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的文章一项考证严谨如同科学论文。 早有这方面的直觉，只是没功夫搜集足够的证据， 老田算是解答了疑惑。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避实就虚行动，不是什么保卫延安， 并且是军事和政治双重事物导致刘邓在大别山无法站稳脚跟。刘邓的失败导致大别山成为周边共军支援救济的对象，而不是邓家公主编造的那样牛逼。
老田：彻底失败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没有达成任何一个预期目标，是一次彻底的军事和政治失败。但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原因，特别是1980年代的政治变革，使得这一次失败被很多有心人粉饰和掩盖了，至今，相关问题上依然使用很多臆测和妄说，去支持错误的“历史成说”。 今年是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很值得深入学习并反思那一场革命和胜利。而今日恰好是邓小平逝世22周年，这篇文章揭穿伪说，避免毛毛的无脑谣言继续抹黑邓小平，算是寄托一下对邓小平的纪念之情吧。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毕竟是上个世纪中共内部的重要和公共人物之一，毛毛以一己之私和无脑状况，用妄说去偏狭地经营邓小平的形象，实际害处多于益处。 在解放战争转折期间，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没有达成任何一个预期目标，是一次彻底的军事和政治失败。但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原因，特别是1980年代的政治变革，使得这一次失败被很多有心人粉饰和掩盖了，至今，相关问题上依然使用很多臆测和妄说，去支持错误的“历史成说”。时至今日，各种政治需要都已经过时了，为了回归历史真相并提取经验教训，有条件对这个军事历史事件，追本溯源，进行认真反思。 一、一个外行编造的无脑说法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间，以外行的蹩脚想象力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为了纾解陕北的困难。 父亲告诉我们：“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不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十天后行动。用十天时间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顾了。”“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重要的就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60页】 
这个无脑杜撰，还被权威战史引用 结果，这个无脑说法还被权威战史引用，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应该说，毛毛盗用邓小平的名义编造的说法，是完全缺乏军事常识和历史背景知识的无脑说法，不仅没有文献依据，也经不起事后的检验。 解放战争到了1947年3月，蒋介石深感兵力不敷分配，才终止从前的全面进攻，转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而刘邓大军过黄河到鲁西南作战，其背景就是趁势进入蒋军两个重点进攻之间的兵力空虚地带，刘邓的鲁西南战役和后来的跃进大别山，就是这样的“辟亢捣虚”之举。说刘邓部在蒋军选定的非重点方向上的一般行动，可以撬动蒋军选定的重点进攻方向上的兵力部署，这不是无脑是什么? 而且，当时中央军委对于相互靠近的山东和中原野战军，也仅仅指示他们进行战略配合而非战役合作，依然保持各自独立作战的指挥系统。难道陕北与鲁西南相隔千里，反而可以进行战役性质的牵制?以千里之外的一个行军行动，去解决另一个方向的战役困难，这不是无脑是什么? 很明显，毛毛编造的说法，有且只有，对军事和历史背景完全无知的“聪明人”，才能够以完全不靠谱的想象力，杜撰出这样的无脑解释来，想来，邓小平还不至于那么low。 较真的话，沿着毛毛的编造，如果刘邓部跃进大别山真含有纾解陕北困难的预设，那就有确切证据证明邓小平有“以邻为壑”的坑人做法，甚至被坑的这个“邻人”还就是中央。依据陈赓的回忆：“在我们西向作战中，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陇海路，以便切断敌西北战场和中原战场的联系。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彻底破坏了这一段铁路。”【陈赓：挺进豫西，载《星火旅游(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 若毛泽东真个指望刘邓行军吸引胡部离开陕北以纾解困难，刘邓也同意执行，邓小平偷偷给给陈赓下这个命令——大破陇海线切断西北战场与中原战场联系，要怎么解释?邓小平要陈赓断开胡宗南离开陕西的铁路通道，把胡部抑留在原地坑中央么? 况且，如果毛泽东真的心里害怕和紧张，完全无需向千里之外的邓小平诉苦求助，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时期，始终持有围三缺一的打算，试图把彭德怀部和毛泽东挤出陕北去山西，为此，胡部行军作战始终注意留下一个向东的通道。哪怕刘邓行动再成功，也很难撼动蒋军重点进攻的决心和部署，最能够解决问题的保险方案，当然是脱离险地去山西了，叶剑英和杨尚昆等中央后委团队，不就是这么走的吗? 原本，陕北遭遇到蒋军重点进攻之后，兵力对比悬殊，最初曾经考虑调陈赓部入陕北作战。“1947年5月，毛泽东曾确定把陈赓纵队由晋南调入陕北，在彭德怀指挥下，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歼灭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队，以夺取大西北为目标。……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陈赓纵队不到陕北，西北野战军独立担任攻打榆林之任务。27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于8月8日左右‘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以利刘邓大军南进。”【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这个决策方面的变化，原因并不复杂，陕北地形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胡部进入之后，除了得到一个延安空城之外，短期内就受到了密集打击和失败。1947年5月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对陕西省北部国民党军补给基地——延安县蟠龙镇进行的攻坚战，取得了胜利。蟠龙战役连同在此之前的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从而稳定了陕北战局，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正是彻底看穿了胡宗南部的“纸老虎”本质，优势兵力实际上被置于无用之地，到了六月份，毛泽东就这样来看待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及其效果了：“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毛泽东：各战场形势和中工委今后六个月内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册】 正因为如此，陕北局势不仅不存在毛毛所渲染和臆测的“极端困难”和心理恐慌，反而成为一个战争主导权最先换手的地区，虽则蒋军的重点进攻尚未被最后击破，但蒋军却已经丧失了战争的主导权。