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与西方在经济、贸易、金融货币、军事和战略以及文化方面的冲突愈演愈烈。所有的矛盾、冲突和长远对抗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所谓价值观的对抗。西方国家奉行自由民主价值观，而中国否认这种价值观。中国主张所谓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所谓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其实就是利益共享价值观，并没有有关社会、政治、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以及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内涵。所以，所谓价值观对抗应该称为中国的利益观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的对抗。有人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次意识形态冷战已经拉开帷幕。本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

          其实，中国没有价值观，只有利益观，而西方国家的最终主导思想则是价值观，而非利益观。这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战略对抗态势。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较量过程中，西方的主导力量是价值观，而中国则是利益观。所谓“一带一路”战略就是通过利益共享推动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战略进取，并进而在世界各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甚至建立某种霸权。所以，说中国在国际战略竞争中使用各类资源的话，它的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价值观资源。虽然说中国也有其价值观，但它不能与他国建立价值观同盟，而西方国家能建立价值观同盟。所以，西方具有价值观优势。我个人认为，价值观资源是决定国际战略竞争的最基本资源。没有这个资源，中国必败。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运用好自己的价值观资源而建立价值观同盟呢？这就要从中国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说起。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个普世价值。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就曾经表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推崇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曾经被认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共为什么没有依靠马克思主义建立一个国际价值观同盟？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欧亚大陆曾经出现过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其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威望如日中天的苏联和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有地域辽阔的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蒙古等国。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一个价值观同盟。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虽然这种价值观没有在社会价值观的层面在各国实现统一，至少在政治和文化上，存在过这样一个价值观同盟。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个曾经十分强大的价值观同盟却最终沦为短命的价值观同盟，而西方国家自从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几百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同盟则始终牢不可破？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来揭示这个问题背后的秘密。我只有一个观点。我的这个观点就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马克思当年的主张，因而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价值观同盟难以持久。也就是说，西方的价值观同盟万年长青，而东方的价值观同盟则昙花一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没有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取得绝对的主权。社会主义价值观没有在社会主义各国真正发挥绝对指导思想的作用。真正指导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仍然是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而非价值观。换言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现民主，而是实行极权专制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存在着独裁者。也就是说，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有至少一个独裁者。只要形成独裁制度，只要独裁者掌权，独裁者会将自己控制的国家视为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就是说，他要维护自己控制的国家的利益。于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的独裁者都会首先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这个国家的利益也是独裁者自己的利益。于是，各个独裁者之间就容易出现摩擦、矛盾和冲突。价值观也就不能发挥最高指导作用。以前，马克思提出国际主义，后来演变为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同盟也就瓦解了。本来，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恩格斯晚年也指出，衡量工人阶级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是否承认普选制。可惜，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在自己国家实行普选制。如果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有选举，那也是形式主义，并非真正的普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普选，社会主义价值观同盟就会形成并且延续。但是，如果这样实行普选，人们是否会长期坚持社会主义也成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实行普选可能也有其制度内部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形成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久就出现裂痕。最早，是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导致南斯拉夫与苏联集团分裂。后来，又出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以及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的决裂。在东欧集团内部，1956年纳吉领导的匈牙利政府试图改革，也与苏联发生矛盾。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改革。1968年，杜布切特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进行改革，也被苏联出兵镇压。由于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东欧各国，所以，才能维持苏东集团。但是，专制独裁制度下，各国必然存在民族利益。保存价值观同盟就不易。在亚洲，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与亚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保持私人友谊，因此暂且能维持同盟关系，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与朝鲜的金日成和越南的胡志明都有私人友谊。但是，这些领导人去世以后，保持同盟关系就出现问题。70年代后期，越南领导人越共总书记黎笋就与中共交恶。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价值观没有发挥帮助各国建立战略同盟的作用。你看今日中国与越南在南海的冲突就显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

          对比之下，西方国家都实现真正的普选。选举制度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观在指导。掌权者都要尊崇那些价值观。由于实行普选，政治家无法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凌驾在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之上。如果他们违背那样的价值观，就会被制度制约，直至被其他政治力量赶下台。过去，法国总统戴高乐很有个性，维护法兰西的战略利益和地位，曾经与英美国家发生各种矛盾，保持一定独立性。但是，法国始终没有脱离西方国家的同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要受到制度制约，也要受到普世价值影响。特朗普当总统不是自私的。他不要总统的薪水，决心“白干。” 由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运作有效，价值观获得绝对的指导权威。各个国家都实行民主制，各国都受同样一种价值观指导，所以，能建立价值观同盟。如欧洲联盟、北约和五眼联盟等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同盟。这种价值观同盟是各国战略同盟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虽然西方各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普世价值的影响力很强，各国之间是互谅互让的关系。所有国家都接受同一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精神指导。看问题的方法一致，经常达成一致意见。人们能维持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关系。各国之间可以保持这个价值观同盟于不坠。例如，美欧之间的那种价值观同盟可以说是能长期存在。

          相反，中国与俄国结成的同盟，则没有价值观的基础，这两国都奉行民族主义。这两国的同盟之间建立在利益的算计的基础之上。如果利益发生变化，其同盟也会土崩瓦解。例如，在中亚地区，中国与俄国的关系是既合作也竞争的关系。没有强大的和极富生命力价值观将两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中国这个独裁国家最后很可能会孤军奋战，没有价值观同盟。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样的所谓第二次意识形态冷战中，西方国家的胜利和中国的溃败都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