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1883年3月14日卡爾馬克思逝世，但直到去世他都沒有改變他在在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為共產國際所作的La Liberté演講中的觀點，即不同國家的制度、風俗和傳統必須予以考慮，像美國、英國及荷蘭，民主制度比較好，那裡工人可以通過和平手段達到他們的目標，就不適用暴力革命。

無獨有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密爾頓弗里德曼直到去世前都在感概：社會主義正在無可阻擋地蠶食美國：1920年代，美國各級政府只用去20%的美國GDP，而現在是53%。誠然，把一國政府的GDP用量等同於社會主義，絕不是千年社會主義空想家的初衷，但卻不失為一種詮釋：社會主義不是你說是就是，而是需要你去感知的，是需要你去探究的。同樣，這個GDP是怎麼花的，也可以予以分析。不容分析、不容探究、沒有思想、言論自由，動不動就因言獲罪，就肯定不是社會主義。

與馬克思同時代，且就在馬克思去世後一年，在世界東方，在兩千年專制統治下的中國，有一個人終於在臨死前勇敢地講出了他的真話：兩廣總督張樹聲，在他給光緒帝的遺折中大聲疾呼：“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 有太多的人都知道這個，但是誰也不敢講，即便是這個張樹聲，也只能在臨死之前講出來。

要知道，“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就是西化，在1980年代的中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要罷官、坐牢的。

時間快放到21世紀初，有一個被囚禁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四分之一世紀前被罷黜的政治老人，在生命臨近終點前，也留下錄音，終於贊同西方的議會民主。儘管議會民主可能不是個好東西，但迄今為止好像還沒有比這個更好一點的東西，至少議會民主可以確保這位老人失去權力以後也能有一個自由的生活。

這恰巧是光緒被囚並死於贏台的百年循環，可歌可泣，只是不知當年光緒留下了什麼真話。更不知下一個百年該輪到誰道出一番刻骨銘心的箴言。正所謂：“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百度一下張樹聲，方知其人生了得,我輩真是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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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遺折

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張樹聲因病請開去總督缺後，專治軍事。他親駐黃埔行營，督率諸將備戰。每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勢，布置安排“攔河、阻船、安雷、發電、截擊、援應”等各項軍事準備措施。由於“炎暑鬱蒸，海風尤厲，病體不支。……終以積勞過甚，受病已深，服藥亦不效。”此時，張樹聲已經“蕭然布被，伏枕支離，流涕嗚咽……，昏瞀譫語，率皆部勒防勞，語或大呼開炮擊賊。”最後，張樹聲因病勢加劇，於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病逝於軍中。

張樹聲是淮軍將官中很有政治卓識的人。他臨終前，冒着遭受譴責的風險，以“鳥死鳴哀，……垂死涕泣，不知所云，謹伏枕口授《遺折》”，委託繼任兩廣總督張之洞、兵部尚書彭玉麟等人代為轉呈清廷。他在《遺折》中痛陳國事，請及時變法以奠國家長治久安。他首先分析了當時大清王朝面臨的國際形勢：

泰西之人，負英鷙之性……挾其輪船槍炮之堅利，以與我中國從事。數十年來，俄羅斯侵軼於北方，日本窺伺於東海，英吉利由印度、緬甸以規滇、藏，法蘭西據西貢、海防而謀滇、粵，雎盱怪狀，日益難制。

當時，西方列強自北向南，有俄羅斯、日本、英、法各國環伺左右，但是，“中國蹈常習故，衣冠而救焚，揖讓而拯溺，其何以濟耶？”他希望皇上和朝廷能“斷自宸衷，通籌全局，……中外臣工同心圖治，勿以游移而誤事，勿以浮議而隳功，盡窮變通久之宜，以奠國家靈長之業，則微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這是自己“終夜感憤，與世長辭，終難瞑目者也。”

這是一篇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張樹聲看清楚西洋立國具有本末，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為其體，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為其用。今中國遺其體面而求其用，必無功效。所以他奏請清帝宸衷立斷，毅然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變法維新，方足以圖自強。李鴻章等人所徘徊瞻顧不敢奏陳的意見，都由張樹聲以臨死的哀鳴，披瀝痛陳於清帝之前。其言雖未被採納，而後來戊戌變法維新運動，張樹聲已樹其先聲了。

張樹聲病逝後，朝廷於十月二十三日下達諭旨：“張樹聲才識優長，勤能練達，戰功卓著，由道員洊擢封圻，於吏治、營伍、馭遠、籌防諸務，均能實心規畫。……留辦廣東防務，正資倚畀。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著照總督例賜恤。並將事跡宣付史館立傳。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同時予諡“靖達”。

