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Man与Men之争(ZT)

美国是世界唯一超强，又是自由世界旗手。美国哪个党执政，被哪种政策主导，不仅事关内政外交，也影响整个世界。虽然距明年11月大选投票还有一年半，但美国两党都已投入选战，要争夺世界最有权力的白宫，更是争理念、争政策主导权。这次美国大选，将比以往的选举更强烈体现西方的左右派之争。

所谓左右派，从宏观历史角度，实质可视为Man与Men之争。两词只有中间一字母（a与e）之别，代表的却是人类的两种想法、两条道路，最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条带来的是宪政民主制度和繁荣经济，另一条带来的是独裁暴政和赤贫落后。

Man和Men的价值不同，可从近代两场重要革命及结果看出：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史家之所以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称为「姐妹革命」，因两场革命前后距离仅13年，且都发表人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民主等，似乎理念一致。

法国革命是断头台 美国革命是宪政

但两场革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美国革命，建立的是宪政民主；至今240多年，政局稳定，强大繁荣。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却是断头台的恐怖统治，大革命高潮的1793年就有17,000人被送上断头台，最后是拿破仑称帝，动荡了百年。

为甚么会有这么不同的结果？秘密就在Man与Men的不同：单数的man是指重视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也就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复数的men是强调群体、多数，即以人民的名义推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美国选择的是man的价值；法国走的是men的道路。

美国的man价值，可从其立国之本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看出。独立宣言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它是指个人（man）的权利，不是集体（men）和政府，更不是国家的权力。美国宪法把《独立宣言》这三大个人权利法律化，其主要精神是两句话：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美国整体制度设计是：防范多数暴政和以多数名义侵害剥夺个体自由，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通篇都没有提到「民主」，更没有「建立强大美国」等字样。这绝非疏忽，而是刻意防范以「民主」之名剥夺个人权利，更是避免国家主义。也就是早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十多年，美国先贤们就智慧地认知到，必须避免法国大革命那种以人民（men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暴民政治和断头台！

今天，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超强，不是因其幅员辽阔（美国面积不是世界第一），也不是资源丰富，更不是人口众多（美国人口不到中国、印度的四分之一），而是因为美国坚持实行其《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基本原则，以Man为主体，视个人权利至上。两百多年来，尤其是在过去这一个世纪，推崇集体主义价值的左倾势力，不断试图把美国拖向偏离独立宣言和宪法精神的轨道，但以中产阶级为中流砥柱的美国人民，顽强地维护着美国立国之本的传统价值。所以迄今为止，美国仍是全球最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

与美国相反，法国大革命虽也发表《人权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但其指导原则是一切以「人民意志」为准，也就是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们视为精神导师的鲁索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鲁索提出：「民主社会应该拥有一个公意，相当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说在美国是个人权利至上，在法国则是「公意至上」。

在这个人民共同意志的「公意」面前，个人、个人权利都是第二位的，甚至可踩在脚下。法国革命者在强调公意的同时，把「统一」（国土统一；想法统一）也提到至高无上地位。当时罗伯斯庇尔们甚至把「国家统一」绝对到这种程度：「我宁愿让2,500万法国人死去10万次，也不让一个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

多可怕的思维！问题是，甚么是公意？谁决定公意？谁代表公意？法国大革命展示的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决定甚么是公意。然后就可用「公意」之名，任意把人送上断头台，包括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本人也没逃过这个命运。

美国革命的成果是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所谓宪政，就是重视法治、保护个体权利为核心，非常强调程序正义（注重程序和规则），尤其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给政治反对派空间，并把反对派的存在视为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把任何反对派声音都作为「反动派」而扼杀，甚至送上断头台。

共产革命和纳粹都是左派思路

法国大革命的升级版，就是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他们把法国大革命的以人民名义（公意）进行恐怖统治发挥到极致，用古拉格、劳改营等窒息和埋葬了所有政治反对派，以人民名义（公意）剥夺了个人财产（土地国有化），用计划经济和计划政治，把所有人都圈进《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铁幕。

区分左右派的重要标准，是怎样对待个人权利。用这个价值来衡量，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不是所谓极右派，其本质是极左派。Nazi（纳粹）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字母缩写，它强调的是国家主义（典型的集体主义）、政府垄断、照顾工人和弱者、公众利益至上等；这与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思路、列宁的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苏维埃等，都在一个思维轨道。

纳粹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在同样推崇社会主义的墨索里尼领导下，也是实行非常左倾的政府包揽政策和国家主义。墨索里尼尤其迷恋社会主义；这个喜欢点文学的独裁者对社会主义有过不少歌颂的论述，其思路和口气，如果不看署名，会误以为是当今西方左派政府领袖的讲话。

美国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60年代在波士顿的一场演讲中，列出这样的字句：「我们要求政府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为公民提供就业和谋生的充足机会。……个人的活动不得与集体的利益相冲突。」「我们要求分享企业的利润。我们要求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照顾。给有天分的穷人孩子更多教育经费。」

安兰德问在场的美国听众，这是谁说的话？很多人回答，应该是（当时执政）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结果这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的政治纲领。

