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圍剿中共叛國為繼續“護國”所必須

　　如果說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為“護法”的繼續，則圍剿中共的叛亂和叛國，便不僅具有護法的意義，而且具有“護國”的巨大意義了。
　　歷史的事實是，未及武漢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變；及至武漢分共已成事實，僅僅半個月以後，中共就在第三國際派來的羅明拉茲和紐曼的直接策劃與指揮下，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打響了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第一槍（參見下卷）。八一南昌背叛雖以失敗為告終，但從此中共即在蘇俄的指使、策劃、甚至是直接參與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亂的高潮。依照中共總是由後來的領袖全盤否定前面領袖的“規律”而言，自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計有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傾冒險主義”。而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則自始自終地於南中國偏遠落後的農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煽動農民造反，實行武裝割據，直到中共以城市為中心的暴動疊遭失敗、無以為繼之時，中共才在蘇俄的同意下，將“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了南中國落後閉塞的鄉村，從而完成了由發動俄式共產革命向煽動傳統農民造反的全面過渡。特別是在蘇俄借我國收回中東路主權（參見下卷第三章），而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舉起“武裝保衛蘇聯”的旗號，發動武裝暴動，志在裡應外合，從連續的公開叛亂走向了持續的公然叛國。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已經陰謀侵占我國東三省之後，中共又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俄的國慶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不僅蓄意製造兩個中國，而且再一次公開宣稱“武裝保衛蘇聯”，從而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國高潮。至於中共在由城市暴動轉向農村造反的過程中，為堅決執行蘇俄為其制定的“燒殺”政策，而造成的慘絕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觸目而驚心（參見下卷第二章）。¹⁴ 顯然，剛剛獲得了初步統一與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進行民主建國的中華民國，面對着有外敵指揮的中國望岱農民叛亂，惟有徵剿，別無良策。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戰行將勝利結束之時，蔣介石就已經在他給國民黨中央的戰報中稱：“洪水猛獸之中國共產黨，復乘我國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結，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勢，以為全國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又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滅赤報告”中，不僅歷數中共於江西等地燒殺虜掠的罪行，而且鄭重地告誡他的黨人和國人說：“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慘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設長此以往，全國國民不再奮起，一致引撲滅赤匪為己任，則新中國未來之生命，必將如赤色帝國主義之願望而中斬。”¹⁵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黨人和國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實行三民主義，奠定革命基礎之使命。¹⁶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蔣介石又發表“出發剿匪告全國人民書”稱：“戒除內戰，保障統一，剿滅赤匪，安定社會……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寧。”
　　當事實已經證明，中共的叛亂不僅外從蘇俄，而且內結軍閥，復乘日本的陰謀侵我，以相互勾結、互相呼應之時，¹⁷ 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稱：“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議。……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同時，蔣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叛逆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者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¹⁸ 對此，蔣本人乃宣言曰：“必期於最短時間，剿滅赤匪，保全性命；削平叛亂，完成統一。赤匪一日不滅，則中正之責任，一日未了。”¹⁹
　　為剿匪，蔣介石還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舉辦了廬山陸軍軍官訓練團，親任團長，親纂“剿匪手本”，親赴訓練團講演，並對中共反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及其對國家、民族、人民的巨大危害，予以深刻的揭示與闡述。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蔣介石曾在第二期開學典禮上，發表《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之演講。他說：“現在我們要消滅赤匪，抵禦倭寇，……因為土匪不僅到一個地方，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愛兄弟，不要國家民族，不講禮儀廉恥，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和歷史！總之，共產黨要叫我們中國人都變成一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就是不准我們做一個人，要中國人都做禽獸的行為！不許我們過人的生活，干人的事情。所以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裡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共產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民族的主義，必須杜絕悖盡。”²⁰
