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深深的遗憾，万维的巴山老狼再一次放狂言咒骂六四学生。更令人遗憾的是，我曾专门发文《应该如何评价六四学生》对他的每一条错误言论给与了解释和批判，他当时并没有反驳我指出他的每一条错误言论，也没有针对我的每一条批驳提出答辩或自辩理由，只丢下一句“你不同意老狼的观点，老狼也不想多言，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可是事后老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发表六四学生是中国民主的千古罪人之论调和文章，他已经在把个人认知当成重要的政治观点在四处宣扬。 如果巴山老狼是个五毛或维护中共专制的左派，读者自然知道其言论的根源，但老狼以民主派和右派自居，其反复宣扬这些错误观点，将对那些没经历过六四的年轻人有极大的误导和毒害作用。事实上，老狼反复地宣扬的这些言论已经是说出了五毛和中共左派们最想说的话，已经做到了五毛和中共左派们想做而没做到的事，已经起到了五毛和中共左派们梦寐以求的抹黑六四学生的效果。 虽然老狼在主观上也许没有，但他已经在客观事实上成了维护中共极权统治的打手和帮凶，成了给中共看家护院的一头恶狼！ 不知是我前述的一篇没有解释清楚到位，还是老狼愚钝到了自己已经站到中国民主的对立面了还不自知， 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发此篇，详细解释为什么老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 第一是为了唤醒老狼，第二是为了纠正和挽回其错误言论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以正视听。 老狼错误言论最核心的是：学生在赵紫阳已经开启政改后开始绝食，所以是学生的绝食毁了赵紫阳，毁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学生是中国民主的罪人。 我是六四的前半场的见证人（到戒严开始后不久为止），我虽然没有参加学生领袖的闭门会议，也没有加入绝食队伍，但我和绝食学生聊过，也听过学生领袖的演讲，更目睹过了现场的局势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 我想，比起老狼我还是更有发言权来谈谈绝食前后围绕着赵紫阳和改革派，学生们和背后的民主人士，邓和元老们都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三组人是如何按自己的认知行事（因没有沟通渠道和缺乏互信）并导致事态如何走入僵局。 至于如何从僵局变成屠杀，我在前述一文中已经分析过（基本上是邓一人的原因），此文不再重述。
1. 从赵紫阳和改革派的角度看：赵紫阳（也包括胡耀邦）内心是比较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赵也认同邓的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政体上不搞三权分立（注：赵是在六四后被软禁期间才慢慢认识到中国的政改和民主要走宪政和议会民主之路）。 赵当时是有心在政改中加入一定的民主因素，在社会治理中引入一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因素的， 同时赵心里也很清楚邓和元老们是不接受民主自由这些理念的，胡耀邦因倾向于86民主学运而被邓和元老们打下台就是明明白白摆在眼前的先例。 赵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后发现邓在他离开期间搞了426社论的反革命动乱定性，心里就更明白邓这一次也是绝不会接受学生的任何关于民主自由之诉求的，而反贪反腐的诉求，由于邓朴方成为主要靶子，邓就更不可能接受了。 但赵从朝鲜回来后的一系列动作却很耐人寻味，比如5月1日下午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内容见附录2）中就屡次提到要搞以民主自由为内容的政改，5月3日赵发表了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时，肯定了学生是爱国的，表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问题，这等于是在否定426社论。5月4日见亚行代表时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这些话也是在和426社论唱反调。 又如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主管文宣的胡启立、芮杏文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导，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根据赵的指示，胡启立和芮杏文于5月11日至13日前往各新闻单位召开记者对话会，胡在《中国青年报》的对话会上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胡还承诺：中央将立即开始起草关于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工作。 赵和手下改革派的这些言论和行为，确实给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一个感觉，好像崭新的带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来了。 但实际上，赵和手下人的这些言论都是一种自我造势（没有常委会决议和邓的认可）。 由于中央官方一直保持着426社论的定性，北京几个大学在部分学生返校后被校方登记和谈话也说明了体制内至少各级党委还停留在426社论的动乱定性思维里。5月8日的常委会上赵又专门提出反腐和政改的各项措施（由鲍彤的政改研究室起草的），想推动政改的落实，但最终仍未能形成有关政改的决议（见附录3）。当时的常委里，只有胡启立是和赵站一起的， 李鹏和姚依林是强硬的保守派，乔石是看邓眼色的墙头草，可以说整个常委会就是以邓为婆婆的小媳妇。 改革派没有邓的支持就什么也干不了。事实上，赵从朝鲜回来后曾于5月3日要求见邓被其秘书挡驾，直到13日为了安排会见戈尔巴乔夫之事才见到邓，见邓后提起的政改方案还被邓以耳聋为由给搪塞过去了。这足以说明赵想要的那个政改并不被邓认可。 这也是为什么赵在5月16日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句话的大背景。这等于变相公告大家：今天的局面全都是因为邓既不认同六四学运，也不认同赵主推的政改所造成的。 赵这么说也许只是想给邓一些压力，却没想到他这个言论使得局势瞬间转折，邓从不表态立刻倒向强硬保守派，在第二天5月17日常委会上（在邓家召开）不顾赵的反对邓就坚持决定要戒严。