在场的美国听众之所以误判，因为肯尼迪等左派民主党就是同样的思路：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肯尼迪的名言是：「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甚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甚么。」这个问句就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个体权利。希特勒的助手、纳粹宣传的理论设计师戈培尔曾说，纳粹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2009年美国出版一本独特的书《自由派法西斯主义：美国左派的秘密历史，从墨索里尼到政治的变化》（Liberal Fas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From Mussolini to the Politics of Change），该书把美国左派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纳粹连到一起，提出美国的自由派，实质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因为两者都崇拜国家主义，都向往社会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主导人类生活。

文明是个人从集体解放出来的过程

写出《巨人耸耸肩》和《源泉》等哲学小说、推崇和传播个人权利理念的安兰德一生痛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纳粹，指出他们极权主义的核心理论是集体主义。同时安兰德也一生与西方左派战斗，指出他们热衷推行的是「善意的集权主义」、次级集权主义（quasi-totalitarian）。即以好的出发点，但最后都是剥夺个人权利。今天西方左派在对待私有财产、个人权利上，仍是「公意」决定一切的鲁索倾向；也就是用「公共利益、人民利益」等为理由，剥夺个体权利，通过高税收抢夺私人财产，然后财富二次分配。

指出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海耶克在其专著《自由秩序原理》中，把高税收（包括累进税制）描述为「一种温和的抢劫方式」。因为高税收是强制的，不缴税可能坐牢。

对于高税收，安兰德在〈建造纪念碑的人们〉（The Monument Builders）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任何人声称『有权』对其他人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他都是在声称自己『有权』把人类当作奴隶来对待。」这位当年从红色苏联逃到美国的杰出思想家说，「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否认个人的财产权。」那些用各种公众利益的名义要剥夺你财产的人，就是要剥夺你的人权。因为「不存在对于人权和财产权的两分法。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人权。」

今天西方左派，包括美国的民主党等，就是用平等的名义（法国大革命最热衷的口号是平等），剥夺勤劳致富者的财产和个人权利。按安兰德的理论和逻辑，丧失私人财产权，就是没有了人权。

与左派相对立的右派，其哲学的根本点是美国宪法确定的「个人权利至上」。基本理念是信奉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和「竞争」，推行减税（让人民拥有、支配自己的财富）、小政府（政府只是保护人民安全的「守夜人」，规模越小越好）、低福利（尽量控制福利，以避免养懒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而不是平分财富）等政策。

从根本上来看，西方的左右派之争，就是man和men的理念之争。这种较量和搏斗不仅有长久的历史，而且目前完全看不到结束的曙光。也许这是人类的宿命，也可称为文明建立的过程。

安兰德在她的《源泉》一书中把文明定义为：个人（man）从集体（men）解放出来的过程（Civi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etting man free from men.）。

(以上转自台湾民报报导)

余杰：香港人开始撕掉「中国人」的标签(ZT)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日常化、长期化及全球化，使得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巨大的位移。此前，「中国香港人」是香港人身份认同中的「最大公约数」；而如今，「中国人」这个山寨式的劣质标签，终于被相当一部分香港人毅然决然地撕掉了。

2019年4月，美国波士顿埃默森学院的香港学生许颖婷在校报《柏克莱烽火报》（The Berkeley Beaco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来自香港，不是中国》。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头一句就这样写道：「我来自一个城市，我不归属的国家所拥有的城市。」许颖婷还写道，她的一名台湾同学虽然爱台湾，但因为怕为了身分认同和中国朋友争执，因此被迫接受了「中国」的身分，而她拒绝这样做，她认为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种身份认同无法并存。

许颖婷的文章引发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反弹、攻击。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其文章后面留言谩骂，要求其「修正」身分认同，澄清「香港人就是中国人」的「终极真理」。该篇文章还被人转发到中国墙内的社群媒体上（中共的宣传部门故意允许其在墙内流传，以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撰文者遭受更多的语言霸凌。有中国读者在其社群媒体上扬言说，要杀死「任何反对我最伟大中国」的人，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许颖婷备感恐慌、身心疲惫。极为可悲的是，中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猪圈，这是很多中国家长送孩子到西方留学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国留学生到了自由世界，并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学习过文明的生活，而是竭力将自由世界污染成又一个猪圈。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近日发生了一起因不同的身份认同引发的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来自香港的留学生赛琳娜与一群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的学生在得到学校许可后，在校内建置连侬墙。有三名中国男学生走向她们并包围她们，其中一名中国学生向赛琳娜表示，就算这群支持香港示威的学生透过连侬墙表明自己是香港人，但在外国人眼中，她依旧是中国人。赛琳娜则坚定地表明香港与中国完全不同。另一名中国学生立即回应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并激动地斥骂她说：「如果妳不喜欢中国的话，大可滚出中国。」赛琳娜回答说，她就是因为不喜欢中国才移居新西兰。然后，这名中国学生骂她「不是人类」，并强调因为赛琳娜听不懂普通话，「所以是一只猪」。该名中国学生甚至公然用肩膀冲撞赛琳娜，赛琳娜因此跌倒在地。

