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萬維讀者為首頁 萬維讀者網 -- 全球華人的精神家園 廣告服務 聯繫我們 關於萬維
 
首  頁 新  聞 視  頻 博  客 論  壇 分類廣告 購  物
搜索>> 發表日誌 控制面板 個人相冊 給我留言
幫助 退出
     
  黃海的博客
  信息化大革命引導大同世界
我的名片
bangming221
註冊日期: 2019-03-06
訪問總量: 4,733 次
點擊查看我的個人資料
Calendar
我的公告欄
最新發布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二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二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二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
友好鏈接
分類目錄
【大同世界】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二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二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二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章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
·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一
存檔目錄
03/01/2019 - 03/31/2019
發表評論
作者:
用戶名: 密碼: 您還不是博客/論壇用戶?現在就註冊!
     
評論:
信息化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第二章 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大革命運動(3)
   

2.2 – 3、   巴黎公社——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造的成功案例

 

毛澤東認為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是迅速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時期,而且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無產階級即使過早地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也不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只能進行對原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進行改造。

王震的臨終遺言。1992底至1993年2月3日,王震在去世之前多次與原中宣部長鄧力群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衛建林作過幾次較長時間的談話,談話涉及的內容很廣泛其中對毛澤東的看法是: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幾十年的社會實踐證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線是對的。這些談話引起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同志的重視,指示中央常委傳閱後交中央文獻研究室存檔。這些談話後來被稱為王震的臨終遺言。王震在這份遺言中說道:“毛主席非常重視巴黎公社經驗。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經驗,是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後來,毛澤東搞人民公社也是依據這些巴黎公社的原則來建立的,目的就是“打碎舊國家機器”。

公社的原則究竟是不是取代國家機器的辦法呢?首先,我們得來看打碎舊國家機器的理論是怎樣產生的。打碎舊國家機器的理論,是馬克思在總結1848年歐洲革命特別是法國革命的經驗時,第一次提出來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18日》一書中有較集中的論述,但當時只是從理論上提出這個問題,並預言以後人民革命將會打碎舊國家機器。巴黎公社卻以行動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巴黎公社本質上是工人階級政權,選出的政府成員中有1/3是體力勞動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活動分子,一切決策都是以工人階級利益為出發點,例如不准剋扣工資、不准逼債,給工人解決住房問題等等。但這些政策不含有公有制的內容,也沒有批判或否定私有制,嚴格來說還是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公社所要求的普選權、勞動權、集會權、政治平等權、勞動保護權等等,都是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的。即使是巴黎公社最為激進的1871年4月16日法令,也只是規定接管逃亡廠主的企業,對未逃亡業主的財產權和整個私有制度並沒有觸動。而且還宣布,逃亡廠主返後,要對其企業作價支付錢財,不是通常所說的“剝奪剝奪者”。這些措施如果完全按照馬克思的主張,起義就不應該進行,但巴黎工人還是激於一時義憤,不僅起義了還成功建立了政權。(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當資本主義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發展的時候才能進行暴力革命推翻舊制度進入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打碎舊國家機器的寶貴經驗時,將其歸納為一句話:“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掘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顯然是指必須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機器的意思,而不是去消滅國家機器。

其次,公社的原則並不是取代國家機器的真正途徑。在第一國際總委員會討論巴黎的形勢時,馬克思又預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1960年《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題為《列寧主義萬歲》,引用了馬克思這段話,並認為這個原則就是“無產階級應當採取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粉碎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代替資產階級專政”,號召全體黨員學習列寧“保衛公社的原則,對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進行了完全不調和的鬥爭”。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認為公社原則是取代國家的真正途徑,因為這些原則只是“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一再表現出來”,而真正消滅國家機器只能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裡,“隨着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徹底消滅,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將完全消亡”。

再次,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指出公社原則是改造舊國家機器的方法。第一、巴黎公社的政策並沒有消滅私有制的措施。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第二稿中也寫道:“掌握政權的第一個條件是改造傳統的國家工作機器”,明確指出公社是改造而不是消滅國家機器,意思就是將國家機器從統治人民的工具改造成為為人民服務的機構。第二、馬克思在提到公社的原則時,用的是複數名詞。經查對,英、法、德、俄文本的馬克思著作,“原則”一詞都用的是複數形式。這充分說明,馬克思所說的“原則”並不是一個,而是一些。第三、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序言中具體寫到公社的主要原則是:“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