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则可以开始利用西北野战军的主动出击，去策应其他战略方面的行动了。为此，规划了“一打榆林”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吸引胡宗南军队北上，为陈赓谢富治所部南渡黄河创造条件。 8月下旬陈谢大军渡过黄河，短期内就歼敌3万余人，对西安造成实质性的威胁，逼迫胡宗南不得不从陕北调出兵力去加强守备，由此，倒是降低了陕北地区的敌军密度和进攻烈度。八月下旬的沙家店战役之后，毛泽东认为陕北的局面完全扭转了，是爬山“过了坳”。此后，彭德怀部组建了新部队第4、第6纵队，转入反攻，开辟了黄龙新解放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见附录1、2】 应该说，刘邓部南下大别山，实行无后方的跃进，处境相对不利，所以，中央军委和其他各方面，视刘邓部为需要照顾的对象，而不是相反。特别是，后来刘邓部军事与政治失误严重，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这也是共军全局中间的“困难户”受到多方帮扶，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毛毛信口雌黄，想要捏造伪说去拔高邓小平，那就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背景，粉饰也会成为抹黑。 如果硬说陕北局势困难被纾解，那也是陈谢大军南渡和歼敌有力才造成的，对西安的实质性威胁才调动了胡宗南大军，这跟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毫无因果关系，编造这样的说法，只会给人以“贪天之功为己有”的不好印象。 二、为什么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完全失败的军事行动 应该说，在1947年的某个时期预备用相当兵力转入外线作战，这是规划已久的行动。但是，经过7月份陈粟刘邓陈述的不同意见，依托后方作战的意见，已经被毛泽东接受。 8月份实际执行的跃进大别山行动，则是战场局部情况发生了不利于刘邓部的变化，后续行动也属于不利条件紧逼状况下的不得已而为。除了风闻蒋介石打算再决黄河水淹共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大批蒋军麋集过来，这是一个关键原因，“(1947年)8月6日鉴于蒋介石调集八个整编师十八个旅约十四万人，分别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进合击，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和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心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东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杨胜群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更由于相关方面领导人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错误选择，使得这个无后方跃进行动，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始终未能争取到主动权，最后也未能调动敌人的部署。 
军情水情紧急，与快速转移的关系更为密切 刘邓大军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地区之后，在兵力运用和工作方向上，首先存在着错误。结果，在敌军组织大规模追击之先的“机会窗口期”之内，未能实现集中力量，建立立足点以最终牵动大局的部署。 在土共军队进入东北早期，面对国民党重兵追击，适时地采取“放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深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最终逆转了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当然，在开辟东北的进程中间，彭真等人也是十分留恋城市的，哪怕等待国民党军队威逼的最后一刻也好，反倒是林彪等人头脑清醒，认识到短期内无法与国民党优势兵力争锋。需要主动进入农村展开根据地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确立共产党争取东北的政治基础。 但是，跃进大别山方面不是这样选择的，虽然大别山周边没有大城市，但是，其主攻方向和力量投放，在最初那两个月的机会窗口期内，一直是错误地投入城镇方面，未能及时地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在敌军相对空虚的大别山区，刘邓部最初阶段是以正规军去对付国民党的地方团队，消耗了时间和精力，未能深入建设根据地以确立立足点，其战果是：“至9月底，刘邓大军经过艰苦征战，共解放县城23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000余人、地方团队800余人，在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经扶、演川和皖西的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潜山、太湖、庐江以及鄂东的罗田等县建立了17个民主县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威震了大江南北。”【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2页】 以上是在大别山以北地区的工作方向，等到尾追敌军靠近之后，刘邓大军就翻越大别山进入鄂东地区，结果，继续延续从前的路数，把主要努力用于对付国民党地方团队和解放县城。然后，再一次解放了一批县城：“国民党军虽然发现刘邓大军主力已转向大别山山南，但由于自己的主力尚在山北，无奈山南兵力不足，难于与刘邓大军决战。因此，刘邓大军南下鄂东、鄂南的各纵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扫了沿途分散孤立之据点和反动地方团队，连克长江北岸团风、广济、英山、武穴诸城镇。与此同时，第3纵队连下舒城、桐城、潜山、望江诸城，进至长江北岸望江以东的华阳镇。刘邓大军控制了长江北岸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为解决全军棉衣提供了条件。”【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这样，刘邓大军从8月底开始，在大别山北部和南部各消耗了一个多月时间，在敌军重兵到来之前，始终未能深入农村建设根据地，没有把建立立足点视为最优先的努力方向。 纯粹从军事和打仗看，刘邓大军深入大别山地区的最初几个月，仗打的也很不好，除了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之外，少有歼灭战和缴获，这对于土共军队来说，也是极为糟糕的后果。