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下跪才能站起來 歌唱祖國：台籍委員“兩會”演講引熱議 https://www.dw.com/zh/%E6%AD%8C%E5%94%B1%E7%A5%96%E5%9B%BD%E5%8F%B0%E7%B1%8D%E5%A7%94%E5%91%98%E4%B8%A4%E4%BC%9A%E6%BC%94%E8%AE%B2%E5%BC%95%E7%83%AD%E8%AE%AE/a-47894330 凌友詩還說：“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起伏跌宕存着無限的悲憫與理解，覺得無論個人有什麼見解與得失，沒有比國家的生存自主和團結統一再重要的了。我也分外感激中國共產黨和在大陸的同胞，篳路藍縷，讓國家從滿目瘡痍中
' 站起來 ' 到 ' 富起來 '，從 ' 富起來 ' 再到 ' 強起來 '。” 懂得下跪才能站起來 下跪雖然不太好看，但不要小看下跪的力量。也許下跪的力量正源於“不太好看”。所以，下跪，有時很美。為什麼我說“下跪，有時很美”，因為，下跪，有時是很醜陋的，至少是不應該的。 布蘭特(Willy
Brandt，1913-1992)是人間偉人，當之無愧。布蘭特在六十年代就致力於粉碎冷戰結構的工作，他清楚地了解到，冷戰結構乃是美國所創造的結構，而真正受害者則是德意志人民。因此，在他當選西德總理後，即致力於和東德及蘇聯和解。他在波蘭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跪下，就這麼一跪，舉世震驚。在那種時代的氣氛下，他付出的慘痛代價是，他被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責罵為“德奸”。由於他是西德的總理，他夾着西德日益壯大的經濟勢力，不斷地採取“東進政策”，以追求兩個德國的統一的最終目標。因為他是西德的總理，美國對他無可奈何，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他由於自己的秘書被辦成了“間諜罪”，而被迫下台。不過，布蘭特的作為卻有了更多的收穫，他自己獲得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下跪是內心一種期待的流露，很難說對還是不對。若你是帶着負罪之心，期待下跪的對方給以原諒，這種下跪是懺悔、是認錯，這種下跪就有力量，就很美。若你的下跪是期待對方努力做得更好，是期待對方認錯，這種下跪似乎沒有力量，不美！我們更不應該向金錢、物質、欲望“下跪”。下跪是靈魂的懺悔，不是靈魂的下跪。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紀念，我們應該學會懺悔。懺悔不是單純一個認罪與不認罪的問題，更不是簡單的“誰是兇手”或“誰是肇事者”，這樣一些具體的責任問題，而是，透過懺悔，看到實實在在的靈魂對話。懺悔，不是簡單的善和惡的鬥爭；懺悔，實際上搭起“悔”和“改”的橋梁：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 在一個息息相關的社會裡，面對八九坦克，我們的靈魂是否安寧？如果我們不能安寧，那就說明我們是有責任的；如果我們心安理得，那就說明我們的良知毀滅了。 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樣每個人都有權利面對自己肉體的死亡。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條生命都必須得到體恤。
不懂下跪，就不懂懺悔，就不會強大
懺悔當然是事後的，但它不是着重於當時那麼做的後果，而是着重於動機，着重於對自己人性的惡劣本性的自我批判。懺悔不是要把自己的過失補救回來，而是要對自己的人性的有限性加以鞭撻。懺悔對罪惡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後悔深刻得多。懺悔不是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不是要改惡從善，懺悔就是不認為自己可以重新做個好人，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變的，但你願意為自己的有限性承擔責任。這種有限性肯定是會導致罪惡的，要承認這一點，要看清這是人性的本質結構。人性本惡，康德稱為人性中的根本惡。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根本惡，一切惡都是從人的有限性生出來的。根本惡是不可能通過懺悔擺脫掉的，但是人們可以通過懺悔而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把握自己的自欺結構，從而成為一個有深刻的自我意識的人。這樣一個具有懺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偉大的事業，他也不會盛氣凌人，也不會自封為聖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會更加寬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對待他人。 人在行動中總是有一種自欺，比如凌友詩。懺悔不能消除這種自欺。但是它能在人的行動中、創作過程中、行為過程中揭示一個永恆的真相，就是人總是有犯錯誤的可能性，但它又總還保留繼續接近真理的可能性。 一個具有懺悔精神的人或者民族，當然並不能避免犯錯誤，但它不會老是重複犯過的錯誤，就會站立起來強大起來。 我們只有憑藉對自己的懺悔，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層次有所提升。那麼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對“我是誰？”這個問題做出一個反思性的回答。 凌友詩忘記了“我是誰？” 我是誰？如果沒有達到反身自問，那麼我就還不是我，或者說我就還沒有自我。而假如有一天，我把這個“誰”追問到了，我們對這個“誰”加以定義、加以規定，這個對自我到底是誰的追問過程，也就是懺悔的過程，自我追問就是自我懺悔。 一個無窮無盡的追問就是一種懺悔精神，它永遠不能夠完成。通過這樣一種懺悔，人的自欺的過程就變成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尋找真我是一個無限的過程，這個過程永遠不會有最終的結果，但它可以使人變得日益深刻，使人變得日益真誠。 人性本善，凡是惡，都是受到外來的影響或污染，這是中國文化設定的一個前提。但是這樣的一個前提是未經反思的。小孩子怎麼不會說假話？小孩子當然會說假話，大人如果縱容這種假話，他長大了就更不知道什麼是假話了。奧古斯丁原來不是基督徒，成為基督徒後，他對自己的一生，包括他的兒童時代，都進行了懺悔。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最有震撼力的恐怕還是他在《懺悔錄》裡所舉的一個例子：他年輕的時候和朋友們在街上玩，看到附近的梨樹上掛滿了梨，就趁深夜把樹上的果子都搖了下來。當時只覺得好玩，現在想來覺得很奇怪，他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偷梨呢？我並不是想吃梨，最後還拿去餵了豬，我到底是為什麼？他反覆想這個問題。最後想到了，因為這勾當是不許可的，人生來有一種作惡的愉快！人幹壞事就有一種愉快，這是從小就有的，沒有人教他。你要是說他有什麼私心，他的確沒有什麼私心啊！他又不是想吃那個梨子，他又不是想占什麼便宜。但是呢，他有一種作惡的愉快，在作惡中顯示出他的能耐。小孩子嘛，他的生命力需要尋找發泄的渠道，如果能讓他發揮最大的效果，哪怕是最大的破壞力，他也會感到很愉快，並且感到自己很偉大。 自己感到自己強大，不一定是真正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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