以上的事例都足以說明公社的原則還是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在保護私有制基礎上進行的民主權力改革。因為公社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參見:1881年2月22日馬克思寫給多梅拉·紐文胡斯的一封信件)公社只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公社是“一種能使大多數選民(如工人)對所有機構,包括強制性機構,實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國家”。(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

巴黎公社起義的根本原因。巴黎公社起義的根本原因,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已經走向滅亡、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阻礙了經濟基礎,而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的腐敗加上法國在普法戰爭中遭到慘敗,激發了巴黎工人的義憤而引起的。它的失敗的最根本原因也不是“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造成的,而是法國正處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期間——處在兩次工業革命之間,第一次工業革命剛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只在萌芽狀態,“小生產仍占絕對的優勢,經濟發展的狀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王震還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致死都對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深信不疑,並堅信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能夠實現。1991年12月上旬,因呼吸道感染的王震的病情持續惡化,二氧化碳分壓高達正常人的兩倍速,有時還處於昏迷不醒的狀態。清醒之時,他向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提出,要看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太陽城》和《烏托邦》。此後,因病情惡化,被迫作了氣管切開手術。後來,病情稍有好轉,當氣管套管被堵上能與人對話時,他便問值班護士:“你讀沒讀過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托馬斯的《烏托邦》?你沒讀過更好,咱們一起學。我原來翻過。我這輩子是看不到共產主義了,能聽聽空想社會主義家的描繪,心裡也是高興的。”在去世前住院的幾個月時間裡,王震戴着氣管套管,讀了三本空想社會主義著作,接着又開始讀《資本論》。只可惜,未能等到共產主義實現,王震就已經去世了。空想社會主義究竟能否變為現實;巴黎公社成功的經驗,是否能成為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辦法;生產力落後的中國是否能夠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歷史都已經基本上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2.3、    社會主義原則

毛澤東認為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係,是社會主義原則的體現。改變生產關係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對農村、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生產資料——私有——隊有——社有的轉變,用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然後將人民公社從“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最後再將人民公社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最終建成一個“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共產主義社會。(參見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講話)

2.3–1、 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步:統購統銷——“割斷農民和資本主義的聯繫”

1953年國家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赤字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東北水災減產,原計劃產量440億斤,實際產量最多只有370億斤。二是農民生活改善,糧食消耗增加了。據統計,1949年農村人均消費糧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4斤。三是農民普遍具有防備災荒的心理,習慣上喜歡把多餘的糧食給貯存起來。此外,隨着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還要大幅增加,庫存形勢日益嚴峻。毛澤東採納陳雲的建議,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除國家之外,任何人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低價賣給國家,以後又對豬肉、棉布、糖等也實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這樣一來農村連小商販也沒人敢做了,更不用說其它的剝削方式了;1958年以後又用戶籍制度將農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農民既不能流動更不能從事商品交換,這樣一來商品經濟固然是消滅了,但農村的經濟活力是徹底沒有了。

    當時中央這樣認為:“在糧食統購統銷以前,農村階級開始有了分化,有些農民在積累了糧食或其它副業收入之後 ,不僅雇長工、放債、買土地,而且買青苗、囤糧食和做投機生意。……由於這樣,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空氣稀薄,有些農業生產合作社、互助組渙散了,有的乾脆散了伙。實行了糧食的統購統銷,農民的覺悟提高了,廣大農村中的階級關係有了新的變化,貧農成了合作化運動的骨幹,中農更加傾向社會主義,富農在經濟上受到了限制。”糧食的統購統銷,“割斷了農民和資本主義的聯繫,消滅了糧食自由市場,……有利於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也利於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1954年11月3日,《人民日報》);另一方面,避免了“供銷脫節的混亂局面”,平抑了物價,擠出部分糧食換取建設物資,加快了“國家建設計劃”(見1953年10月16日,中央《決議》)。

2.3–2、  社會主義改造第二步:初級互助組——“社會主義萌芽”