張樹聲病故後，靈柩運回故鄉肥西縣，安葬於周公山西麓。張樹聲的遺著有《張靖達公奏議》八卷，為其幕僚何嗣焜將其歷年奏疏143篇，編為八卷，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刊印成書。此書記載張樹聲從政後的一些決策舉措，及其自強維新思想的發展過程，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另外，還有收錄張樹聲書信、奏對等篇的《張靖達公雜著》一卷傳世。 ^[2] 

張樹聲畫像（為其第五代孫張以永繪） ^[1]

政治思想

編輯

張樹聲秉性“讀書好為深沉之思，尤究心經世之學” 。在率部與太平軍作戰中，就較早地接觸西方兵器、制度；擔任地方大員的時間較早，多次參與朝廷內政外交重大決策討論，因此對於政治、軍事、外交等內政外務都有全面的接觸領會，並具有一定的認識深度。加之他所具有的肥西人“趨新、敢干”的特質，洋務思想和舉措在當時亦為超前。其思想獨立性和批判性很強，在近代化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

張樹聲的洋務思想，初期表現為“夷人之技以制夷”。在與太平軍作戰過程中，張樹聲不斷接觸到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以及聞所未聞的訓練方法和戰術，由此對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為表象的近代文明，有了切身的感性認識。因此，他很快就成為曾國藩、李鴻章等所倡導的練兵制器、以“夷人之技以制夷”的洋務自強思想的追隨者。

張樹聲的近代化思想真正的成熟是在就任兩廣總督以後，在這片開天下風氣之先的地方，張樹聲的思想發展很快，較為超前，主要包括“培養人才，改革科舉”、“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設立議院”等方面。

他蒞任僅兩個月，就認識到海防建設和自強大計中的培養人才的重要。在上奏朝廷的奏摺中指出洋務自強不能局限於簡單的購船買炮，同時更要着重人材的培養，“輪船駕駛、機器製造之學，必須無藉於外人，始為自強之實際。” 張樹聲認為自強之計，根本在於人材和人的意識，在於教育。光緒七年（1881）十二月，在其主持下，“勘擇黃埔地方之於仁船澳”建成西學館。又鑑於舊學“易涉空言”之弊，特意命名為“實學館”。對於舊的科舉制度，張樹聲認為已經時時起了阻礙制約的負作用。只有徹底改革這種舊體制，才能適應新的時代要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大聲疾呼，建議朝廷改革科舉舊制，增設新科目，建為六科：“其有文武兼資，洞達時務，堪任將帥者為一科；其有經學湛深，文章爾雅，堪備著作者為一科；其有志節堅貞，論辯敏達，堪使絕域者為一科；其有講求吏治，居心愷悌，堪膺撫寧者為一科；其有操守廉潔，條理精密，堪治財賦者為一科；其有精通圖算，深明機器，堪勝營造者為一科。” 分別負責選撥軍事、傳統文化學術、外交、政治、經濟、科技等不同範疇內的人材，從而大大拓展了科舉育人的途徑，細化了科舉的科目，突出了新科舉制度育人以應用為主的宗旨，相較於科舉舊制，是科學的、進步的，也是符合現實需求的。

在外交思想方面，當時清廷內部存在着多種分歧。有一味畏懼外敵，不敢言戰的言和派；有隻知言戰，以和為恥的清議派；也有游離於兩者的中間派。但是，張樹聲具有遠見卓識，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利權、聲張民族正義的外交原則，對現實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能根據形勢發展採取靈活的外交策略。他親手處理朝鮮“壬午事變”、布置海防陸防以備中法越南戰爭。日本吞併琉球、俄國謀奪伊犁要求改約的“球案、改約”，張樹聲認為“球案”、“改約”並不相干，反對相互牽扯，更反對在被要挾的情況下議改條約。

張樹聲還較早提出“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設立議院”的思想。1884年，張樹聲在《遺折》中說：“......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為救國的根本上達朝廷了。敢於把“育才於學堂，議政於議院”等有關“廢科舉”、“興民權”等要害問題尖銳地擺到清最高統治者面前，並要其正視現實，改變“數百年不變之法”，以圖王朝之興，以求民族富強，確實膽識過人。

他在這封臨終《遺折》中指明了“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以及“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等改革主張。顯然，張樹聲生前不敢公開提出議院問題，也不敢激烈批評。只在技術和經濟的層次學西方的自強新政，而直至臨死時才敢上這樣一個遺折，說明當時在官員和朝廷中，主張設議院還是很難被接受甚至可能是“大逆不道”的問題。當時能夠贊同張樹聲主張的，只有少數人物，因此張樹聲的《遺折》在當時似乎也沒有多大的反響，產生的實際效果也相當有限。

張樹聲在兩廣總督任上，還具體進行了一些如“展接電線”、督造“蚊子船”等洋務實業舉措。由於時代的限制，他的很多洋務自強思想和舉措沒有得到朝廷採納，更難得到推廣普及。但他的這些冷靜思考和超前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卻具有重要地位，並產生一定作用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