至此，赵和邓以然决裂了。局势也进入了僵局。 分析评说： 第一，我曾多次要老狼拿出证据证明他自己声称的：“中共执政七十年唯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一致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还说是得到邓认可的），具体是何时何地召开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内容何在。。。可老狼都没回应，也没拿出证据。 事实上，在赵去朝鲜的前后分别于4月18日（为确定胡耀邦追悼会）和5月1日（为预防五四大游行，见附录2），以及5月8日（为讨论如何平息学运，见附录3）召开的常委会上都没有能够做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这些常委会邓也都没有出席，自然也谈不上“得到邓认可的政改”。 反倒是5月1日和8日的常委会上赵和李鹏姚依林之间有针锋相对的对抗，常委会连决议也没有形成（见附录2和连接：https:///2007/0305/32854.html）。 赵直到5月13日才得以第一次见到邓（从朝回来后），赵和杨尚昆一起去见邓谈关于会见戈氏一事时抓住机会把自己关于政改的想法汇报给邓， 邓当面说赞成，还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 可是当赵离去后，邓居然对杨尚昆说“我耳朵聋，他（指赵）说的什么我都不知道”。 这一点被鲍彤当作“邓于六四故意陷害赵”论点的一个论据。 结论：赵从朝鲜回来后的一系列推动政改的言论都不是来自于常委会决议，也没有得到过邓的认可。所谓赵在学生绝食前已经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只是个假象！ 第二，赵从朝鲜回来后多次对身边秘书和改革派说426社论定性错了（见附录1），甚至于5月16日，17日常委会上对邓提出要推翻或重新定义426社论。 他明知426社论是邓和强硬派坚持不能动的底线，却一味要推翻，明显是要和邓与保守派对着干。 他在5月3日发表否定426社论并支持学生的言论，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看上去貌似要推动新闻自由的动作，不仅没有常委会决议，甚至也没有请示过邓，完全是自作主张的做法，这也显示了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赵明知道他的这些做法是肯定得不到邓和常委会认同的，也知道胡耀邦为此牺牲过了，却冒险坚持做这些的原因何在？ 我个人认为是：赵明知这些民主自由的东西在正常时候的要加到邓认同的按部就班之政改中是不可能的，但赵看到提出民主自由诉求的六四学运是如此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认为六四是推动含有民主自由内容的政改之机会，可能有机会迫使邓接受这样的政改。而赵敢于冒这个险是预判邓为了保改革将不得不保他（当时邓在改革上已离不开赵了，因党内高层几乎全是保守派）。 可惜赵的这个预判是错的，如果说邓故意支走赵后搞426社论是想保赵，那也是以赵不反对426社论为前提的。在赵5月1日以来的一系列反426社论的言论和动作之后，邓基本上就放弃赵了， 邓保持不表态，是在等待动手机会。 当赵对戈尔巴乔夫说了那些话后，邓就立刻撕破脸动手了。赵为什么对戈氏说那些话呢？我的猜测是：赵眼见自己硬推的政改推不动，而13日邓在背后否定赵的政改方案一事，杨尚昆一定告诉赵了，赵为了给之前自己的政改言论和动作找到舆论支持，也为了给相信他政改的民众一个交代，才决定把邓绑架到自己推动的政改里来，把邓推到了学运的前台，等于把群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施加给了邓。 总之，赵和改革派在与邓和保守派之间的博弈中过于乐观并且赌了一把，结果赌输了，这决定了即使没有学生绝食，赵也必定会下台，区别只是早晚而已。 http://www.hjclub.info/showJournal.php?id=361 第三，赵在5月17号常委会后就基本失去权力了，虽然还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无法做能影响局势的任何决策了，这是他于19日前往广场劝学生做出自己最后姿态的原因，也是告诉大家：赵已经失去权力，日后的镇压已经与赵无关了。 赵选择和邓与保守派决裂应该是他在当初决定支持学生反对426社论时就做好准备的。赵在看到六四学运是如此受到广大群众支持后就决定赌这一局了，但是赵没认识到底层群众反对的只是官倒和腐败，民主自由等诉求只局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可以说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的接受和支持民主自由的坚实社会基础！ 解放军的军官和士兵选择听命于向人民开枪而不是像苏联红军那样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边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赵不是个政治家，也没有政治家的韬略，更不懂得中共政治里的厚黑手段，也没有认识到邓这个自己的最大支持者是会轻易抛弃自己的。赵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与中国民主进程关系不大，赵注定无法和中共以邓为首的老人帮对抗并为中国民主带来希望。那些说“如果赵不倒台中国就会有民主”的人完全是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太浅薄， 也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
2. 从学生和背后民运人士角度看： 关于学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绝食的，我有过近距离观察包括与学生们的交流， 网上总结的也不少，下面的三个原因是我的看法，仅供参考。 第一个原因：在赵发表五四讲话并且和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团开始对话以后，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开始陆续回校复课了，但很多的学生回校后都被学校保卫处登记和约谈，这造成了被秋后算账的恐惧在学生中蔓延。学生领袖们首先开始分化， 高自联的学生领袖不满由代表团控制局面并担心自己无法参与对话而被日后清算，柴玲等人倾向于用更激进的方式来主导学运，并以此要求当局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以免被秋后算账。 