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就是要對目前的社會進行“一化三改”。其中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指鼓勵農民經過合作化的道路,逐步將個體所有制轉變為集體所有制的過程。農業合作化的具體步驟是: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1954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上提出了新的規劃。新規劃分三步走實現農業機械化,第一步,1957年前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一步:實現初級合作化;第二個五年計劃轉入高級合作化;第三、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260頁,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對於這個計劃,中央還是覺得有點保守,於是在1955年下半年大踏步前進,全部實現了高級社,比該計劃提前了七八年。毛澤東認為:“初級互助組的組員,他們的生產資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帶了共同勞動的性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萌芽。常年互助組則使這種萌芽進一步生長起來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農民有土地私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權,農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穫量,並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價這些條件來說,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質。就其在農民以土地入股後得以統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勞動,實行計工取酬,按勞分紅,並有某些公共的財產這些條件來說,它就比常年互助組具有更多的社會主義的因素。”

    毛澤東在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前後(即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兩次找到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進行了談話,他說:“從解決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是個體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係與大量供應是完全衝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2.3–3、  社會主義改造第三步:人民公社——“共產主義萌芽”

人民公社改革的背景:統購統銷弊端顯現。自從1953年中國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生活條件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還下降了許多。1953年糧食總產量為3300億斤,1953-1954糧食年度內,全國實際收購糧食達784.5億斤,超過計劃75.5億斤,比上個年度多收177.9億斤。以3300億斤的糧食總產量減去徵收的784.5億斤,全國農民占有糧食總量僅為2515.5億斤。而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農村人口已達5.34億, 占全國人口比重的88.7%,這麼算下來,1953年度農民人均占有糧食僅471斤(同期的蘇聯糧食總產量接近中國的一半,但人口卻不到中國的1/3),就這麼點糧食農民還得貯存一些來防備災荒,還得拿出一些來餵養牲口;此外,農民還會經常到市場上用糧食換回自己必備的生活消費品,剩下留給自己的口糧遠遠不能填飽肚子,例如浙江地區,在1954年糧食統購統銷徵收過了頭,農民口糧吃緊、未留牲口飼料糧,在年底不得不出賣牲口,大量殺豬宰羊,造成毛豬減少30%。再比如說,即使農民一斤糧食不留全部吃光也不過僅471斤。這個471斤是個什麼概念呢?在當今的時代,世界糧農組織認為人均400公斤才能滿足營養均衡,而2011年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已突破471公斤,再加上淨進口的肉蛋奶果等農產品,則我國2011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直逼500公斤大關。(2011年,國產糧食達到歷史最高峰的5.7億噸,人均糧食占有量為424公斤,這樣還不夠吃了,當年淨進口糧食6390.3萬噸,人均糧食消費量已突破471公斤,如果折算當年淨進口337.8億美元的肉蛋奶果等農產品,則我國2011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直逼500公斤大關。據有關資料表明,以當今主要發達國家作為參考,歐盟的年人均糧食消費量都在600-900公斤區間,美國更超過了1000公斤。3300億如果是原糧的話還要減少人均糧食消費量,那麼農民能吃的糧食就更少了。)。從1953年開始,農村人均消費糧食比1952年444斤甚至還要少得多,和現在的生活水平相比,如果僅從吃飯的糧食份量上來看,人均遠遠不到今天一半的消費量。

    毛澤東認為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繫上,蘇聯和東歐做得不好。毛澤東知道“餘糧徵集制”(1918年夏—1921年初,蘇俄為對付國內革命戰爭和國外武裝干涉在極其困難的形勢下實行了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使蘇維埃政權獲得了必要的糧食,渡過了難關,但徵收時,不僅拿走了餘糧,連口糧也拿走了一部分,甚至政府按固定價格給農民的也是貶值了的紙幣,結果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造成了“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67頁、第268頁,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毛澤東改變了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建設模式,毛澤東認為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只有把農業搞好了,中國的經濟才能有較快的發展。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要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1959年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時,毛澤東把它發展為我國的國民經濟必須以農輕重次序安排,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到1962年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時,毛澤東又把它發展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的國民經濟方針。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片面強調重工業、強調鋼鐵工業的思想。