　　今日，當中國大陸人民在歷經了中共數十年“非人倫、不道德”的統治之後，再來重溫蔣介石先生的話，又怎能不長歌當哭、痛定而思痛？
　　顯然，廬山軍官訓令團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廬山訓練的結果，使蔣介石的軍隊在作風上有了一些改觀。當時的第十八軍各師，軍官的生活與士兵接近了，軍官無論級別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而與士兵相同，在腰間扎一小皮帶，身着布質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吃大鍋飯。”²¹ 曾為桂系三大頭目之一，並曾參加過桂系叛亂的黃紹悖，亦在他的回憶中說：“…… 廬山訓練團將過去曾互相攻擊互相對抗的所謂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四川軍、兩廣軍等等，會合一起，在蔣先生的人格感召及懇切訓導下，加以國家民族意識的陶鏞，惕以敵國外患侵凌的危險，使得他們把以前畋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併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地消彌泯滅。同時，更積極地造成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新意識、新力量。所以訓練的時期雖極短暫，受訓人員在學術上的收穫，雖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之，可以說是未來抗戰救國的一種原動力。成功之偉大，可以想見！”²²
　　對於剿匪與抗日的關係，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說，蔣曾在“剿匪手本”中指出：“今赤匪亂國害民，招致敵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軍人責在救國，惟救國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則民安，民安則國強，國強則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目前，我們中國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國主義，我們的國家就沒有獨立生存的餘地。但是如果國家的內亂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滅，我們的國力就不能集中，而政府的行動必為匪所牽制，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們要抗日，必先剿滅赤匪，安定國本，然後才可以集中我們全國的力量，一致地來抵抗倭寇，以挽救國家的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內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內，安內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國也！”²³
　　由是，蔣曾一再激勵政府軍將士為抗敵救國而堅決剿匪的決心。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即於第四次剿匪中致前方將士電稱：“倭寇不久必侵犯熱河，進取華北，甚望我剿匪將士如期肅清殘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盡大功。否則殘匪一日不清，則吾軍一日不能脫離匪區，如此，倭寇進犯，雖欲抵抗亦不能雙方兼顧，必陷進退兩難境地。希深明此意，耐凍忍苦，完成剿匪抗日之全功。”²⁴
　　彼時，由於蘇俄利用它在華的外交機構作為中共叛亂的巢穴，中華民國政府乃於中共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一日、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宣布與蘇俄斷交。一九二八年四月，蔣介石更在《中國革命與日本》一文中為與蘇俄斷交作了如下的說明：“…… 不幸，在（中國的）國民革命進行中，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能認清國民革命的目的……蘇俄的野心家，竟想要以列寧主義的共產革命來代替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們不僅假手於第三國際，指使中國共產黨來破壞中國國民黨；並且公然利用蘇俄官吏（領事）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壞國民革命、危害中國民族的舉動。……本黨至此，為維護革命目的計，不能不與之斷絕關係。由此可知，本黨昔年聯俄，是為着革命而聯俄；更可知，今日絕俄，亦是為着革命而絕俄的。”²⁵
　　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九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發動了對中共江西匪區的五次圍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諳剿匪策略而失敗；第三次蔣親赴南昌，雖成功在望，卻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蔣轉即回京處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圍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軍攻我榆關及長城諸口，政府軍為“長城抗戰”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圍剿。第五次則因外患暫停，並能“注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舉殲滅中共二十萬人。其數萬殘餘為能在危急時逃入俄境，乃輾轉逃抵陝北，幾瀕絕路（參見下卷第三章第一節）。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蔣曾為剿滅中共之竄匪流寇而電令駐守西北的張學良部稱：“此次入甘之匪，確數不下萬人，僅毛澤東所率之一、三兩軍團。朱與徐合而與毛背離，其所謂五、九兩軍團，亦留於川北也。匪情如此，我軍應積極進剿，分頭出擊，節節消滅，望即令朱、於各軍同時出擊，以期早殲厥丑。並設法多方宣傳，凡在我軍駐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標語，使匪來降，促其崩潰也。”
　　但是，雖已易幟歸順中華民國，卻抗日無能、暗結中共的東北地方軍閥張學良，非但未能一舉而滅中共叛國之殘兵，卻在中共一再相機策反之下，聽命中共為一己圖存而策劃的“聯張反蔣抗日”陰謀（參見下卷第三章），於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竟使中華民國 “八年剿匪之功，功虧一簣”，更陷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慘禍於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