第二个原因，学生预计15日戈尔巴乔夫的来访后必定要在广场（大会堂前）举行欢迎仪式，这样就可以绝食占领广场为筹码来逼当局尽快修改426社论的定性，这个想法也许现在看可笑，但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看上去的确是可行的，因为绝食之前从官方言论到新闻都是否定426社论的调子（都是赵给大家带来的假象）。第三个原因，有部分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以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骗为由，怀疑当局的对话的诚意，认为当局又是故伎重演，哄骗大家回去后再来一个一个地清算，他们认为这次运动如果在没有取得确实成果的前提下就散掉，必然会和历次民主运动一样论为失败的无功而返。 这三个原因合起来成功地组成了几百人的绝食敢死队并于13日开始了绝食，而绝食也确实引起了群众和媒体的巨大关注。遗憾的是，我没听到有哪个学生领袖谈起过如果绝食后当局不妥协如何收场，当然不排除在领袖们的闭门会议上有过讨论，只是不想说给学生而已，我无从得知。 分析评说： 首先要说的是我并不赞成绝食，这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民主之路还很遥远，不可能通过这次学运的坚持就能带给中国民主， 我也不认为当局会屈服于绝食并改变426社论。 尽管我当时并没有后来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信息，我也能大概看清赵的一系列努力背后很多值得疑虑的地方，当时的形势明显是改革派处于弱势，特别是邓的沉默让我觉得看到的大好形势多是迷惑人的“假象”。 我认为学生的策略应该就坡下驴，从长计议民主运动，一步步慢慢扩大和巩固已有成果。 但是，我知道我是无法控制学生（连知名的众多民运人士都做不到）， 我也没有尝试做什么去阻止学生绝食。 事实上，我蛮能理解学生采取绝食继续六四学运的决定，毕竟他们当事人才是被秋后算账的对象，我觉得我这个旁观的懦夫没资格劝说学生什么。 我尽管也预料到这场绝食的结局是失败，但想下来最坏也不过是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大棒清场，特别是看到这次学运得到如此广泛的群众支持，更觉得任何武力的悲惨结局的可能都是零。 不说在学生角度看，就算站在我这个旁观者角度看，绝食和不绝食的分别仅仅是给这场运动的结尾抹上了一点悲壮的色彩，现在就散去和绝食后被清场散去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更谈不上对中国民主进程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真正能影响中国民主进程的是邓而不是赵或学生。 我当时的分析是（在不知后来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内斗信息下）：即使没有绝食，赵就如胡耀邦为86学运下台一样为本次学运下台的可能性也有90%，就算赵能保住总书记的可能有10%，其改革派手下也肯定要为本次学运背锅下台，那时赵的常委会就更是由邓掌控的小媳妇，任何政改的议程都将完全由邓和老人帮说了算。
3. 从邓和元老们的角度看： 邓在4月15日学运一开始就对六四学运抱有敌对情绪和态度，这是因为学运是借怀念胡耀邦而发起的，而胡是被以邓为首的老人帮赶下台的，当时风传胡耀邦是被老人帮给气死的。 更让邓对六四学运抵触的是学生们的反官倒反腐败诉求，因为邓朴方是当时最大的官倒。 4月22日赵问邓是否照常访问朝鲜，邓说：“你照常去，回来后我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 可赵23日一走， 邓于25日就召集李鹏搞了426社论， 这是因为邓明知赵不会同意给学生动乱的定性， 但又不愿意打倒赵，所以把赵支走后搞社论，等于是把生米煮成熟饭，让赵硬吃下这个学生动乱的定性来做善后，从而保住自己的儿子。 邓万万没想到，赵从朝鲜回来后，不但不接受426社论的定性，还站到了学生一边。 5月1日常委会中赵的讲话和赵在3日间接否定社论的讲话都使得邓从内心疏远了赵，也不再信任赵了， 这是邓让秘书回绝了赵的求见的根本原因。 邓没有阻拦赵在民主性政改的言论和动作仅仅是在观察看赵的这些言论如何结束这场学运，并为日后倒赵累计证据。 到13日赵和杨尚昆一起来访时赵提起政改的诸多理念和措施后，邓当面虚与委蛇，背后装聋作哑地否定，正说明了那时的邓已经决定日后倒赵了。 而赵在16日对戈氏的那番讲话等于是撕开了邓在人民面前带的面纱。 其实自学生发起绝食之后，北京的声援基本上局限在学生、知识界和新闻界，而赵对戈氏的言论公之于众后的17、18日两天，北京爆发了包括党政机关等社会各界参与的百万人大游行，竟然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举着“要廉政不要‘帘政’”的标语，街头巷尾都在说“老佛爷”垂帘听政，大家也都知道了政改的阻力不仅来自老人帮还来自邓小平。。。正是从“小平你好”到“老佛爷垂帘”这样的民意逆转促成了邓为了自保（和保儿子）而快速地倒向强硬保守派并立刻抛弃了赵。 5月17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五人和国家主席开会。邓不顾赵的反对坚持决定军队进京实施戒严。赵立刻签发了辞职信， 虽然由于杨尚昆的劝阻，赵于18日收回了辞职信，但赵仍写信给邓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 至此，邓和赵的关系已成水火。 分析评说： 邓没有留下关于六四的回忆录，我们只能从邓的所作所为来分析邓对六四学生和赵的观点和演变。 邓在六四学运的早期就急匆匆地给学生定下动乱的性质，明显是不想让学运波及他儿子，这个定性足可以确保邓朴方不被追究。虽说当时参与官倒和腐败的太子党众多，但邓朴方是最大，最富的一个，如学生的诉求被党内的赵和改革派接纳，邓朴方绝对脱不开干系。 令邓意外的是这次的学生如此强硬，而得到的群众支持是如此的广泛，搞得邓不知如何收场，所以当赵从朝鲜回来后用柔性手法甚至迎合学生诉求否定社论的言论来平息学运时，邓保持了沉默。 5月13日邓既保持了不和赵撕破脸又否定了赵的政改，还是想让赵在前台，自己在后台来控制局面， 希望最终既能保住儿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改革总设计师和领导者的地位。 然而赵在16日对戈氏的讲话一下子把邓放到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 邓眼看不仅保不住儿子，连自己都处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两面夹击的地步，这才决定暂时搁置改革倒向保守派并动用自己手上唯一的利器---军队来挽回败局。使用武力对付学生是一石二鸟的方略， 为了确保自己在倒向左派后还能当老大， 邓必须做到比所有左派更左， 此乃一鸟。 对“动乱”的学生大开杀戒，可以同时威慑左右两派，还不会动摇共产党的根基（中共的根基是底层农民和工人）， 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屡禁不绝的民主学运问题， 此乃二鸟。 