刘伯承后来回顾说：九月份在商城、光山“这三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全歼敌人。……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粮食要自己筹，伤员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没有可以休整的时间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干部，打起仗来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星火旅游(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2-13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间，说得十分清楚：“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土共军队一直依赖前线和敌军的补充，歼灭战较少的后果就是作战装备缴获不足，甚至赶不上消耗，使得军备消耗得不到补充。 由于部队减员和装备消耗，刘邓部的作战能力下降严重，未能对敌造成真正的压力，也就无法调动敌军兵力部署，发挥战略上的牵制作用。在刘邓部的对立面上，是白崇禧主持作战，据白崇禧预判，刘邓大军最多有能力吃下一个整编师，所以安排行军，要求至少两个纵队靠在一起，最后实施的军事部署是左中右三个整编师齐头并进(后续有整十一师赶到豫南)。白崇禧的具体安排是：“将大别山区共军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于黄安、宣化店、白雀园、小界岭间地区，相机包围歼灭其主力或有力之一部。他强调说明，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南京、武汉所受的威胁，确保长江的交通运输并使共军不能渡江。”“整四十八师、整七师、整二十八师按照预定日程推进，沿途未遇到解放军。到达叶家集、金家寨、英山、洗马畈、浠水之线。”最后，国民党方面并未调动其他战场力量，白崇禧仅仅就地调动了三个整编师的力量，进行了一次由东南向西北的平推行动，刘邓部就被挤出了大别山。【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六卷·三年决战上》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第663、666页】 最后，刘邓不得不依赖后方支持，才能够得到起码的补充，维持住战斗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像军区令第10、第12纵队迅速南下大别山;第11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则奉命护送晋冀鲁豫军区征集、返队的新兵和伤病痊愈的官兵及携带的大批弹药、药品、银元到大别山。”【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因为立足困难，同时也着眼于开辟新区，王宏坤10纵在越过京汉路进入桐柏时不幸中伏，还受了不小的损失。稍晚，李先念等人也率12纵过平汉路西进，开辟了江汉地区。 大别山因为未能立住足，作战又多为消耗战，最后不仅未能牵动敌人出现有利于我的态势，成为解放战争转折期四大作战方向上唯一完全失败的方向。反而是刘邓部陷入消极被动状态无法自解，刘邓部不仅未能呼应其他方面，反而成为其他方面的负累。除了需要后方送人送钱补充之外，最后还不得不调动陈谢和华东野战军力量，进入豫南作战，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李铁军部之后，才稍稍扭转颓势，帮助稳住阵脚。 真正实现了局部军事形势的稳定和改观，是陈谢大军和华东野战军参与的歼敌行动：“陈粟、陈谢两军举行平汉路破击战，自12月13日至31日历时22天，歼灭国民党军共4.5万余人，解放县城50余座，破坏铁路420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先后由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三、“急性土改”的严重政治错误导致无法立足大别山 很多人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至于战争如何体现政治，则往往不加注意。刘邓大军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失误造成的。 共产党军队在其与国民党作战中间，除了技术装备仰赖前线和敌军之外，最大的优势在于军政军民关系方面远胜对手，共产党能够充分地动员农民群众的自觉支持，源源不断地获得战争伟力的加成，关键在于根据地建设。 刘邓大军作战方面陷入消耗战，还不是其失败的关键，最为关键的失误源自在大别山去搞“急性土改”。这不仅未能组织起农民群众的拥护力量，反而激发了地主土顽的拼命反抗，结果，反倒是尾追刘邓部的敌军得到了地主的自觉支持。 急性土改的想当然规划，源于刘少奇。依据亲历者李雪峰的回忆：“刘少奇特别嘱咐我，到新区后要马上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要快。”刘少奇甚至要求在六个月内完成土改，还说否则就有站不住脚的危险。【李雪峰：《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25、328页】 这个政治上的冒进和错误，后果相当糟糕。据老田于2003年访问李友九老同志所知，当时按照刘少奇的想当然去搞“急性土改”已经出现了不好的后果，但邓小平得知后却拒绝纠正此项错误。 李雪峰受领任务之后，率1600地方干部南下，李友九担任一个方面的地委书记，照章发动急性土改的恶果很大。据李友九多年后的回忆： 解放战争的时候，我1947年到大别山工作，担任鄂豫四分区的地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司令员是张体学。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在陕北，刘少奇和朱德在西北坡。刘少奇当时提出一个意见，说如果你们不能在半年内完成土改，就有站不住脚的危险。还有人主张3个月完成土改。我们就当然要侪身土改，邓小平打高山铺战斗路过，我就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说如果要这么短的时间搞土改，恐怕搞不透，有假成分。邓小平回答说：只要你头脑清醒就可以弄假成真，既然是中央工委的指示就应该坚决执行。当时基层的地主武装保公所的“小保队”还在，群众不敢起来，老百姓说只要你们站稳了我们就可以土改，我们转过来对他们做工作说，只要你们起来土改我们就站稳了。 我们搞了20万人地区的土改，后果非常严重，中间一个问题就是打土豪和侵犯工商业。地主拿武装跟我们对抗，恶果很大，干部损失三分之一，部队仅仅是维持原状，一点都没有扩大。后勤部长送给我一个狐皮大衣，说是打土豪没收的，我不要，退回去了。后来张际春给我传达过毛主席的一个指示，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所得甚少影响很坏，不宜重复。对于农村土改，毛主席也说要等待军队切实占领之后才能进行，土改要先具备条件。我们当时手上有两个主力团，一个比较充实，都是五师的老底子，部队回到老家来参军的人很多，迅速从20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我们对地主武装进行反压制之后，人员损失很多，损失了许多骨干，人数也下降到原来的水平。 刘少奇这个急躁冒进的政策，完全不看现实情况和条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后来是主席亲自纠正的，说是要等到前方稳定了才可以土改。