    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的萌芽,以後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中去。關於生產關係問題,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指出,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生產關係的,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分配製度這三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度。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分為全民和集體兩種形式,從發展角度講,集體所有制要發展到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要發展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集體所有制本身也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國人民創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決這個過渡問題的一種合宜的組織形式。

    1958年8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着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我們把6億人民帶成共產主義作風,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工人敲鑼打鼓,不要計件工資,這些都是共產主義萌芽,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 人民公社要實行供給制與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的問題,……現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有共產主義的萌芽,但是不要過分強調共產主義。 第三、四個五年計劃向共產主義過渡。”8月29日,會議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又在會議上說:“ 現在不搞人民公社是不行了, 便於搞工、農、商、學、兵與農、林、牧、副、漁這一套。 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那時道德極為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也不休息。 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2.3–4、  社會主義改造第四步:“光輝的五七道路”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在這個新式的社會裡,人人都要學軍、學工、學農、學政治、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但人人又以一項為主,工人以工為主,農民以農為主,學生以學為主,這是分工的不同,從而消滅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之間的差別,消滅了城鄉之間的差別,而且還能培養出新一代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使中國走向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樣一來,全國將成為一個“亦工亦農,亦文亦武”,消滅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分配平均、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社會。

2.4、    社會主義改造的弊端

2.4–1、  統購統銷過早地消滅了市場交換違背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發展規律

統購統銷極大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寫道:“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最高級的全社會生產方式,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只能是在生產力發達的社會裡出現共產主義生產方式之後。資產階級是依靠生產社會化來戰勝小生產的。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更是靠全社會自由人的聯合生產或人工智能生產來戰勝資本主義分工化的社會大生產。恩格斯指出:“新的生產方式愈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裡占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餘地位,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鮮明地表現出來。”(註: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311. )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是商品經濟,而市場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條件,因為商品生產者只有通過市場的交換,才能把私人勞動或局部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統購統銷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價值規律在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經營中的作用,因而極大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割斷了農民與市場的聯繫就會使農民與整個社會的供需狀況產生了嚴重的脫節,農民的個人勞動不能轉換成社會勞動。“土地種什麼,信息不是來自市場”,往往是政府收購什麼糧食,農民就種什麼莊稼;“農民對自己的產品,無自主經營權,即使有餘糧,也不能拿到市場出賣”。(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279-280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此外,“統購統銷”的價格是很低的,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身上積累了工業建設的資金,從而把農村推向了貧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當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已經達到了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只有當這個時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才有必要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參見馬克思.資本論[M].第1卷,831.“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 

2.4–2、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生產力落後的社會搞原始共產主義會造成社會停滯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在生產力低下的社會裡搞原始的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只能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首先得到實現。“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階段,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持久鞏固,並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或甚至衰落。”(參見馬恩全集第十八卷中《流亡者文獻》)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德意志意識形態》)

馬克思主義者還認為原始共產主義只能是在國家職能沒有出現以前的一種組織形式。恩格斯指出“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個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恩格斯:《反杜林論》,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而“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剝削、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人民公社裡的一大二公、公共食堂等平均主義政策,是在落後生產力的基礎上,通過強行改變“舊的”生產關係和勞動力的集中來實現夢寐以求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理想,從而進入到“大同世界”的。這種“均平富,等貴賤”,劫富濟貧式的“原始共產主義、國家共產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只是“給剝削和專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廣闊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第2版,第660頁)

馬克思曾批判過中國農民階級的“原始共產主義”革命。1862年7月7日, 馬克思在德文維也納出版的《新聞報》發表《中國記事》一文,熱烈“讚頌”了太平天國起義。在《中國記事》一文中,馬克思對太平天國革命評論道:“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不知道自己負有什麼使命。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對民眾說來比對老統治者們說來還要可怕。他們的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毫無建設性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為了說明這一點,馬克思在文中大量引述了英國駐寧波領事夏福禮給駐北京公使普魯斯的一封信的內容。夏福禮的信發表在1862年6月17日英國的《泰晤士報》上。夏福禮在信中寫道:“他們吵吵嚷嚷煞有介事地鬧了10年,結果是破壞了一切,而什麼也沒建設起來。”夏福禮舉例說,他問過一個穿着很好的太平軍兵士,問他是否喜歡幹這種行業,那個兵士回答說:“我怎麼會不喜歡呢?我看中什麼就拿什麼,誰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個表示砍頭的手勢。夏福禮還說:“太平軍不准結婚和吸鴉片,違者處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時候’才可以結婚。作為補償,太平軍在攻下一個居民未及逃離的城市後的頭三天裡,可以任意凌辱婦女。”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作者還進一步的總結道:“太平軍就是中國人幻想中所描繪的那個惡魔!但是,只有中國才能有這類的惡魔,這類惡魔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馬恩全集》第15卷548頁)。