邓其实和毛是一路货，都是只认成王败寇的征服者， 唯一区别仅仅邓是个实用主义者， 人道和道义，民主和自由这些东西从来都不在邓的字典里。 那些相信毛邓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的人最后都吃了毛邓的枪子。 最后总结一下，很明显的结论是： 1.所谓的赵紫阳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赵自己一人主导的一些言论的动作，这些言论和动作既没有来自政治局常委会决议，也没有获得过邓的首肯和支持。 换句话说，就算学生没有绝食，赵的这些言论和动作在学运消退后也必将被邓和保守派中止和扼杀，无法继续。 说绝食断送了中国民主进程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2. 赵自身的这些言论和动作本质都是否定426社论并支持学生的，等于是在和邓与保守派公开宣战，甚至在学生绝食后要求中共推翻426社论，这些都决定了无论有没有绝食，赵都将和胡耀邦一样被赶下台，而赵对戈氏的讲话决定了赵必定被邓抛弃，虽说绝食的原因之一是戈氏来访，但赵的那番话却与绝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换句话说，是赵对学运的态度和他借六四学运推行自己的没有得到中共认同的政改的动作决定了赵的必然下台，就算没有学生绝食，赵在事后也必然下台。 就算赵和戈氏说的话与绝食有间接一点关联，也仅仅是决定了赵的立刻下台而不是日后下台， 区别仅是早晚而已。 那些说绝食导致了赵的下台的言论是整个的只看到表面，看不到事物本质。 3. 中共的本质和中国当时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六四学运注定和86学运，和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四五运动等历次民主运动一样不可能成功，中国民主的进程既不是学生，也不是赵紫阳能左右的了。 前面已经说过，赵的失败是他个人的失败，赵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还不如刘晓波，刘至少能认识到中国的民主要等三百年的“被殖民”后，赵却以为依靠有看上去众多支持的学生们就能实现民主的政改。 老狼的言论中如果说绝食导致赵的下台也许还有点联系（我当时给它10%的关联度，事后现在看连百分之一都没有），那说学生绝食断送了中国民主就是完全的无知和胡说了，绝食和中国民主之间连百万分之一的关联度都没有！ 老狼咒骂学生领袖的另一个理由是：学生领袖想成名当民主英雄的个人动机 老狼拿个人动机作为理由来批判学生运动领袖，完全是不懂政治！ 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出面领导者都有政治野心的强烈个人动机，这是不容质疑的客观规律！当然成功的领袖还要有领导能力。 一场政治诉求一致的针对政府的运动中，如果只从政治觉悟看，可能很多从众者都比领头的人高，但是只有那些有更强烈个人动机的人才会不顾杀头的危险站出来做领头人，没有这些人站出来登高一呼，每个人都担心危险而当从众者就不会有什么政治运动了， 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陈胜吴广和李自成正是众多忍无可忍的普通人中最想当皇帝的那个人，没有他们不顾掉脑袋地站出来领导从众者们怎么会有农民起义？又怎么会发生改朝换代？ 不懂这个道理是真无知。 不管学生领袖们有什么样的个人动机，他们没有一个人当时就预知他们日后能逃脱中共的清算魔爪。 当时（426社论以后）的形势是明摆的，中共定性六四学运为反革命动乱后，作为学生领袖日后坐大牢是99.9%的确定无疑的，甚至还有被秘密处死的可能。 就冲这一点，那些还敢于站出来领导运动的学生领袖就已经是这场运动中的英雄了，其他不敢站出来的学生当事人（不管其内心动机有多么高尚）都没有资格对这些勇敢的人在道德上说三道四， 他们的领导策略可以被评说，但没人有资格在道义上指责他们。 更不用说老狼这样无知的非当事人在事后用恶毒语言攻击这场民主运动的领袖。 另外，老狼这种言论还涉嫌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心态，自己不敢出头又看不得别人出头，具有这种心态的国民永远是一盘散沙， 因为他们缺少American hero的情结和胸怀。 华人在职场上的不团结也与这劣根性有关。 最后，我想大声呼喊： 老狼，你快醒醒吧！
注： 每个人的观察角度，内幕信息掌握多少，甚至立场都不尽相同，所以不同人对六四运动的演变会有不同解读，下面是鲍彤的解读：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353179；http://www./gb/18/5/23/n10420704.htm 这个是赵紫阳自己的解读：http://www./gb/4/12/1/n734596.htm 这是其他人的解读：http://www.hjclub.info/showJournal.php?id=361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8124.html http://www.hjclub.info/showJournal.php?id=361 但不论什么人的解读，我没看到一个人认为是学生的绝食断送了中国民主的进程，从而得出学生是中国民主的罪人这样的奇谈怪论，老狼是唯一一个。 附录1：中共中央给赵紫阳定下的三十条罪状 《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 （1）4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导，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5月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月3日， 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 正是资**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错了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 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杨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杨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亚行年会讲话出台前后 （9）5月4日 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 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 