现在那个在武警部队当副政委的儿子刘源写书为刘少奇翻案，说他原来就是要巩固什么新民主主义，坚持不要过早合作化等等，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刘少奇一向急躁冒进，这些情况王光美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革命者是怎样炼成的――老战士访谈录(李友九)，老田访谈整理，访谈时间：2003年10月，地点：红霞公寓李老家】 大搞“急性土改”，最大化了地主的武装反抗，却未能组织起农民的有力支持。这个方面的严重政治错误，事先毛泽东就曾有预见性地打过招呼，后又受到毛泽东叠电批评，邓小平不得不为此写出检讨书，其节录部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的指示》收入了《邓小平文选》，有些不熟悉历史背景的学人，还往往错误地加以正面引用。 这一次政治上的急性土改错误，是在差不多耗竭了两个月的机会窗口期之后，才大规模开始的：1947年“10月12日，中原局为继续完成战略展开，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积极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大胆分遣部队和大量抽调干部从事地方工作。并决定建立鄂豫和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由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为两军区及军分区的基干武装，每个纵队抽调干部和老战士1000至2000人归各县委领导，参加地方工作。”【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在急性土改时期，张昭剑曾经奉命担任二纵六旅武工大队政委，率六个干部队下到广济县搞土改，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地方武装，1948年初还担任黄(梅)广(济)工委副书记。依据这个人的亲历：“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在工作安排上，确定以土改为中心。首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建立贫农团，发动群众开诉苦会，算地主的剥削帐，然后各区以片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分地主的浮财，有的还丈量了土地，准备分田。与此同时，各区都大量发展了民兵，建立了武装民兵连和区中队武装。……当时在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都似有些不适当的强调反‘右倾’。比如，1、搞土改有些过急，提出半年内建成根据地，要求土改在三个月内完成任务，加之执行中的偏差，打击面过宽，伤害了中农;2、对统战工作不够重视，可以说做得很差，把杀人权下放到贫农团，有的村出现乱抓滥杀的现象，使不明真相的地主、富农外逃;3、对敌我斗争形势发展的严重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在建立和发展武装民兵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乐观性，在我们还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就发放了大量的枪支和弹药;4、当形势恶化后，还要求‘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力量分散，机动余地小。所有这些，尤其当环境恶化以后，都给自己增加了困难和损失，……。次年桂系第7军围剿，广济县干部群众牺牲1200多人。”【《我的父亲——张昭剑文稿选编》2014年自印本，第42-43页】 真正全面铺开土改，时间上更晚。据《黄冈地区志》记载，到了12月份，“各县根据中共中央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照搬华北老区经验，开展急性土地改革，甚至损害中农利益，造成发动群众困难。”“1948年6月18日，鄂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减租减息问题的指示》。布置停止分田，实行减租减息，严禁地主反攻倒算。”【《黄冈地区志·大事记》，网址：http://dfz.hg.gov.cn/sqgl/dsj/2011-05-27/167_31.html】 军事上的错误，浪费了最初阶段的机会窗口期，导致根据地建设着手过晚。等到敌军追击即将开始时期，才转而着手土改建政，而政治上严重的“急性土改”失误成了主流，造成的恶果不小，纠正错误却慢，结果直接葬送了大别山立足的政治和群众基础，还给根据地群众带来了巨大的无谓牺牲。应该说，大别山急性土改的政治错误，这是延安整风之后共产党思想进入成熟期后的一个重大历史教训。 四、如何理解邓小平的不同说法 在《邓小平文选》收文中间，邓小平确有正面评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说法，但这个属于常规“政治鼓动”性质，邓政委需要帮助同志们在黑暗里看到光明和勇气，不宜看作务实合理的判断。 邓小平在做政治鼓动时也指出，七月份在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但到了大别山才歼敌四个旅，而且，早期打下来的县城又都丢失了，几个纵队还减员百分之十五，但邓政委引导大家看全局，虽然大别山这一路不太乐观，但是全局有了发展，所以，需要正面看待。【邓小平：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106】 邓小平同时也指出，最大的错误在于过左的政策和做法，“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邓小平还说，即便是这样大的错误，也要正面看待，因为犯了错误之后可以获取教训，促进深刻认识：“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同上】 应该说，这些说法，体现了政治工作的常规，但不算对历史合乎事实作出的务实判断。在六月份邓小平给中央的检讨书中间，他更为清醒地总结方面军的政治错误：“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邓小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除了急性土改脱离群众并孤立自己之外，邓小平还提到侵犯中农和工商业的问题，还有摧毁旧政权却没有建立有效的新政权的问题，打土豪分浮财对于军队供给带来的困境，种种错误最终合成了一个恶果：把旧统治阶级成员强硬地驱赶到了敌军一边，却没有为自己造成一个稳固的政治基础，这才是大别山未能立足的根本原因。 如果对照刘邓出动之前毛泽东的特意提醒：“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毛泽东：刘邓军出大别山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册】 南下之前，邓小平作为中央寄予厚望的中原局书记、野战军政委，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未能把住关，出现如此之大的失误——如他自己所言是“忘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是非常不应该的。甚至，在急性土改的恶果已经出现，地方工作的李友九同志，向他这个方面政治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他竟然不加处理，依然对错误听之任之，不积极采取调整措施，这样就肯定要加重错误了。 