的國家具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威。 自去年以來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對中國的極權主義控制的形成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每個人可能被獲取的信息正在迅速擴展，所有這些信息將被整合到一個中央數據庫中，以建立一個“社會信用體系”。根據這些數據進行演算，對人們進行評估，以確定他們是否會對一黨制國家構成威脅，並因此而區別對待。 這一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完全投入運營，但其發展方向已很明顯。它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個人命運從屬於一黨制的國家利益。 我認為這種社會信用體系非常可怕和令人憎惡。不幸的是，有些中國人卻認為這一制度頗具吸引力，因為它能提供目前尚無法提供的信息和服務，而且也可以保護守法公民免受國家敵人的侵害。 中國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專制國家，但它無疑是最富有，最強大，和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方面最發達的獨裁政權。這使得習近平成為信奉開放社會理念的人們最危險的敵手。但習近平不是絕無僅有。集權體制正在全世界迅速增生，一旦成功，就會成為極權主義國家。 作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創始人，我畢生致力於反對整體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錯誤地宣稱，目的可以證明手段的合理。我相信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不可能永遠被壓抑。但是我現在感到，開放社會目前面臨嚴重威脅。 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開發的監控設施，使專制政體相對開放社會具有了先天內在的優勢。對他們來說，監控設施是有用的工具；而對開放社會來說，這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我所說的“開放社會”是一種簡稱，這種社會是依法而治而不是由某一個個人來統治；國家的作用是保護人權和個人自由。我認為應該特別關注那些遭受歧視或社會排斥，以及無法自我保護的人們。 與此相反，專制政權使用所有監控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力，並以犧牲他們所利用和壓迫的人們為代價。 如果這些新技術可以為專制政權提供先天內在的優勢，那麼開放社會如何得到保護呢？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是所有希望生活在開放社會中的人們所應關心思考的問題。 開放社會需要對生產製造監控設施的公司進行規範，而專制政權卻可以宣稱它們是“國家領軍企業”。這使得一些中國國有企業能夠趕上甚至超越強大的跨國公司。 當然這不是我們當下應優先思考的唯一問題。比如人為的氣候變化威脅着我們文明的基本生存。但開放社會所面臨的結構性劣勢一直是我優先思考的問題，願在此與大家分享如何應對的一些想法。 我對此問題深切的關注來源於我個人的經歷。 我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是猶太人。當德國人占領匈牙利並開始將猶太人驅逐到滅絕營時，我才13歲。非常幸運，我的父親了解納粹政權的性質，並為所有家庭成員以及其他一些猶太人安排了假身份證件和藏身之處，使我們大多數人倖免於難。 1944年是我人生經歷的關鍵節點，使我很小就懂得了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主宰一個國家有多麼重要。當納粹政權被蘇聯占領取代時，我儘快離開了匈牙利到英國避難。 在倫敦經濟學院，受我的導師卡爾·波普爾的影響，形成了我的基本概念框架。當我在金融市場找到一份工作時，出乎意外地發現這一概念框架極為有用。這框架與和金融無關，但它是基於批判性的思維，使我能夠分析出當時流行的指導機構投資理論的不足之處。我成了一名成功的對沖避險基金經理，我以是世界上酬薪最高的評論家而感到自豪。 經營一家對沖基金壓力很大。當我為自己和家人賺到的錢多於我所需要的時候，我經歷了一種中年危機。我為什要拼命去賺更多的錢？我反覆深思，我真正關心在意的是什麼，於是在1979年成立了開放社會基金會。我將其目標定義為，幫助開啟封閉式社會，克服開放社會的不足，倡導批判性思考。 我最初致力於消弱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之後轉向促使蘇聯體制的開放。我與匈牙利科學院建立了一個合資項目，是共產黨控制的，但其代表暗中同情我的努力。這一項目的成功遠遠超出我的想象。我從此迷上了我所謂的“政治慈善事業”。那是在1984年。 接下來的幾年裡，我試圖在匈牙利和其他共產黨國家複製我的成功經驗。在蘇聯邦陣營內包括蘇聯本身都相當不錯，但是在中國則另當別論。 我最初在中國的努力看起來很有希望，是在共產黨世界很受尊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們，與渴望學習匈牙利經驗的中國新建的智庫團隊之間的交流互訪。 在最初成功的基礎上，我向智庫的領導者陳一咨提議在中國複製匈牙利模式。陳得到了趙紫陽總理和他具有改革思想的政策秘書鮑彤的支持。