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减轻份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导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导，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导，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 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月12日，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导，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提出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月1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 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导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决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 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要求邓从“四二六”社论退让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他反复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必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月17日 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同志坚决 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决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 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 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 赞赏重用严家其、陈一咨等人 （23）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月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陈一咨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摘自录音回忆《改革历程》（赵紫阳 著） 附录2： 1989年5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的过程和内容 五月一日下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中共一九七八年改革以来在“五一”节召开的第一个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比较轻松。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有权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杨尚昆、薄一波参加了会议，李铁映、李锡铭和陈希同以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党政负责人的身份列席会议。现根据会议纪录予以综述。 赵紫阳在开场白中说，“同志们辛苦了。对于这次学潮，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二十四日常委会议的决定我都拥护。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今天主要是分析形势，并商量一下具体部署。” 陈希同代表北京市首先汇报。陈希同说，“这次学潮到现在算是一个低潮。闹得最凶的是“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那两天，这两天，我们与学生进行了对话，看起来效果不错。很多学生不闹了，一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这几天胆战心惊，生怕被抓。清华大学的几个非法组织头头，已经辞职并宣布不参加游行。北京大学一个非法组织头头已被其父母带回家，禁止他参加游行。北师大那个叫吾尔开希的坏学生也吓得对美联社记者说，他打算不远离自己的宿舍，不再多组织活动，生怕自己会被逮捕。看起来，我们的对话和分解政策是有效果的。现在学生们不仅不愿进行领导，而且还不愿被领导。一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开始相互指责对方有野心，甚至指责是团委或学生会的人。一些年龄较大的和同学中受尊重的人，已经怕站到这次学潮的前列，这对化解学潮很有利。” 杨尚昆问：“那么，五四大规模学生游行的可能性怎样？会有多少学生参加游行？” 陈希同：“五四学生大规模游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估计会有三四万人，规模不太可能超过二十七日的游行。今天上午“高自联”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九项声明，并叫嚣要发动全国高校学生总罢课就是一种迹象。但是，绝大部份学生已经与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相疏远，这些非发学生组织头头将慢慢被孤立起来。” 李锡铭：“针对学生将在五四可能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和下一步的学潮动向，市委制定了下一步反对动乱的七条具体对策。明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将区别对象，分两摊召开会议。一摊是高校负责人会议，由我和李其炎主持，一摊是各区县局和总公司负责人会议，由希同和袁立本主持。主要是进一步强调提高对这场政治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我认为，制造动乱的人不会死心，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问题不可能很快解决。