不管怎么说，最后是在毛泽东多次批评之下，邓小平承认了错误，也写了检讨书，还在检讨书中间反省了各种认识不足，这总归是一个进步，对于那段历史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但是，等到时过境迁之后，其后人不恰当地全盘否定错误和不足，反而盗用邓小平的名义去揽功诿过，这就是从邓小平曾经取得认识进步上后退了，那就更不可取了。 五、任何对错误的无脑粉饰都构成事实上的抹黑 在解放战争的四大战略方向上，刘邓部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方向，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战绩，这是一个缺憾。但如果试图用杜撰妄说，来掩饰或者粉饰这一点的话，那不仅不会增添光彩，只会增加新的耻辱和污点。 回到历史的现场，可以看到，刘邓部的跃进行动，是受到其他方面的有力策应，而不是反过来策应了其他方面，事实俱在，文献昭昭：“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毛泽东：陈谢宜早日渡河援助刘邓(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册】 应该说，沿着毛毛杜撰的说法，去探究历史现场，追问到底是谁纾解谁的困难处境，最终只会发现：改变陕北敌军密度和进攻烈度的，是陈谢大军南渡黄河行动及其可观的歼敌数量。而且，不是刘邓跃进大别山牵动了敌军部署和全国战局，而是恰好反过来，刘邓部自身处境的改善，是其他方面作战有力的结果，刘邓部未曾从陕西调走任何兵力改变任何人的处境，反而是陈谢所部的有力歼敌行动及其对西安造成的实质性威胁，从大别山去调出了敌军力量。正是因为真切感受到陈谢大军的力量和威胁，胡宗南除了从陕北调出兵力之外，还“将刚调到大别山的整编第65师2个旅、临汾整编第30师3个团以及陇东骑兵第2旅、关中暂编第2旅调到西安、潼关地区。”【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毛毛信口杜撰的所谓“三个A级(最急的)极秘密电报”，去支持从未存在过的“以跃进大别山纾解陕北困难”这种子虚乌有的战略价值，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无脑说法。姑且不说，这个电报从未有人见过，即便是邓小平烧掉了他收到的电报稿，但电报发出地的原稿又在哪里呢?更为关键的是，说陕北的困难需要刘邓的跃进行动去纾解，这也不符合当时西北战场的实际，更不符合军事常识，只能够以笑话视之。但是，这样的无脑笑话，被权威军史战史引用，毛毛的书还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过审并正式出版，这样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是缩小了而是人为地放大了很多倍。 刘邓部进军大别山期间，因其不太成功的军事和错误的政治方略，确实未能在解放战争高歌猛进时期留下说得过去的战绩，这虽然颜面上不太好看，但终归是一个事实，粉饰它只能带来更多的耻辱。编造在历史背景下并没有出现和存在过的战绩或者战略影响，不惟无法提升邓小平的个人形象，还直接否定了邓小平在检讨书中间曾经达到过的认识进步。 很多年来，一些揽功诿过以拔高邓小平的谣言，还往往伪装为邓小平本人的说法，应该说这些都是降低了而不是拔高了邓小平的形象。诸如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现在毛毛又出来亲自佐证说是邓小平自己说跃进大别山是不讲条件地为陕北纾解困难，这些谣言流传的后果，往往只是给邓小平抹黑而不是搽粉。 应该说，由于毛毛作为邓小平家人的特殊地位，她口衔天宪去杜撰一些不靠谱说法，更由于这一杜撰说法言被权威军史引用和传播，后果是加倍放大了对邓小平的抹黑效果。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附录：相关文献资料摘录附录1、西北野战军1947年与胡宗南部作战简况 夺取榆林，中央军委早有考虑。1947年5月，毛泽东曾确定把陈赓纵队由晋南调入陕北，在彭德怀指挥下，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歼灭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队，以夺取大西北为目标。6月13日，中央军委预计陈赓纵队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作战就是在独立第5旅配合下打榆林。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陈赓纵队不到陕北，西北野战军独立担任攻打榆林之任务。27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于8月8日左右“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以利刘邓大军南进。【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榆林被西北野战军围攻后，蒋介石急忙于8月7日上午经西安飞抵延安，17时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增援榆林方案。152 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1军第l、第90师及第76师第144旅，整编第29军第36师、整编第17师之第12旅及第38师之第55旅计10个半旅共6.3万余人，由安塞、志丹地区分两路向绥德，米脂和横山方向急进。8月7日晚，蒋介石召集胡宗南再次研讨榆林战况，并拟致邓宝珊、第22军军长左世允、第28旅旅长徐保的书函。翌日空投榆林，要其坚守待援。152 西北野战军一打榆林未克，但却实现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集团南渡黄河的战略目的。此役，西北野战军伤1465人，亡395人，失踪30人，共1890人，毙伤国民党军2000人，俘3200人，共5200人，缴获汽车2辆、迫击炮13门、重机枪17挺、轻机枪122挺、马步枪1800枝。从而削弱了陕甘宁边区北线邓宝珊的军事力量，并收复和占领了横山、响水堡、鱼河堡、归德堡、高家堡等城镇及广大地区，使陕甘宁边区北线得以巩固。154 8月18日晨，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向集结地开进，先于钟松部赶到预定地区隐蔽。19日，钟松部后梯队从镇川堡出发，当日下午进到沙家店附近地区。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仓促转入防御的整编第36师发起攻击。158 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伯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向整编第36师展开猛烈冲杀。第l、第2纵队向其师部及第托5旅阵地冲击，至17时，除钟松和第165旅旅长李日基化装，带少数人乘黑夜逃脱外，其余均被歼灭。新4旅和教导旅向第123旅发起攻击，至当日黄昏将其歼灭。159 沙家店战役，西北野战军毙伤胡宗南的主力师之一、半美械装备的整编第36师2000余人，俘少将旅长刘子奇以下4017人，共计6000余人，缴获山炮7门、各种迫击炮55门、重机枪30挺、轻机枪168挺、其它各种枪2093枝、炮弹956发、于弹20万发。西北野战军伤1435人，亡379人，失踪25人，共计1839人。双方兵力损失为3.27:1。 沙家店战役既扭转了西北战局，也为中共中央机关久住葭县地区创造了安全环境。