1986年10月建立了名為中國基金會的合資項目。它不同於中國的任何其他機構，在書面上有完全的自主權。 鮑彤是這個項目的領導者。但是眾多激進改革派的反對者聯合起來攻擊他。他們聲稱我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要求內部安全機構對我進行調查。趙紫陽為了自我保護，將陳一咨換成了一個對外安全警察部門的高官。這兩個部門是平級的，不能互相干涉。 我同意了這一變更，因為我不太高興陳一咨把過多的資助給了他自己研究所的成員，而且我對幕後的政治內鬥不知情。但是中國基金會的申請者們很快意識到該組織已被政治警察控制，於是開始遠離。當時沒人有勇氣告訴我這其中的緣由。 後來一個項目執行人在紐約拜訪我，冒着對自己相當的風險告訴了我真相。此後不久趙紫陽被廢黜，我以此為由關閉了基金會。這發生在89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之前不久，因此給與基金會有關的人留下了一個“污點”。之後他們費了很大力氣洗清自己，最後總算成功。 回過頭來看，我顯然犯了一個錯誤，即試圖建立一個以中國人陌生的方式在中國運作的基金會。那時，捐助一個項目則意味着在捐贈者和受益者之間建立了一種相互的義務感，使他們有義務永遠彼此保持忠誠。 過去的事就講這麼多。現在來說說去年發生的一些事，其中一些令我感到驚訝。 我最初到訪中國時見過很多高官，他們熱衷開放社會的理念原則。他們年輕時多被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受的苦比我在匈牙利時大得多，但是他們活過來了。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都經受過專制統治。 他們很願意向我了解卡爾·波普爾關於開放社會的理念，並抱有很大興趣，然而他們的理解與我不盡相同。他們熟悉儒家的傳統觀念，而在中國沒有投票選舉的傳統。他們的思維仍然是等級制而不是平等主義的，對高職位有天生的尊重。但我想要的是每個人都有投票權。 所以，當習近平在國內遭遇嚴重反對時，我並不感到驚訝；但我對它採取的形式感到意外。去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濱度假地舉行的領導層會議上，習近平的影響顯然略有削弱。儘管沒有官方公報，但有傳言說，會議不贊成取消任期限制和習近平圍繞自己建立的個人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批評只是對習近平過激做法的警告，並沒有扭轉兩屆任期限制的解除。而且他自己推崇的“習近平思想”，作為他對共產黨理論的升華，被提升到與“毛澤東思想”同樣的高度。習近平因此有可能終生成為最高領袖。目前的政治內鬥仍沒有最終結果。 我一直在講中國，但是開放社會還有很多其他敵手，其中首選俄國普京。最危險的前景是，這些敵手合謀，彼此學習怎樣更好地壓迫自己的人民。 下一個問題顯然是，我們如何能阻止他們？ 第一步是認識到這種危險。這也是我今晚講話的目的。現在要講一講困難所在。我們這些想要維護開放社會的人們必需共同努力，形成有效的聯盟。我們所面臨的任務不能留給各國的政府。歷史已表明，即使想保護個人自由的政府，仍有許多其他利益，他們必須優先保護本國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把個人自由作為抽象概念加以保護。 我的開放社會基金會致力於保護人權，尤其是政府不給以保護的人們。我們四十年前開始的時候，得到很多國家政府的支持，但目前已有所減少。美國和歐洲曾是我們最強大的盟友，但是現在他們都被各自的問題所困擾。 因此我想把重點放在我認為對開放社會最重要的問題上：即中國將會怎樣？ 這個問題只能由中國人民來回答。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把他們和習近平明顯區分開來。鑑於習近平已經表明了他對開放社會的敵意，中國人民便成為未來的希望所在。 事實上，這種希望也是有根據的。正如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向我解釋的，中國有一種儒家傳統，即當給皇帝出謀劃策的幕僚，強烈不贊同皇帝的某一項行為或法令時，會大聲疾呼。他們充分了解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被流放或斬首。 在我處於絕望的邊緣時，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在中國，開放社會理念的捍衛者大多是我的年齡，已經退休。取而代之較年輕的，要依仗習近平得以提升。但已出現願秉承儒家傳統的新的政治精英，這意味着習近平在中國繼續會有政治上的反對派。 習近平把中國鼓吹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榜樣，但他不僅在國內而且在海外都遭到批評。他的“一帶一路”方案已推行了一段時間，足以暴露其缺陷：即它是為中國的利益而不是受援國的利益所設計的；其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由貸款提供資金，而不是通過贈款，而且外國官員經常是被賄賂而接受項目。許多這些項目被證明是沒有經濟效益的。 斯里蘭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中國為自身戰略利益的需要在斯里蘭卡建了一個港口，它未能吸引足夠的商業流量來償還債務，使中國得以占有港口。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案例，普遍引起了怨恨。 由納吉布·拉扎克領導的馬來西亞前政府出賣給了中國，但在2018年5月，拉扎克被馬哈蒂爾·穆罕默德領導的聯盟投票趕下台。