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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周新城教授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文章，不同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观点。那些支持和表示赞同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而反对的观点却是五花八门。在反对的观点中，有故意曲解的，也有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的，也就是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至于那些恶毒攻击，虽然不齿，但没有什么学术观点和价值。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消灭私有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不忘初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每一座都代表着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全部私有制关系的不同形式。帝国主义代表着国际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关系;封建主义则代表着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中国以地方阶级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关系;官僚资本主义则代表着与帝国主义勾结，同时又与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官僚资本的私有制关系。总的说来，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上，这三种私有制关系都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关系在中国土地上的不同代表与不同体现。

那时这三座大山所代表的中国除民族资产阶级之外的全部的私有制关系，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严重的阻碍。那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时的中国亟须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三座大山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盘剥。中国在原来积贫积弱的基础上更加衰弱。工业化几乎无望，而最基本的生产恢复也成了百姓心中空洞的期盼。

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彻底粉碎三座大山的压迫，彻底打碎这三座大山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中国才有希望走出这种贫弱的状态，中国才有希望真正从百年来的东亚病夫的耻辱摆脱出来。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迅速进行恢复生产的努力。革命胜利后，没收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又在解放区土改的基础上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的封建主义的私有制关系。这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保护作用。这几种私有制的毁灭也有力地提高了人民发展生产的信心与热情。

解放一词，就是人民通过自身参加的革命，把自己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解，即打碎了枷锁;放，即松开了束缚。事实也确实如此，土改之后，农民生产干劲十足，农业生产的产量也逐年增加。在1953年，我们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业化建设，我们的工农业总产值也是以两位数的幅度在迅速增长。在中国大地消灭了主要的剥削制度之后，对生产力解放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改造，也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虽然在此之前，针对个别民族资本家有过种种违法行为所进行的“五反”运动，这也是迫不得已而进行的。个别民族资本家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采取了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都起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这些问题不解决，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与破坏，对于加强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也是有害的。所以，针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存在的违法现象，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原因。

在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时候，中国本身是一穷二白，困难重重。在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当时国家为了工业化，对于其他领域的资金投入与贷款的发放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所以，在这段时间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在运行中会遇到资金短缺、订单不足的困境。所以，除了国家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求之外，资本主义工商业自身也有愿意接受国家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的私有制观念是不容易很快得到改变的。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有的民族资本家愿意将自己的企业实现公私合营，也有一些民族资本家对公私合营有所抵触。这本身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因大势所趋，那些抵触的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心里不十分情愿，但如果不接受这样的改造，自己企业将来是不是能否正常生存，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再不乐意，我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应该说，从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一起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之前，国家的经济建设基本是平稳的，速度是较快的，国民经济基本是健康的。其间由于“大跃进”过程中出现失误，对社会经济生产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后来也能尽快予以校正。这段时间，一些个体工商户也依然得到保留，没有斩尽杀绝，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也是有效的补充。当然，在这段时间完全消灭了私营经济，到底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是一个值得讨论与商榷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出于对个体经济存在的宽容，在这个时候人们的内心至少没有那么极端。

文革爆发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任何个体经济都不允许存在，更何况私营经济了。农民不允许拥有自留地，牧民不允许拥有自留畜。这种极端的做法在很大方面伤害到农民及牧民的利益，更伤害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农贸市场，也被强制关闭。表面上看，这是为进一步强化公有制所采取的措施，但这种不顾生产力水平而盲目采取的做法，恰恰是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下跌，出勤不出力，怠工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对农村集体经济也是个极大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本身，而在于文革中一直没有解决的县、社干部对农业生产瞎指挥，以及极“左”政策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伤害。

文革中极“左”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伤害，确实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年。一种认为公有制效率低的错误观点，最早也就是来自认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观点。后来，我们取消了人民公社，不过是把原来政社合一的体制改成政社分开，农村集体经济这一块，从来没有被宣布过取消。但是，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很多地方不顾集体经济并没有被取消的事实，硬是把集体经济给拆得七零八落。这对农村经济后来的发展损害很大。

事实证明，那些保留和坚持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地方，其经济发展都比多数放弃集体经济的地方要好得多。集体经济所焕发出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远远高于所谓单干的农民。当然，承包制在那些极“左”危害较重的地方，还是有着明显效果的。但毕竟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能力凝聚农民的生产力量，无法把农业生产的效率发挥到极致。有些地方的贫困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巨大作用。

我们不能把文革中的极“左”错误，硬说成是公有制的问题。这样讲，是不符合实际的，是脱离实事求是的。有位经济学家，在国营农场中看到大量农机具被扔得到处都是，没有人管。他的结论就是，公有制的企业就是这个样子。企业的财产没有人去关心。这样的看法是很片面的。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文革期间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让人痛心的现象。但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公有制，而是文革中，把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打碎了，企业管理根本就等于零。在这样荒唐的情况下，出现上述现象也就不奇怪了。有人借此宣扬所谓公有制不如私有制，也是因为文革中出现的这种管理严重缺失的现象。其实，私有制企业问题更多。工人的怠工、甚至破坏工具等现象也是存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为杜绝这类现象，管理极为严格，才不会让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曾经出现的这种失之管理的问题，正是文革的极“左”做法所导致的。板子应该打在文革的屁股上，而不是打在公有制的屁股上。

