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的“中国情结”

德国著名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0. 2. 1898 - 14. 8. 1956 ）的剧作“夜半鼓声”（Trommeln in der Nacht）正在台湾上演，在台北国家戏剧院场场座无虚席。该剧是布莱希特1919年24岁时完成的作品，故事描述第一次大战期间，女主角安娜（Anna Balickes）以为爱人克拉克（Andreas Kragler）已死，听从父母的话，嫁给没打仗却从战争中获取暴力的商人（Murk）。然而克拉克并未战死，回到柏林后投身革命，成为革命领导人物。在一场革命行动前，女主角回心转意，克拉克于是面临抉择：爱情还是革命？温暖的床还是街头？

昆德拉曾说过：“当要把握一部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时，民族、地区的背景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四川好人》便是这样一部无关四川的作品。布莱希特构筑了一个蛮横险恶的世界，他将他的文学幻想建立在了那片他甚至未曾亲临的封闭土地上，却道出了永恒、普遍的道德困境。

布莱希特深为中国的哲学（主要是先秦哲学）的表达形式所吸引。中国哲学与欧洲古典哲学的学院色彩、纯理性推导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哲学与生活的密切结合，从实际生活中，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推导出哲理，因此它并不强调体系和系统，却充满生活的智慧，先秦诸子的著作尤多对话体和结论性的独白，这些哲理性的智慧又往往结合简短的故事和形象的比喻，从而使这些哲理显得十分生动活泼，一点不枯燥乏味，这正是中国古典哲学所以吸引布莱希特的原因所在。布莱希特根本不是从内容和思想的角度，而是完全从形式——技巧的角度来评价、研究中国戏曲的。他对中国哲学采用的是类似的视角，即中国哲学用对话和讲故事甚至独白的方法表达哲理思想的技巧——方法，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是用娱乐的方式使接受者受到启发和教育的。

布莱希特曾经把他的一些剧本情节 的发生地点搬到中国，但这并不是“中国情结” ，无非是因为中国离欧洲遥远，以便制造陌生化——间离效果而已。对布莱希特说来， “中国”仅是一个思想载体。四川、杜兰朵、灰阑、墨子、孔夫子……这一切并非目的，即他并非为了写中国及这些中国人和中国故事。布莱希特晚年还写了剧本《孔夫子传》，此剧并未完成，仅留下片断。这个剧本也并不意思是是真正要为孔夫子树传，就布莱希特所掌握的这些材料，他也很难为孔子写传。事实是，布莱希特想以孔子为题材，用“陌生化”的中国孔子来描写歌德在宫中的改良主义的失败以及只得听命于君主的臣属地位。在他的1940年11月11日《工作笔记》里，他这样写道：“我正在读有关孔夫子生平的书，这将是多么有趣的戏剧！这个20岁的人是个征收租金和税金的人，他的唯一最高职位与歌德在魏玛的职位相仿。孔子为君主所得到的埠妾和马匹挤赶而走，也使人想起了魏玛的狗。他又在各处流浪20-30年，为的是寻找一个能让他进行改革的君主。人们到处嘲笑他。他死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一个失败。——对这一切素材必须作幽默的处理，还必须把他至今仍显出智慧的教导插人剧本之中，仅仅他遵循史实书写鲁国历史的场面，这个剧本就值得写了。”

我们从这个未完成的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内容来看，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布莱希特利用中国题材仅为了“陌生化” ，并非“中国情结” ，更不能说他世界观上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与其说布莱希特有“中国情结”不如说中国人自己有“中国情结”。

《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的剧本虚构了三位神仙下凡寻找“好人”，结果找到一个善良的贫苦妓女沈黛，并给了她一笔钱开了家店铺。沈黛的乐善好施很快导致了经营的困难。她不得不戴上面具，化装成凶恶的“表哥”隋大来剥削工人，又把得到的钱接济穷人。由于隋大冷酷无情，人们开始怀念好久不见的沈黛并怀疑隋大杀害了沈黛。最后真相大白，隋大和沈黛原来是同一个人。神仙们对世间之事感到无可奈何，最终撇下孤单绝望的沈黛悄然消逝。

《四川好人》是布莱希特坦言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和其它作品一样，此剧也秉承了剧作家倡导的“叙事剧理论”的理念，追求陌生化、间离效果。剧本一开场便具有魔幻色彩，神仙的出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非现实的空间。接着出现的大量的楔子、插曲，一些悖逆常理的场景以及人物的大段自我剖白，都意在破除舞台幻觉，告诉观众：你们在看戏。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四川好人》对面具的使用，主角被创造性地分裂成两个对立的人格——一个是代表善的沈黛，另一个是代表恶的隋大。沈黛三次变成坏人隋大的情节也因而成了支撑整部戏剧发展的主线。

沈黛第一次变成隋大是迫于形势压力。当女房东米芝前来讨债的时候，沈黛第一次意识到若继续以菩萨心肠待人，烟店将保不住了。于是她谎称有一个在外省的表哥能够解决燃眉之急。隋大冷酷精明，然而正是他解决了沈黛无法解决的生存难题。第二次面具之变是在生存之艰和爱情之离的夹击下完成的。沈黛爱上了失业飞行员杨荪，但内心深处的理智告诉她杨荪只想以结婚为诱饵骗取她的钱财。而与此同时沈黛的烟店又将面临被债主没收的危险。于是隋大出场，求助贪恋沈黛美色的富有理发师苏福，拟让沈黛与苏福谈婚事以保住烟店。隋大的不择手段让沈黛再次化险为夷。但沈黛痴心依旧，仍想和杨荪结婚。在举行婚礼之前地毯店老板娘因为她的老伴病倒了请求沈黛将所借之钱还给她,沈黛答应了。她让杨荪把两百块钱拿出来, 但杨荪不给，婚事因而告吹。为了还两位老人的钱，沈黛只得将烟店卖掉。无依无靠的她此时已怀有身孕，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孩子，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沈黛第三次变成隋大。隋大用苏福送给沈黛的支票还清了债务，而且还用苏福的房子开了一家烟厂。通过隋大残酷的管理方式，烟厂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布莱希特把《四川好人》的文学幻想建立在了那片他甚至未曾亲临的封闭土地上，却道出了永恒、普遍的道德困境。

布莱希特有“中国情结”还是中国人自己有“中国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