馬哈蒂爾立即停止了中國公司的幾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目前正在談判馬來西亞仍需要向中國支付多少錢。 巴基斯坦的情況不太明朗，它是中國投資最大的接受國。巴基斯坦軍隊對中國感激不盡，但去年8月成為總理的伊姆蘭汗的立場則含混不清。2018年初，中國和巴基斯坦宣布了軍事合作的宏偉計劃，到了年底，巴基斯坦陷入嚴重金融危機。但有一點變的很明顯：即中國有意將“一帶一路”方案用於軍事目的。 所有這些挫折迫使習近平對“一帶一路”的態度有所改變。9月份他宣布要避免“虛榮項目”，轉而採取更為精心構思的舉措；10月份，人民日報警告說，項目應該符合受援國的利益。 有關客戶現已有預先警示，其中一些國家，包括從塞拉利昂到厄瓜多爾，正在質疑或重新談判項目。習近平也不再談論“中國製造2025”，這是他一年前自我推銷的核心內容。 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現已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眾所周知，特朗普總統的不可預知性臭名昭著，但這一決定是經過精心準備的戰略計劃的結果。從那以來，特朗普怪異的行為舉止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各機構採取的中國政策所取代，並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顧問馬特·波廷格和其他人所監督。副總統邁克·彭斯在其2018年10月4日非常重要的講話中概述了這項政策。 即便如此，將中國宣布為戰略對手也是過於簡單化。中國是全球的重要一員，對中國的有效政策不能簡單概括成一個口號。它應該是複雜精細且可實際運作的；必須包括美國對“一帶一路”方案的經濟回應。波廷格計劃沒有回答的問題是，它的最終目標是平衡競爭環境還是不與中國交往。 習近平完全理解美國的新政策對其領導構成的威脅。他把賭注押在於2018年12月1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與特朗普總統進行的個人會談。與此同時，全球貿易戰的危險升級，股市開始嚴重拋售。這給特朗普政府帶來了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上。當特朗普與習近平會面時，雙方都渴望達成協議。難怪他們達成了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協議，即九十天的休戰。 有明顯跡象表明，中國正在經歷廣泛的經濟放緩，這也在影響世界其他地區。全球性經濟放緩是市場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況。 中國不言而喻的社會契約，是建立在穩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礎上。如果中國的經濟下滑和股市下跌太嚴重，這種社會契約可能會受到破壞，那麼甚至商界也可能會反對習近平。這種下滑也可能敲起“一帶一路”方案的喪鐘，因為習近平可能會耗盡為虧損投資繼續提供融資的來源。 在更廣泛的全球互聯網治理問題上，西方與中國之間存在着一場未經宣戰的爭鬥。中國想要通過其新的網絡平台和技術控製發展中國家，從而決定數字經濟的管理規則和程序。這構成了對互聯網自由和開放社會本身的威脅。 去年我仍然認為，應使中國更深入地融入全球治理機構，但此後習近平的所作所為改變了我的觀點。我現在認為，美國應該把重點放在中國，而不是與全世界發動貿易戰；不應將中興通訊和華為輕易放過，而是需要嚴厲打擊。如果這些公司在5G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它們將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不可接受的安全風險。 令人遺憾的是，特朗普總統似乎正在採取不同的做法：向中國做出讓步但宣稱勝利，同時重新攻擊美國的盟友。這可能會破壞旨在遏制中國的濫用和過度行為的政策目標。 最後，讓我總結一下我今晚要傳達的信息。我關鍵要說明的是，專制政權與信息技術壟斷的結合，會賦予專制政權內在具有的相對開放社會的優勢。控制手段是專制政權手中的有效工具，但它們對開放社會構成致命威脅。 中國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專制國家，但卻是最富有，最強大，和技術上最發達的獨裁政權。這使習近平成為開放社會最危險的對手。 這也是為什麼將習近平的政策與中國人民的願望區分開來是如此重要。社會信用體系如果開始運作，將使習近平能夠完全控制其人民。正因為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必須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人民身上，尤其是商界和願秉承儒家傳統的政治精英們。 這並不意味着我們這些相信開放社會的人只能被動旁觀。一方面，不斷變化着的冷戰確實有危險，可能會變成一場炙手可熱的戰爭。另一方面，如果習近平和特朗普不再執政，那麼兩個網絡超級大國之間將有機會發展更多的合作。 設想類似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聯合國條約”之類的文件是有可能的。這將是當前美中循環衝突的適當結局。它將重新建立國際合作，並使開放社會能夠蓬勃發展。我的發言到此結束。
來源: 中國數字時代 2019-01-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