文革结束后，文革期间所造成的那些企业中的不当做法，并没有很快得到纠正。所以企业管理水平的恢复相当缓慢。以至于在大批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大量出现的时候，我们那些管理水平不高的国有企业，在面对那些非公有制企业的不公平竞争面前，有的已经乱了阵脚，有的受到严重的伤害。例如，在整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可以公开向客户提供回扣，以争夺订单。这种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搞得国有企业毫无办法。而乡镇企业后来基本就落到私人之手。只有那些坚持农业集体经济的地方，才没有遭到这样的毒手。

或许，我们应该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因为这也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先是乡镇企业，后是私营企业向国有经济的侵害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现象。乡镇企业开始也是个人承包，后来干脆落入私人之手，所以大多数乡镇企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经济，也就算不上公有制经济。这个过程就是私营经济赤裸裸地侵蚀国有经济的过程。

当时的国营企业，内在方面管理不善，外向则面对不公平竞争，可谓内外交困。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就更加凶狠地向国有企业下刀子。他们指责国有企业一无是处，说公有制就是不如私有制，公有制的效率就是比私有制要低。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谎言。但当时的官方媒体却都跟着这种谎言的舆论亦步亦趋，对我们的国有企业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这个时期，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所谓改革的时候，又承续着模仿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结果搞成极为粗糙的生产管理模式。什么指标分解，什么包产到人，把严格科学的企业管理搞得一团糟，最后不得不下马完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行拨改贷、利改税，原来国有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无偿交给国家，自身没有什么积累。而这种所谓拨改贷、利改税的改革，无疑大大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当时所谓负责企业改革的机构认为，只有这样对企业挤一挤、压一压，企业就会如卧薪尝胆一般，奋然警醒，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就会很快改观。但在把企业扔到市场经济大潮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游泳经验的国有企业，一下子连救生圈都不给，就给扔到大海之中了。这不就是打算要了我们国有企业的命吗?

这种要命的做法紧接着就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把国有资产公开地、野蛮地向资本半卖半送，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资本根本不顾企业工人的死活，疯狂而残暴地对工人进行严酷的剥夺。大批工人被强制失业，收入骤降，生产质量下降，造成广大工人严重不满，各地纷纷出现多种群体事件，对社会稳定形成很大威胁。通化钢厂的事件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了这一点。通钢的所谓改革带得工人无路可走，最后酿成亡人事件，私人资本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当然，当地国资委与私人资本相互勾结，分国有资产的这一杯羹，也是造成这一件事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之初，由于国家整体生产力水平不够高，需要放开个体经营，以及也需要放开一定范围的私人资本。这些做法都是合理的。或者说，这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权宜之计。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非公有制经济绝不能侵害和抢夺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绝对不能被削弱。而不幸的是，在那个时期，这些原则没有得到很好地坚持，结果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

在整个九十年代，这些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很多高校，在很多知识分子那里，在一些党政机关，特别是负责经济建设与经营管理的机关那里，都是很吃得开的。他们奉这种新自由主义为经济建设与改革的圭臬，是他们心中的圣经，是谁也不能动的。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所谓科斯定理，以及科斯所谓的学生张五常，就这样公然地登堂入室。一个张五常，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里，公然谩骂与诅咒马克思，而无人能管，而且还有很多人捧场，这难道不是一件怪事吗?

简单来说，在中国坚持公有制道路比较坚定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稳定发展与健康的。当中国在这个方面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当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受到打击与限制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建设就出现了一系列混乱与问题。事实已经证明，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坚持公有制经济，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出现问题，就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相反，当我们勇敢地挺起腰杆，勇敢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时候，那些攻击公有制经济的鼠辈就没有胆量做声，因为他们理亏。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绩。

今天，会出现为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核心思想——消灭私有制而引起轩然大波的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公有制经济的人们，已经开始恐慌了。他们原来在掌握话语权的时候，是不允许“消灭私有制”这种共产党人的目标出现在媒体上的。这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现在，网络媒体已经大为发达，原来那些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把握的舆论工具，已经拦挡不住网络媒体上，站在共产主义一边的人们的更为强烈的呼声的时候，那些资产阶级的走狗们开始慌了神了。他们不可能不站出来疯狂地抵抗，但这样做，他们其实并不情愿，因为这一下子就会暴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可是他们已经无跟可退了，只好极笨拙地站出来，表现出他们的丑态来。

多年来，我们在讲允许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存在的时候，有意识地放弃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这两者本身并不矛盾。我们之所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状态。生产力的状态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时，非公有制经济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合理性，就抹掉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我们常常把政策与理论混淆起来，政策是针对具体情况要做出来的安排，它是灵活的，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而理论是相对稳定的。它不能被政策来牵着鼻子走。我们公开而有力地讲，共产主义将来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并不妨碍我们讲今天，在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只是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时间的衔接。为了将来彻底消灭私有制，现在，我们就要允许私有制在今天的存在。这不是矛盾，这是辩证法。胳膊收回来不是胆怯，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拳头去。战争中必要的撤退不是失败，而是为了将来的胜利而必须要采取的行动。今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甚至允许它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更好地积聚我们的财富和力量，更好地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当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进一步的高度时，我们就能够向消灭私有制的方向迈开更大的步伐了。

现在允许非公有制即私有制的存在，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有较好地发展;将来我们要消灭私有制，是为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能有更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私有制天生就是站在道德的被告席上的坏东西。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时代的私有制关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做过一定的贡献。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是因为最后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最终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才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根本原因。

【胡懋仁，察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