毛澤東在生產力落後的中國農村搞共產主義革命太過超前,農民思想上理解不了。據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寫到:“潤之實行供給制出現了什麼結果呢?當年(指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當陽縣(註:1989年1月1日升級為市,隸屬宜昌市)跑馬鄉的黨委書記在大會上宣布:11月7日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11月8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會議一開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裡的東西;商店裡的東西拿完後,又去拿別人家的東西;你家的雞,我可以捉回來吃;這個隊種的東西,別的隊可以去收穫來吃。就連小孩子也不分你我的了,只是保留老婆還是自己的。對於這一條,鄉黨委書記說還要請示上級。這並非是當時的個別現象。”在廣大農民連民主都沒搞清楚是個什麼玩意的情況下,突然告訴他們明天就能實現共產主義、實行按需分配,給他們的認識就是社會上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家的,不給我就是不合情理。在生產力都沒有發達的情況下就提前宣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在沒有實現 “產品豐富”的情況下,就倉促在所有制上實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結果就是社會停滯、一無所有。

落後生產力的社會裡搞共產主義革命違背了歷史規律。馬克思說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化聯合大生產的方式只能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才會出現的,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時,這個時候就要立即進行社會革命,改變落後的經濟基礎。毛澤東要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會財富來實現人人平等,這和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最初提出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幾乎是如出一轍的。這種方案是不可能使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相反,它將使社會生產力停滯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水平,把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過於理想化,嚴重違反了社會發展的規律,註定了必然走向失敗的結局。

2.4–3、歷史規律表明隨着生產力的發展集體勞動必然會被個體聯合勞動所取代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可以將生產資料由私有——隊有——社有的形式進行轉變,用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然後將人民公社從“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再將人民公社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最終建成一個“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共產主義社會。然而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群體勞動必然要被家庭勞動(最終是個人的聯合勞動和智能機器人勞動)所代替。例如,在奴隸社會,奴隸沒有任何自由,他們的勞動出於外在的強制,所以勞動生產率低下。到了春秋時期,鐵器的使用日益普及取代了以前的青銅生產工具,迅速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一家一戶的單位家庭勞動才能形成。家庭勞動較群體勞動相對而言,農民有了很大的自由。到了資本主義時期,隨着科技的提高,以土地為主的生產資料得到全部有效利用,再也不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了,很多農民將徹底擺脫土地的束縛,投入到工業的生產中去。再例如資本主義發展經歷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最後會到人工智能生產的階段。一旦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就會出現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會出現企業破產(美其名曰“結構性調整”),工人失業的現象,甚至以後企業的生產都不需要人力,只需要機器人就行。當科技越發達,勞動生產率就會越提高,以往許多人幹的活只需要少數人就行,集體勞動必然被一個個的勞動小團隊甚至個體聯合勞動所代替。隨着農業生產力的恢復,生產工具的推廣,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必然要被家庭為單位的“單幹”所替代。消滅家庭和社會分工的條件只能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出現新的生產方式並產生新的生產關係後才能進行。

社會發展階段特徵表

社會形態

生產力發展標誌

特徵

特點

社會性質

原始社會

石器工具

氏族共同勞動

繁重勞動無人身自由

農業文明

奴隸社會

金屬工具(青銅)

群體分工勞動

繁重勞動無人身自由

農業文明

封建社會

鐵器

個體家庭勞動

較繁重勞動有部分人身自由

農業文明

資本主義社會

手工工具(簡單協作+手工工場)

絕對剝削僱傭勞動

繁重勞動幾乎無人身自由

工業文明

機器生產(機器大工業)

相對剝削僱傭勞動

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地位

工業文明

共產主義社會

聯合勞動生產工具(信息化工具+自由人聯合體)