160 毛泽东在(沙家店战役旅以上干部总结会)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61】 在西北野战军沙家店大捷、胡宗南集团主力深陷陕北时，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野战集团于8月下旬从山西南部南渡黄河，转战陇海路渔关至洛阳段，占领了新安、灵宝、阁乡，直逼撞关，使胡宗南的战略基地西安和关中地区受到严重威胁。国民党军统帅部令胡宗南派兵增援豫西。161 8月27日，胡宗南主力6个半旅由米脂以北35公里地区沿咸(阳)榆(林)公路南撤。为避免撤退途巾遭西北野战军袭击，南撤部队分成4个梯队，紧密靠拢，前、后、左、右搜索警戒，梯形交替掩护撤退。规定日行10至15公里，集团宿营。162 为继续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不使南下，有力地配合陈谢集团开辟豫陕鄂解放区，中央军委于8月28日21时致电彭德怀;“望率全军立即转至敌之先头(米脂、绥德之间或直出清涧)，阻敌南进”。29日23时又致电彭德怀:“请率全军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咀峰、九里山之线，夺取先机，制敌死命。是为至盼。’，30日13时，再致电彭德怀:“敌已确定全军南撤，九十师可能以一部向东佯动吸引我军，以利其主力迅速向南。我军务宜摆脱当面之敌，以三天急行军先敌抢占绥、清②一段，阻敌南进，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陈谢。”162 由于胡军是有计划的集团滚进式撤退，加之雨季道路泥泞，运动不便，西北野战军仅在九里山(绥德南)、岔口、关庄(延川西)，歼灭胡军4000余人，其中毙伤3300余人，俘700人，缴获重机枪38挺、轻机枪5挺、步马枪257枝、汽车22辆、坦克5辆。西北野战军伤1261 人，亡242人④。关庄、岔口追击战，迟滞了胡宗南部队的行动，使其迅速抽兵东顾渔关、豫西的计划破产，策应了陈谢集团转战豫西。162-163 从米脂以北地区南撤的胡宗南主力，到9月20日已至延安、鄜县(今富县)地区。延安以东、以北的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100公里的交通线上，仅留下整编第75师师部、第24旅及第165旅残部等不足2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西安东北的黄龙山地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驻守。胡宗南为拱卫西安，防止陈谢集团突入。不得不将第28旅从榆林、第167旅(属整编第1师)1个团从延安、第83旅(属整编第10师)和第84旅(属整编第17师)1个团从运城空运西安，并将刚调到大别山的整编第65师2个旅、临汾整编第30师3个团以及陇东骑兵第2旅、关中暂编第2旅调到西安、潼关地区。这样，胡宗南集团的部队主要集结在延安、西安两个地区，其他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有利于西北野战军发动新的进攻。163 附录2：陈赓的回忆资料 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主席给了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主席还向我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陈赓：挺进豫西，载《星火旅游(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在我们进入豫西不久，接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毛主席在这个指示中，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阐明了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第167页 在我们西向作战中，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陇海路，以便切断敌西北战场和中原战场的联系。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彻底破坏了这一段铁路。170 在半个月中就全歼了敌人的陕东兵团等部三万多人，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直接威胁西安。蒋介石急忙在二十日飞到西安，表面上还吹嘘“三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彻底打通陇海路”，实际上却是提心吊胆地部署防御。他慌忙又从进攻大别山的部队中抽出六十五师，空运西安，并从陕北战场调回了一部分部队，在西安渔关间集中了十个半旅的兵力，防我西进。这样就更多地调动了进攻陕北的敌人回头，迫使敌人在陕中布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170 附录3：刘伯承的事后总结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籍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除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外，还由陈毅、粟裕等同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个纵队另一个军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像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漪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籍制是:以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第4-5页 我军突破黄河天险后，经过二十八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和四个师部共五万六千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第7页 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不甘心于这一失败，又纠集其原在鲁西南的和新调来的五个集团共三十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向郸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施分进合击，妄图歼灭我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这个被我打开的缺口。蒋介石还准备了更毒辣的一手，再打不赢，就由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堤坝，水淹我军。7 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敌主力尚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为空虚。为了迅速立足生根，我们立即按照中原局的计划，分遣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11 就在我们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尾追我们的二十三个旅的敌人，也先后压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11 我们集中一部兵力，于九月上旬在商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打击了战斗力较弱而又孤立的敌滇军一个师。