我们要争取中间群众，争取大多数，这是决定这场斗争成败的关键。高校要争取中间群众。工厂、农村、商店也都要争取中间群众。这部份人的工作做好了，就更有利于孤立少数闹事的人。做好这部份人的工作，关键是我们自已的队伍要坚强、团结，否则，中间群众难以争取过来。还要揭露制造动乱的人所采取的手段，比如造谣惑众等等。同时，坚决抵制非法串联活动。我们提出对来串联的人员有关单位要登记姓名、单位、人数和目的。个体劳动者协会对个体户要进行教育，指出他们给学生捐钱不合适，有钱应捐献办教育，不要助长非法活动。为确保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我们已制定具体保安措施，防止首都出现长沙、西安那样的打砸抢事件。我们已明确要求各单位直至居民委员会，说服和动员市民对游行不要围观。如果在五四发生学生游行，市民千万不要掺合。” 李铁映：“从全国高校的情况来看，学潮的面在扩大而不是缩小。但是，各地禁止外地高校学生进行串联的措施正在起作用。”他引用教委的报告说，“上海、天津、杭州、武汉、西安、哈尔滨、长春、南京、长沙、合肥等十八个城市的高校都发现有外地学生。全国高校所采取的统一措施是，一经发现，由校方保卫部门出面立即撵走，这个办法很管用。学潮闹了半个多月了，对很多学生来说，新鲜感也马上要过去了。特别是采取对话以后，分化学生的目的已开始逐步见效。我认为，五四全国高校学生大规模的游行避免不了。五四过后，学潮将慢慢地消退。” 陈希同：“我补充二点关于学生串联情况。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从北大成立非法学生组织那天起，就扬言要派人到外地串联。四月二十三日，北师大的大字报“到全国去”，建议高校联合会组织宣传团南下北上，西行东走，发动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汉、西安、长沙、哈尔滨、长春、沈阳、合肥等地的高校都发现有北京的学生在搞串联活动。据北京团市委反映，目前清华大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在校内，部份高校四分之一的学生不在学校。二，外地学生来京串联。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天津南开大学等一百多名学生到京，并参加了二十二日的天安门广场活动。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十五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等一千多名学生坐七十八次列车到京，在火车上学生还散发了传单。三十日，河北大学有四百多名学生来京，华北电力学院和唐山煤炭学院也有部份学生来京，有的学生带有校旗，据称是准备五月四日早晨在北师大集合搞游行。如果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学生串联情况会更加频繁。” 乔石：“我的看法是，这几天学生们正处于守势，他们在积蓄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看了一些材料，总觉得学生的情绪平静不下来。相当多的学生参与了游行、罢课和张贴大小字报，他们没能把自己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区分开来，觉得自己反正已经参与了“动乱”，一不做二不休，看政府能把我怎样？还有一些教师从过去的学潮风波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不再轻易表态，一直保持沉默。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一些政工干部和学生干部有一种留后路的想法，免得日后对这次事件的评价一变而陷于被动。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阐明政策界线，将绝大多数学生从“参与动乱”的思想包袱下解脱出来。” 胡启立：“学潮拖得时间越久，参与的人会越多。现在新闻界的思想比较乱。学生游行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新闻界，说新闻舆论说假话。新闻记者肚子里就憋着一口气。最近，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一出，新闻记者和一些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了。到现在为止，全国新闻界就有四五百名记者以各种形式声援《导报》和钦本立，有的公开向上海市委提出抗议，要求有错必纠。这几天上海高校的形势就比较紧张。” 赵紫阳打断：”对《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应该进行认真分析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上海市委的处理大草率、匆忙了，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反而使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当然，我们仍然要支持上海市委已经作出的决定。” 姚依林：“处理学潮应该宜早不宜迟，工作早做早主动。国家每天有多少事务需要处理，而学潮又牵制了我们多少人的精力。再这样拖下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对学生，该强硬的地方就得强硬，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也是能够理解的。总之，不能因为学潮而影响正常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薄一波：“千万要阻止学潮势态的进一步扩大。现在一些学生已经开始到全国各地串联，这可不得了呵！千万不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全国上下一定要步调一致，否则就会乱套。不要小看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头脑一发热，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要面篓b很大的冲击，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这几天，一些海外报纸又从他们的臆断出发，猜测说中国的领导层存在斗争，有一份英国报纸说我迟迟才谴责学生，反映了党内思想混乱。说我们对于如何处理这场危机，也许存在严重的内部份歧，学生运动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深入的权力斗争。因此，越是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我们的决策就越是要坚决，态度越是要鲜明。