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了年度世界经济论坛，有些媒体的评价令人深思。英国《金融时报》 拉娜·福鲁哈尔的文章认为，“与达沃斯的许多会议一样，该会议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最紧迫的问题”；而中国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的文章则说，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留下的身影略显孤独，象征着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同样略显孤独的境遇。中国自认为在经济发展上非常成功，为什么这样的成功换来的却是孤独？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与北京的行为有关，还需要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当中去寻找。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美国发起的对华经贸谈判，并非对全球化的“破坏”，而是一种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果的校正尝试。

一、经济全球化的正反两面

去年11月2日的《大纪元时报》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洪都拉斯大篷车暴露了全球化思潮的弊端”，谈了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三个基本观点，即经济全球化有税收流失和纳税人钱包失控两个负面效应，以及受益国和受损国的政府“看门人”立场不同。现在我结合最新的媒体议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推动的全球化产业链重组过程，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相关各国经济、社会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技术、订单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一些发达国家的税收减少、失业上升、经济发展停滞。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全球经济总的发展，但受益国的发展并不能补偿受损国面临的困难；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全球化产业链的转移也不断产生新的受益国和新的受损国。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最近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哈塔托对媒体表示，僵持不下的中、美贸易战给印尼创造了生机，我们是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当然了，相对于得益的印尼，中国就是受损者。然而，印尼会因为自己得益而给中国补偿吗，当然不会，就像中国从来认为，自己从全球化得益时，它并不需要对美国这个受损者补偿，因为那是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是中国自己的本事。显然，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是相关各国的双赢格局，产业链从哪些国家外移，这些国家就开始品尝全球化的苦果。

不管是苦果，还是甜果，在每个相关国家，都涉及到三方，企业、政府和居民。企业只关心成本和利润，哪里便宜，就把产业链转移到哪个国家；但是，在失去产业链的国家，政府能向得到“甜果”的外国收税，来支付本国失业者的社会福利吗？绝无可能。在这一点上，跨国公司作为私营企业，从来不为其母国政府或国民着想，当然不可能为了缓解其母国政府的财政困境，就减少产业链外移。所以，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负面后果就是，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政府和居民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而在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冲突会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要求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缓解这样的问题。

那些左派学者和媒体把这样的民意称为“民粹主义”，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全球化“政治正确”了，他们认为，谁批评全球化，谁就是政治不正确。其实，全球化与政治正确无关，全球化不过是一个本身隐含着正反两面效应的经济过程，不该用“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去夸大全球化的正面效果，同时又用“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去压制全球化负面效果的社会反弹。经济可以全球化，国家却是地域性的，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不会为了就业，就带着自己的家庭在全球流动、随时迁居；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常生存，他们对政府提出改变经济政策的要求，具有完全的正当性。西方的一些左派人士为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主张取消国界、让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自由流入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只占少数、而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全球现状下，这样的人口流动全球化，必然导致发达国家的衰败，因为需要社会福利的低技能人口的大量流入，肯定会加重发达国家原有居民的税务负担，最终产生对后者的“共产”效应；也许，这样的“共产”效应正是上述乌托邦理想的内核。

二、中国为什么孤独？

说达沃斯会议避谈重大议题，以及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上身影孤独，这两个评价谈的是同一件事。这次世界经济论坛避免谈论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中、美之间正在紧张磋商的经贸谈判；这场谈判的结果，无疑对全球化的走向有重大影响，但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们只在走廊上私下议论纷纷，却不愿意到讲台上就此发表意见。

达沃斯论坛的“门票”很昂贵，只有大公司才能作为会员参会，基本会员的年费是6万瑞士法郎，再加上每个出席者要交2.7万瑞士法郎，合起来相当于一个参会者每次开会要交8.7万美元。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各国企业界精英们，“昔日在这个年度盛会上总是踌躇滿志，而今年与会者普遍怀着一种担忧”（引自英国《金融时报》社评），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全球化，且深为其前景担忧，却又不愿意公开讨论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问题呢？或许，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的公司可能与美、中两国都有业务，两边都不敢得罪；其二，因为他们就是这些问题的当事者之一，比如，造成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因素之一，恰恰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逃税问题，对此，他们当然不喜欢研讨了。

批评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居民有他们的道理；避谈全球化弊端的跨国公司精英们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那么，与全球化关系密切的中国政府，面临的又是什么难题呢？无疑，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但是，舞台上的“角儿”，并不一定只听到掌声，被“喝倒彩”也是常事。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所以中国正在努力地维护全球化；但中国孤独的根源，也与全球化有关，原因在于，全球化并不是一套完美无缺的制度框架，而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到体制结构都漏洞百出的现实存在。