中旬，在商城以西的中铺地区歼敌一个团。下旬又在光山附近打击了东援之敌一个师。经过这三次作战，我们把敌人的机动兵力全部调到大别山以北地区，保障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皖西胜利展开。但是这三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全歼敌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山地、水田地带作战的经验。饮食不习惯，穿不惯草鞋，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等等，都给部队造成了不少困难。……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粮食要自己筹，伤员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没有可以休整的时间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干部，打起仗来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为了及时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我们于九月下旬在光山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星火旅游(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2-13页 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作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又值雨季，身上常常湿透，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不得不赤足行军。干部们都将自己骑的牲口，用来运粮食、驮伤员，并亲自参加抬送伤员。部队在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打马掌。由于给养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有的部队曾二十几天不见油盐，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马肉充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13-14 尽快地解决冬衣问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问题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时刻都在关怀着我们，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因此，我们报请中央，由我们自己设法解决。16 正在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时地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增调来了两个纵队的兵力，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这真是雪里送炭，使我们更增强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18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星火旅游(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 10月9-10日，在张家店战役，歼灭第62旅4000余人。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4-95页 10月26-27日，“26日早晨，9时许，进到高山铺东南。第1纵队立即发起攻击。至6日夜，双方在浠广公路两侧的洪武脑和界岭反复争夺。整编第40师及第82旅伤亡惨重，第1纵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控制了洪武垴、界岭要点。……第6纵队第17、第18旅赶到立即加入战斗。27日9时整，刘邓大军发起总攻。至14时，战斗结束。共歼国民党军1.26万人，其中俘虏9500余人，缴获炮3门、机枪375挺、子弹40余万发和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8月8日分三路向南。13日通过陇海路，17-18日过黄泛区，19日渡过洪河，23-24日渡过黄河，8月末进入大别山。《刘伯承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及时增调了第十、十二两个纵队到大别山来，还派第十一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对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起了重大作用。11月27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第十二纵队到达大别山，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会合。大家战地相逢，分外高兴。31日，王宏坤率第十纵队也来到了大别山。 12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大别山立足生根。以第十、十二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 留置大别山的主力，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1.1万多人，收复了太湖、英山、立煌、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10余座县城。 与此同时，第十、十二纵队乘敌主力被吸引于大别山的有利时机，迅速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横扫敌人保甲系统和土顽武装，占领广大乡村，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至12月底，共歼敌4000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天门、潜江等县城。《刘伯承传》 4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局、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这前后，他们抓紧时机进行了整训和补充。 这次整训，主要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和三大民主的新式整军运动。重点是团以下部队。着重解决部队对新形势和战略任务的认识以及作风纪律问题。半年多来，部队进出大别山作战，经受了严重困难的考验，出现了普遍减员和战斗力削弱的状况，因此一些指战员对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不理解，只看到局部损失，看不到全局的伟大胜利，甚至发生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的现象。