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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调整的方式就是通过汇率手段来改变贸易失衡。这种改变从理论上和信仰上都是有渊源的。现在大家分析二战前大危机的原因，也会讲到各国在汇率上“以邻为壑”的做法，就是竞相贬值、促进出口。过去100年，货币贬值、汇率低估都利于出口，放到现在这一点也是有效的。美元如果贬值，也会利于出口，起码会让美国的逆差状况改善。

从当时西方五国面临的环境形势，那次会议安排没有阴谋、没有谁对谁的打压，也没有金融战。

国内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二战以后只要有国家的GDP占到美国的60%-70%，美国就要打压这个追赶者，广场会议就经常被拿来作为美国按照这个指标打压日本的例子。实际上，广场会议召开前的1984年，日本GDP占美国的比重刚刚突破30%，这个比例还不如1978年时高。而1978年恰是日元在战后对美元的汇率站到最高点的时候。日本的GDP占美国的比重在1995年是最高的，真的到了70%。那时候，美国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进入尾声。

广场会议的起因是贸易失衡，当时的失衡到了什么程度？在广场会议之前的198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1000亿美金。这是当时美国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逆差额，其中日本占400多亿。

从1979年开始，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不断升值。日本对美国的顺差涨得这么快，一个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化，就是美元相对其它西方货币，包括日元，大幅升值。经济学家曾经对这期间的日本顺差因素做过分析，主要原因就是美元对日元涨得太厉害。

当时日本贸易顺差占其GDP比重接近4%，是日本从来没有过的高比例。日本也承认其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靠出口、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相应的，美国逆差占其GDP比重接近3%，这个比例也是战后最高的。

这3%、4%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里做一个对比。在美国放弃黄金和美元挂钩，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的前一年，197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100亿美元，而当年美国GDP刚刚超过了1万亿美金。就是说当时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连1%都不到，就是这种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是因为美国的黄金存量已经不足以支付海外的黄金兑付要求，那些海外美元恰恰是美国的逆差形成的。美国当时作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火车头，从贸易差额和货币的角度，它扛不住了，所以体系崩掉了。而也正是因为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西方进入信用货币时代，才使得日本、德国，包括后来的中国这些后发国家，可以放量地向美国出口。美国不再需要担心美元——黄金的兑付问题。

1984年的情况也类似。西方的学界和官方都担心，美国的双赤字太大，会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也非常紧张。西方经济体系动荡，最先遭殃的是日本，因为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尤其依赖美国市场。

日本的顺差增长主要是美元升值

首先要明确一点，在广场会议之前，美元不只是对日元突然升值，是对所有西方货币都在升值。

回顾历史，从1949年一直到1971年，日元对美元是固定汇率。而同期间，西德马克对美元有两次大幅升值。从1971年到2012年，日元对美元整体上是升值趋势。1979-1985年年中这一段是在这个整体升值过程中的一次回调。我们来看回调的原因。

1970年之前，西方国家货币间的汇率变动主要受贸易影响。那时候资本项目流动还有很多的限制。美国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拼命地积攒美元储备或者换黄金，没有多余的资金拿到海外投资，真正有钱可以投的就是美国。

从1970年代初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因为美国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影响，欧洲货币市场开始逐渐兴起。

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中东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这些石油美元加速了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资本要追求高收益，这些欧洲美元又流入了拉美国家。要知道，这些欧洲美元是不受美国监管的，后来的拉美债务危机同这些欧洲美元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从这个时间开始，汇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开始从贸易转向了资本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对其他西方货币不断贬值。到1978年，美元遇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信任危机。美元对日元和西德马克跌到了战后最低点。同时，石油危机在西方国家引发了严重的通胀，美国出现了其建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通胀，通胀率超过20%。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时任总统卡特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上任后马上加息。加息的结果是美元被追捧，包括前面提到的欧洲美元，这带动了美元大幅地升值。这是美元升值的一个原因。

另外，自1980年前后开始，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为中心的金融衍生品开始兴起发展。这些投机性外汇交易，给美元的持续走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的外汇交易员分为两派，市场派和基本面派，基本面派就坚定地认为贸易差额、经济增长决定汇率，这一派在1983年之前亏了钱，马上就转向了图表派，也叫趋势派。在趋势派眼里，决定市场走势的“长期”概念只有“十分钟”。外汇市场成为决定资本流动、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交易员就针对美国官方的态度下赌注。

美国政府当时的态度，实际上变相支持了趋势派的看法。里根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对美元升值的态度是放任，官方说法是benign neglect（善意忽略）。里根本人信奉自由主义，他任命的第一任财长唐纳德里甘也是这样。里甘100%地执行了里根的理念，汇率涨跌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插手。当时官方的信条是：美元强代表美国强。然而美国商界尤其是汽车和钢铁领域，对日本向美国的海量出口、对于美元的高估是深恶痛绝。里根容忍或者说忽视对日本的逆差、美元高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冷战。

美国接受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建议

1985年是个时间节点。里根第一任期对强势美元、大幅逆差听之任之，不太关心。但1985年年初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提出，如果里根不改变善意忽略的态度，任凭美元继续升值、听任对日逆差持续扩大的话，那国会要考虑收回对总统、行政部门在贸易上的裁量权；同时要对日本商品设置进入美国市场的壁垒：你不是货币对美元贬值、市场又不对等开放吗？那美国也要把门关起来。这就是《广场协议》里九次提到的“保护主义压力”。这对里根来说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再不有所动作，后果不可测、不可控。过去一百年间，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博弈不断，这也会影响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里根因此在1985年初更换了财政部长，贝克接任里甘。贝克不懂经济，但是实用主义，不教条。他认为包括汇率调整在内的所有手段都可以用来尝试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