从视频中可以发现，面目狰狞的中国留学生俨然变成了横行于校园的黑势力，可以跟元朗白衣人相媲美。让人疑惑的是：这几名在猪圈中生活太久的中国学生，如果真的爱中国的话，为什么要到新西兰来留学呢？他们自己过着猪一般的肮脏生活，却用「猪」来咒骂那些不愿当中国人的自由的香港人，多么荒唐可笑。

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有大批先知先觉的、不信任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人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在加拿大的香港人，近年来加速完成了「去中国化」的身份认同。加拿大香港人过去会介绍自己是来自香港的华人（Chinese Canadian from Hong Kong），但自从发生加拿大和中国外交紧张以及香港反送中运动后，不少加拿大香港人刻意和中国切割，已有越来越多香港人不愿称自己来自中国，这是一种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明确表态。

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有大批先知先觉的、不信任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人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汤森路透）

有学者指出：「现在越来越多人这样讲：我是香港加拿大人(Hong Kong Canadian)，不再提中国人(Chinese)这个术语。未来香港加拿大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会愈来愈强。」即便同样生活在加拿大，中国移民和香港移民在理念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触碰自由、民主、法治等议题就能发现，两个外表看似接近的群体，基本不太能在同一个轨道上交流，难免会有冲突发生。「当一个人说，我是香港来的、我是香港人(Hong Konger)，如果一些民族情绪较为强烈的中国学生听到时，就会反问说：你不是中国来的吗？香港不是中国一部分吗？这个冲突本身就表明背后隐藏着尖锐的矛盾。」

这种身份认同的变化，其实并不始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以及此前失败的雨伞革命。早在2013年，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网上进行民意调查，问题为「如果有可能，香港人是否愿意投票回归成为英国海外属土」。结果显示，认同让香港成为英国海外领土的投票者一度占93%，而不认同归英者仅仅占大约7%左右。2016年6月19日及7月1日，「香港归英运动」成员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请愿，要求英国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无效，将香港回归英国。2016年7月，「香港归英运动召集人」赖绮雯以保守党名义报名参加立法会港岛区选举，表明会争取香港「归英」。但最后被选举主任取消参加立法会参选资格。其后去信英国驻港领事和英国外交部部长，希望英国政府应考虑宣告《中英联合声明》失效，让香港重新加入英国。尽管面对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主流媒体的严厉打压，香港人中的「归英派」仍未销声匿迹，反倒蔚为大观。

香港人对身份认同的重新选择，验证了出生于特立尼达的英国作家奈保尔对第三世界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自我殖民主义」远远比西方殖民主义劣质和残暴。与西方左派的「绝对的多元主义」相反，奈保尔坚持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光明与黑暗之区别。他尖锐地批判包括印度文明、加勒比文明与非洲文明等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形态，并高度评价以当代英国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认为后者才是「普世文明」。奈保尔在论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困境时，他的看法颠覆了左派的「政治正确」：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若干前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和经济破坏，但这不应成为这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定、百姓愚昧保守、经济贫穷落后、文明发展停滞的全部理由。他发现了一个明明可见却被讳疾忌医的真相：一些从殖民统治下新独立出来的前殖民地国家的现状，其实比殖民统治时代更糟、更坏——强权人物的铁腕统治、政府部门的贪腐无能、公民教育的普遍缺失、传统文化的愚昧过时，以及众多依附于独裁政府的御用文人的粉饰太平等等丑恶现象不一而足。

奈保尔生前在其非虚构作品中基本没有写到过中国的情形，但他对非洲的描述跟中国极为相似。奈保尔多次赴非洲访问，在其笔下，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无异于一片部族间相互残杀、政治上专制独裁、民众们愚昧保守的「原始丛林」，它毫无规则、发展停滞、弱肉强食。借其小说主人公萨利姆之口，奈保尔愤懑地评价说：「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丛林足以掩盖屠杀的声音，泥泞的河流和湖泊足以冲走淋漓的鲜血。」中国不也是如此吗？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中国的「墙」太高了，以至于每一次的屠杀都能施施然地发生，之后很快无人知晓，而屠夫个个都能寿终正寝。

作者认为，努力挣脱「中国」这个丑陋的标签和沉重的镣铐的香港人，必定拥有自由而美好的未来。（汤森路透）

十四亿中国人中的大部分人，都安于奴隶的状态，甚至自愿帮助主人平息香港人逃脱奴隶命运的挣扎；而香港人正是因为在英国的优质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差不多一百年，才有拒绝被贴上「中国人」这一耻辱标签的智能与勇气。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奈保尔曾反问激愤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和民族允许自己被剥削和摧残？他们性格中的哪些特点允许这一切发生？它们的弱点是什么？人们会发现，它们的弱点依然存在，这些弱点可能来自内部，来自某些民族的局限性，它们文明或文化的局限性。」在被问及对于非洲的总体看法时，奈保尔悲观地说：「非洲没有未来。」同样，中国也没有未来，任何人跟中国捆绑在一起都没有希望；反之，努力挣脱「中国」这个丑陋的标签和沉重的镣铐的香港人，必定拥有自由而美好的未来。

(作者余杰※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