《刘伯承传》 附录4：国共双方对10纵跨越平汉路作战的记载 白崇禧预判，刘邓大军最多有能力吃下一个整编师，所以安排行军，要求至少两个纵队靠在一起，最后总的部署是左中右三个整编师齐头并进，后续整十一师赶到。 将大别山区共军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于黄安、宣化店、白雀园、小界岭间地区，相机包围歼灭其主力或有力之一部。他强调说明，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南京、武汉所受的威胁，确保长江的交通运输并使共军不能渡江。663 整四十八师、整七师、整二十八师按照预定日程推进，沿途未遇到解放军。到达叶家集、 金家寨、英山、洗马畈、浠水之线。666 由于这个纵队在被夹击中，打了两天两夜，所以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被俘的指战员2000余人(内有团指挥员一人)，牺牲和受伤的估计可能在2000人左右。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六卷·三年决战上》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第670页 在12月间，王宏坤纵队越过平汉路，向西开辟桐柏山区根据地。当解放军经过平汉路的柳林、李家寨时，没有估计到信阳地一区尚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因而没有严密的戒备，而后尾部队突被五十八师的一个旅和地方部队，首尾夹击，俘虏解放军官兵1800余人。当时被俘的解放军王团长愤恨地说，这是指挥上的错误，也是他自己的最大耻辱。我当以国共是一家人，过去曾经合作，今后还要合作，来安慰他，并对俘虏相当优待。 南京蒋介石和美国顾问团听到俘虏1800余解放军，甚为稀奇，在报上大肆宣传胜利消息，并立即派两个美国军官和两个中国将级军官来信阳检查俘虏解放军情况和俘获武器。美国军官主要是看一看是否有苏联武器。结果他们所见俘获的武器，多是美式的冲锋枪、机关枪之类，没有一点苏联武器，证明解放军的武器，完全由国民党军队中得来的。当时蒋介石认为这是一次重大胜利，连同确山战役的胜利，同时在信阳开大会庆祝。 张轸：对阻拦刘邓大军南下和驰援南阳、开封的回忆，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六卷·三年决战上》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第676页 12月5日，第10纵队司令员王君坤率纵直、第28旅、第29旅第87团、第30旅第89团为北路;第29旅第85、第86团和第30旅第88团、第90团为南路，准备在平汉路信阳以南、广水以北地段西进桐柏山区。……12月6日晚，第10纵队北路部队冒雨从柳林西越平汉路，7日在潭家河地区落入国民党军合围圈内。北路部队主力向西双河猛扑，一部向谭家河南侧突击。经3昼夜激战，至9日晚，终于突破重围进入了桐柏山区。与此同时，南路部队在武胜关以南草店地区越过平汉路也到达桐柏山区。第137-138页 据第10纵队1948年1月5日报告，过平汉路损失兵力1539人，各种枪500余枝，各种炮11门，各种炮弹213发，以及银元1739枚，冀钞262万元，中州钞30万元。【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附录：李雪峰的回忆资料 为了挺进中原，建立中原根据地，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二、三副书记。李先念任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这样，地方工作由郑位三和我负责。李雪峰：《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在这同时，我将准备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集中编组训练。这次随军到中原的干部分组成4个地委、20个县委的班子，准备到中原后解放一个地区，马上派去全套班子开展工作。327 土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太行，参加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武安县冶陶村召开的全区县以上干部大会开幕式后，即全力准备南下的工作。这时，太行区抽调的南下干部已增加到1600多名，分成地、县党政班子，进行南下前的训练，进行最后的准备。329 中共中央要我于7月中旬到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全国土地会议。……我到西柏坡后，因已决定南下，因此在开会期间，向朱德、刘少奇去告别，并请示对南下工作的指示。他们提出:“群众工作是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工作，其他一切都是临时的。6个月内不能大体完成土改将可能遭受大困难，须用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发动群众，时间为大问题。”刘少奇特别嘱咐我，到新区后要马上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要快。谈话后，我立即于8月24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刘子久发去一封电报，传达了朱德、刘少奇的指示。328 附录：邓小平对于大别山错误的总结 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99 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第99页 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迷，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100 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邓小平：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106】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邓小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岛，也便利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110-111 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111 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上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上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装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112 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112 而在南下后，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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