与学生开展对话是争取时间瓦解和平息学潮的一种好的策略。如果我们能以软性的方法平息学潮，我们就会得很多的分。” 杨尚昆：“五月份北京有两个很重要的国际性活动。一个是四日就要在北京举行的亚洲银行理事年会。还有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同志来访，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因此，能否把这次学潮处理好，是对我们能力的一次考验，事关我们的国际影响。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通过对话进行疏导，避免激化矛盾的策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通过这两个国际性活动，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有信心通过和平手段平息这次学潮的。” 赵紫阳：“我们要继续以疏导为主，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并坚决劝导学生尽快复课。我想在后天北京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在我国，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当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那种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 杨尚昆打断：“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党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赵紫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份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并改造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定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增长对人民的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 李鹏：“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所以，我们当前首先要稳定大局，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胡启立：”民主政治的建立要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当前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当然稳定不是不让人说话。只有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反过来，假如政局不稳，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失去。” 薄一波：“的确如此，两者相辅相成。如果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地去搞民主建设。当然，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尽快平息学潮，平息动乱。” 李鹏说：“这场学潮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其影响面和波及程度相当严重。一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正在策划更大的活动，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励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并强迫要求党和政府承认。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 赵紫阳；“的确，这次学潮很严重，影响面很广。不可否认，在这次学潮中有极少数人混水摸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学生们提出的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是与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相一致的。我的想法和同志们一样，尽快使这一已经扩大了的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前提就是社会稳定。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再也经受不起折腾，所以，我将特别强调稳定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让全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们明白，稳定对于我们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把稳定都破坏了，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只能得到动乱。” 结束时，赵紫阳补充说，“我的这篇五四讲话送审稿已经在大家手里，请同志们提出修改意见。” 这次会议强调了： 一，各级干部要提高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这场斗争由来已久，情况复杂，不要急躁。我们党有能力解决当前面篓b的问题，要认真地从政策和策略上、从全局上考虑问题。 二，要认真组织党团员联系实际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同高校学生的对话，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生产误了不行，思想工作放松了也不行。现在是最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 三，坚决抵制非法串联活动。大学生到工厂、农村、中学、商店串联，要坚决予以反对。他们串联到哪里，就应当抵制到哪里。要劝他们回到学校，好好学习，尽快复课，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四，要做好民主党派人士的工作，多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对一些非党人士也要做好工作。 五，“五四”青年节，全国各大专院校要尽可能在本单位组织纪念活动。北京，特别要保证五月四日“亚行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顺利召开。