生產軍勞動+自由人勞動

共產自由(隨時獲取生產資料聯合生產的自由)

信息化自由社會

智能生產工具(信息化工具+人工智能)

自由人勞動+人工智能勞動

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完全自由社會

2.4–4、共產主義社會生產的技術條件不成熟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經濟的最大的難題是什麼?那就是全部的資源如何達到有效配置。毛澤東等一輩老共產黨人都是從馬克思、列寧那裡接受過來的改造社會的管理經濟理論: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首先將被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這樣,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將不復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將消滅,貧富懸殊和城鄉差別將消失,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後來由於平均主義調動不了人民生產的積極性,毛澤東又不得不退讓一步承認商品交換的存在,但只是承認在公社與公社、公社與國家之間存在商品交換。“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從兩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力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自足性生產,又要儘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

    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只能搞市場經濟。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明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時明確指出,“在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社會再生產中,不只生產是起點,消費也可以成為起點。有消費才有人去生產,就生產和消費的互動關係來說,生產創造消費,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靜態的,消費創造供給,則是動態的。”經濟發展中沒有一成不變的,在沒有一個強大的信息化技術支持的情況下僅憑計劃指令來指導動態的生產和消費是不正確的,不可能做到完善的指令,更不可能達到合理的資源配置。而商品經濟是一種直接為了交換而進行生產的經濟形態,它面對的就是市場,是全社會、全世界的市場。正是通過這種市場的交換,私人勞動才能轉化成為社會勞動。在技術沒有達到全社會能計劃生產的程度時,生產和消費的關係只能在市場中形成。

2.4–5、 僵死的管理體制限制了農民的自由,造成效率低下的農業大生產

在計劃指令下,農民沒有任何自由。具體表現在:1、農民沒有生產的自由。在農村,每一個生產隊種什麼作物都要得到上級批准。農民每天幹什麼、在哪塊土地上干,都必須由生產隊長安排。上級不了解情況,常常是瞎指揮。所以農業生產效率非常低下,糧食產量自然很少。“過去國民黨反動派向農民要糧要錢,但不管你種什麼。我們可倒好……(農民)吃多少口糧,也要拿到省里會上討論”。(1978年3月,新華社記者張廣友隨同萬里到安徽省定遠縣考察時,萬里對張的感慨之語)吃公共食堂的人民公社又搞盲目的平均主義嚴重挫傷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2、農民沒有人身自由。人民公社化使農民更加依附於土地,商品生產被杜絕,也就斷絕了農民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在農村,實行戶籍制度,農民連出村都要請假,當集體勞動生產效率低下不能養活自己時,又無法找到別的活路,只能活活挨餓。即使是自由度相對高一點的城市裡,居民也都從屬於一個特定單位,到哪裡去都要開證明,形成了一種新的人身依附關係,人的自由獨立也無從談起;而且,由於身份制度的存在,城鄉對立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政治體制的弊端嚴重製約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1956年全國人均糧食產量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才達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1957年到1978年21年間,農民收入僅增長年均2.9元錢!1978年,全國有1/3的地區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的地區生活不如30年代。

    限制人身自由違背了歷史規律。逐步解放人類,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是每個新興階級應盡的義務。在春秋戰國時期,隨意生產力的發展,鐵器的廣泛使用,家庭的形成,新興的地主階級通過不斷的改革廢除了奴隸主的世卿世祿特權,紛紛實行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政策,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農民的一些自由權利。例如,管仲明確指出:“無奪民時,則百姓富”;商鞅注重法治,“法必令,令必行”,認為“食賤而農貧”,提出重農抑商禁末等政策來達到 “民安”、“國治”。農民和奴隸相比有了很大的人身自由,積極性也充分調動起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天賦人權、自由民主博愛。在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裡,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有選擇雇主的自由、有談判的自由、有成交的自由還有簽訂協議(合同、契約)的自由。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是“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生產,而不是集體約束型的生產。共產主義要的是追求最大的自由、追求的是每個人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這就是沒有剝削和壓迫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能實現的自由。在這個社會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着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興趣或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干那事”。


 
關於本站 | 廣告服務 | 聯繫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導航 | 隱私保護
Copyright (C) 1998-2026.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