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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老三届”是指66，67，68，三届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高老三”大约是建国前后生人，“初老三”小个三四岁，应是五三年前后出生的。那拨人当时碰到文革，停课闹“革命”，大家都是红卫兵，袖口卷起，手臂上戴个红卫兵红袖章，有的带顶草绿色军帽——帽上没有五角星帽徽，腰里束条宽皮带，肩上斜挎个小红包，里面放本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什么的。那些人来来往往风风火火，精力充沛大喇喇神气活现的感觉，但后来忽然都消失了，就是跑去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边远地区插队落户去了，有的是去了那里的建设兵团，当时那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所谓知识青年主要就是指的老三届那拨人。我在三峡游轮上遇到的老三届里有一个说他与共和国同龄是四九年生人，今年是古稀之年，步入老年人行列了，但或许因为“知识青年”之故，老三届在我印象里似乎总还“青年”着。

我认得的一个老三届似乎也是共和国同龄人，那人与我父亲是本家同乡。他本是山东老家的乡下孩子，后来过继给了他大伯。他大伯是老革命，随部队南下到的上海，因为过继给了大伯，那个乡下孩子成了上海人。他那时候在复旦附中做住读生，学校离我们家近在咫尺，他有我们家钥匙，经常去我们家，常常将我父亲书架上的书抽走带回去看，书总是有去无回，所以家里的收获期刊或鲁迅全集之类总是残缺不全。那时有一次复旦附中打死一个老师，那个本家孩子知道详情，来家里说给父母听，说是那老师被隔离审查，关在附中学生宿舍某间房间里，两个学生看管他。到了夜里那老师不知为什么掐其中一学生脖子，另一学生醒了，两个学生合力打死了那个老师。说是房间里有大镜框，学生用镜框砸那个老师的头，玻璃碎一地，老师脑袋血肉模糊没气了，学生还在砸，后来砸不动了，自己也累得瘫在一地血和碎玻璃里。他说的那景象很恐怖很生动，我那时还小，却印象深刻忘记不掉。

那个本家孩子后来被动员去黑龙江之类的地方插队落户，但他死活不肯去。他大伯在文革中摔断了腿，需要他照顾，那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在他家里还遇到过一帮男男女女敲锣打鼓地去他家动员他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底没动员动。他本来就是农村乡下出来的，要接受再教育回老家去就行了，也没必要大老远跑到黑龙江北大荒之类的地方去，我记得似乎听到他大伯与父亲说过类似的话。那人后来好歹留在了上海，但许多年没有工作，后来总算被安排进了里弄加工厂，与一帮老太太家庭妇女为伍。又过了好些年才被分去一家钢铁厂做工人。他为总算找到工作颇为兴奋，但他那时大概已近三十了，大学重新恢复考试入学，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已无必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另一个是我们那里的一个青年人，那人与我们小学里的校长关系很好，小学里的老师常把他作为好学生的榜样讲述他从前认真学习的事迹。说他写作文一本作文簿只够写一两篇作文。我后来看到王朔说他自己小学时候写检讨可以写四五千字，动不动就写上一句自己“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还想到那个把作文当做“长篇小说”写的好学生。那人与上述我家的那个本家孩子那时是朋友，也常去我们家，他只与我父母交谈，不把我们当对手，有时喜欢在我们面前充老资格，没头没脑来一句：快快长哟，小孩子们。

此人后来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后来有一天晚上突然来到我家，神神秘秘神情严重要与我父母商量大事，我零星听到几句好像说兵团里出了人命之类，稍后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事情的概貌。大致是说那人刚到兵团时表现良好受到赏识，被提拔做了文书之类的工作，可是后来有一次有人受不了苦，做逃兵从兵团逃走，兵团一干部（似乎是指导员之类）持枪带了捆人的绳索与他去追逃兵，追上那逃兵后要绑他回去，那逃兵反抗，冲突起来，结果那兵团干部拔枪当场毙了那个逃兵。出了人命事情自然不能善了，那兵团干部可能吃了官司，而他也受牵连被撸去文书职位，并且接受调查没完没了。

那人后来在兵团里完全失去了初去时的意气风发，灰头土脸，一心只想回上海。他母亲早逝，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他想以此为理由要求回上海照顾父亲，但他父亲有续弦，而续弦有子女，如此使他回沪不符合要求。于是他便要求他父亲与并不一起生活的续弦离婚，但离婚在那时也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父亲老实巴交，痛苦异常，想为儿子做一切，却又常常力不从心，常受儿子催促逼迫，且有时说话冷酷无情，说：你到底是要儿子还是那个老太婆。没有儿子你能指望那个老太婆给你送终吗之类。那时他父亲也常到我家里去找我父母诉苦并商量，唉声叹气，悲哀沮丧之情溢于言表。但若干年后那人终于回到了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他父亲挤住在他父亲单位里一间临时搭建的简易茅棚里。后来那人似乎通过考试进了税务局工作。我八十年代初曾在路上遇见他穿着税务局制服，迎面相遇想同他打招呼，但他很快将相遇眼光移往别处，我还记得他从前的“快快长哟，小孩子们”，猜想他也并不至于不记得本人的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