附录3： 1989年5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和5月10日政治局会议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8124.html “五四讲话”后，赵紫阳立即布置鲍彤研究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5月5日下午，鲍彤召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开会，专门研究此问题。吴伟书中写道，与会者“都认为，尽快拿出几条解决群众不满的过硬办法，公之于众，让群众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会缓和群众的情绪，也可以使想把事情闹大的人失去闹下去的理由，路子是对的，关键要快，要实。”鲍彤将讨论中的意见归纳为“六、七条的样子”。次日上午，讨论继续进行。会后，由高山根据会上的讨论意见和鲍彤的归纳，代赵紫阳起草了一份提交政治局的建议稿，总共有七条。 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赵紫阳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满足群众迫切要求的六点措施，主要就是高山代拟稿中的内容，只是删除了“校园民主”一条。第一，建议国务院将对中信、光大、康华和中农信四个公司的审计报告提请6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时邀请各界人士旁听，审计结果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还可根据宪法规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此事。第二，分批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现任正部级以上干部的身世、经历，以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传言，并允许新闻界采访报道以上人员的生活。第三，抓紧制订并公开现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制度；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供应，但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第四，作为一种特例，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由国家监察部的人民举报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亲属问题的举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有关人士，对举报中心的立案和销案工作进行监督。第五，《新闻法》的起草工作应抓得更紧，争取年内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建议人大常委会将草案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在《新闻法》通过公布之前，党和政府对新闻的管理尺度应适当放宽，保证新闻机构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进行客观报道的权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第六，鉴于前一段对游行、示威掌握的偏严，建议全国人大考虑制订统一的《游行集会法》，使宪法规定的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也使滥用自由的行为得到制裁。 赵紫阳建议，对上述几条意见，如果大家同意，就请新华社发个通稿，明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对赵紫阳提出的这些措施，万里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接着，乔石表态说，我举双手拥护紫阳同志的意见；李鹏表示，这只是紫阳的个人意见，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姚依林一言不发；胡启立则说，我拥护以上各位同志的意见。由于会议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也没有进行表决，赵紫阳提出的第二天发统稿的设想，就没有能够实现。事后回想，如果5月9日新华社发了这个通稿，八九民运的结局将会大不一样。 5月９日，万里在人大常委会的党内副委员长会议上，把赵紫阳的六点意见向大家作了介绍。党内副委员长们一致赞成，表示中央、国务院如不发表这些意见，可用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表。李鹏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忙打电话给万里，说政治局没有讨论这些意见，中央不同意发。他又专门给赵紫阳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 5月10日上午，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处理当前局势的四点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四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接着万里发言，提出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据《关键时刻——李鹏日记》透露如下：“在这种情况下，我（李鹏）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 由于李鹏等人明确表示反对，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对赵紫阳提出的对学生的回应措施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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