中国的孤独不仅仅在政治制度层面，那是过去七十年来的常态；中国的孤独还在于，北京当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知，是一种单维度思维，只看经济全球化带给自己的好处，同时从不承认自己的获益与他国的受损有直接关系。它有一种典型的辩解方式，即全球化让美国消费者买到了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所以是两国的双赢。这种辩解的尴尬在于，当全球化的新趋势正在把产业链从中国向印尼等国转移时，中国是应该为了维护全球化而赞扬印尼的获益以及中国的受损，硬把这种局面称为中国和印尼的“双赢”，还是应该反对全球化新趋势对自己的“伤害”？其实，美国消费者并不在乎印尼产品取代“中国制造”，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工资买日用品；而恰恰在这点上，最近两年美国消费者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而感受到了工作机会的增加，现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

事实上，在不断变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永久的获益者。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必然会随着“世界工厂”的形成而不断上升，由此引起部分产业外移、失业增加。北京当局的孤独在于，与民选政府不同，当局的正当性和经济繁荣绑在一起了；经济下行不仅仅令当局格外紧张，而且还面对对内宣传上的困境：曾经的经济繁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就，那今后的长期经济萧条是否就是政策的败笔呢？这是一个自己挖出来的“坑”。

三、“做蛋糕”还是“偷蛋糕”？

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只有“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切分蛋糕”。在这方面，北京当局也面临一种孤独的处境，因为很多国家都在担心，除了有“做蛋糕”的，还有“偷蛋糕”的。当前中、美经贸谈判当中的核心议题是侵犯知识产权，这就涉及“偷蛋糕”问题。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早就加入了《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83年）、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1989年），但同时却使用各种手段，大规模地侵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如此作为，北京确实是“孤立无援”的，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站出来说，我们支持“偷蛋糕”。

但客观地看，在其它领域，北京当局倒不是唯一的“偷蛋糕”者，在欧盟成员国里也有类似现象。最近欧盟发出警告，马耳他、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亚公开“出售”其公民身份。以马耳他为例，来自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亚洲或南美洲的申请人不必居住在马耳他，他们只要在马耳他购买了房产且保留5年，期间来岛上探视1次，就达到了申请入籍的条件。而持有马耳他这个欧盟成员国护照的人，作为欧盟公民，可以自由居住在欧盟任何成员国，并享受居住地的医疗和养老金，还可以作为游客，免签证进入美国。

据德国之声报导，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和“全球见证”在去年秋季的一项研究报告中估计, 过去十年中一些欧盟国家为了赚钱，已发放大约10万张“黄金签证”（指投资移民签证），其中6千人已经获得欧盟公民身份。这些签证的大部分是西班牙、塞浦路斯、葡萄牙和英国签发的。仅塞浦路斯就通过出售护照获得48亿欧元，在塞浦路斯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 这个地中海岛国便开始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资金。其实，欧盟 28个成员国中，20个成员国都允许以不同数额的投资换取长期居留权。

问题在于，对想要移民欧洲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的投资移民国未必是他们真正的移民目的地；他们最喜欢的居住地并非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马耳他，而是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利用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马耳他作为跳板，轻而易举地获得欧洲公民的身份后，就可以在法国、德国、英国长期居留。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马耳他通过“卖公民身份”，获得了一笔无需偿还的“买路费”，而法国、德国纳税人却要为这样的外国移民支付各种社会福利开支；也就是说，法国、德国的“蛋糕”被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偷”走了一块。称其为“偷”，是因为如此“出售”其公民身份，是白占其它国家的便宜。

这个例子说明，在欧盟这个区域“全球化”试点地域，制度上无数的漏洞为“偷蛋糕”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制定公民法以及发放签证，本来是每个国家的内政，但“人口流动全球化的欧盟试点”却为“偷蛋糕”开了大门。对这个问题，全球化的无条件赞同者往往避免谈论。直到一些国家的“蛋糕”被“偷”得太多了，这些国家的原有居民才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两难”话题。英国退欧过程中，这就是个重要因素；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长期以来形同虚设，直到洪都拉斯“大篷车”队云集边境，矛盾才爆发出来，而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国家无疆界”思维，至今仍然阻碍着边境筑墙的计划。

欧盟的上述问题显示，“偷蛋糕”的行为，不只是外国移民的个人行动，也包含其成员国政府的不当作为。同样，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北京当局除了通过技术间谍、网络入侵等非法手段获取技术，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掩护下，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来获取知识产权。中、美经贸谈判的僵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侵犯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得不到实质性解决。

经济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就没有“政治正确”可言，也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不能反思的经济现实，因为它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系列上面谈到的问题。美中经贸谈判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破坏”，而是一种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果的校正尝试。#

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28/n110085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