日本当然了解到了美国国会的强硬态度，也清楚贸易关系恶化之后对日本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方面也清楚，贸易协议解决逆差问题速度慢。因此，在新财长贝克表示出不拒绝包括汇率调整在内的所有手段后，日本方面主动提出日元升值、汇率调整的方案。

美国原本只考虑美、日两国汇率调整，后来认为马克面临同样的问题，就邀请西德加入。西德呢，是最早提出美元高估而且官方早就直接进场干预汇率，但对美日两国的提议，西德最初并不积极。什么原因呢？西德认为，美国的麻烦是自身的原因，美元汇率的确高估得离谱，那是美国财政赤字太高导致的高利率引发的，碍不着德国的事；美日贸易失衡，那是日本的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日本拼命出口、积累顺差，是西方经济的麻烦制造者，西德不想一起背锅。西德的这种态度让日本很紧张，日本担心西德不参与，日本就坐实了西方众矢之的的坏名声。最后是几方互有妥协，西德强烈要求将其表述为“轻微顺差国”，以区别于日本。

英镑在1985年初的时候对美元快跌到了1:1的水平，这对英国来说非常没面子，另外，战后英镑每一次大幅下跌，总伴随着麻烦出现。撒切尔夫人就直接打电话给里根，请求美国尽快干预外汇市场。这是1985年广场会议之前的背景因素。这些因素综合促成了9月份的会议召开。

这里重点说一下日本。广场会议之前，日本从首相中曾根康弘到核心的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日本得改变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内需主导；再者就是，日本享受了国际体系的好处，要给国际经济体系作贡献，不能持续地制造失衡。日本愿意接受10%甚至更高的日元升值幅度。

广场会议是不是阴谋，可以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对比西德，当然还有英国、法国。马克后来的调整幅度同日元不相上下；

第二，如果美元汇率不调整，是不是可能一直往上涨。汇率是货币相对价格，有什么价格能够只涨不跌？

第三，日本能否承受货币战？1984年时日本的外汇储备200亿出头，GDP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美国GDP4万亿，果真货币战，不管大小，日本有招架能力吗？

回顾一下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过程，日本经济奇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把日本托进了西方贸易和经济体系，说是“托”，就是不顾英国等国家的反对，对日本也没有贸易上对等的要求。日本充分享受了战后西方经济体系，也是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红利。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产业政策，日本的产业政策将出口导向模式做到了极致，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广场会议后的日本经济一片大好

从美元数据看，广场会议后两年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和美国整体对外逆差没太大变化。从1986年一直到1992年，日本对全球、对美国的出口顺差都在下跌。按日元测算的出口下降，肯定影响经济增长，这很正常。日本随即出台政策，对冲预期中的升值萧条。广场会议之后，日本在财政政策上的举措相对要少一些。最初两次降息的主要考虑是为了对冲日元升值，就是希望日元升得慢一些。但降息显然更多地在资产市场产生了影响，股市和地产价格成倍上涨，广场会议后日本经济出其不意的一片大好。

日本经济在1986年到1992年，有接近6年的时间，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经济增长，也被称为平成景气。经济稳定增长，通胀率不高。所以说广场会议之后日本就“失去二十年”，显然不符合事实。在这五年间，日本的企业投资也在增加。日本银行在1989年之后接连加息，另外大藏省对地产融资设限，这两项主要因素叠加，挤破了泡沫。要说日本1990年代之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失去二十年，原因在于推高泡沫的债务负担沉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家庭消费。

美日贸易摩擦之后，按日元计算，日本对美国出口额没有太大变化，但美国总的进口额还在增加，这一部分增量主要来自中国。同时期，日本向中国的出口增加，这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链条模式，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样本。

从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来看，从1975年开始，日本不少产业的竞争力就已经从追赶到比肩美国同行，钢铁和汽车最明显。以汽车为例，即便考虑了汇率因素，丰田、本田公司的劳动生产率也碾压福特、通用。1982年，日本汽车占美国市场份额为22%，整个1980年代，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就没有低过20%。直到目前，日本在很多领域仍然保持着竞争优势。

广场会议只是美、日贸易关系中的一个选项

广场会议是西方五国尤其是美、日间为了解决贸易失衡而进行的政策选项之一，即希望通过汇率调整来解决贸易问题，可以称其为货币选项。历史地看，广场会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因为期望太高，尤其是美、日两国之间期望太高，会议后的前两年，美国国内还是有些失望甚至不满的情绪。

美日两国间解决贸易失衡，还有另一个重要选项，就是贸易谈判。从1984年一直到1996年，两国每年都有贸易谈判、每年都有贸易协议，美国还同步出台了不少法规。这一点中国国内关注的比较少，重点都放在广场会议上了。

在贸易关系上，美国国内最初对日本也不乏同情者，他们认为日本同美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贸易摩擦是因为美国一方的要求太多了。但这些鸽派后来发现日本各种隐形壁垒、规制太多，1980年代后期也就都转为强硬派了。

广场会议之后，美国的贸易状况自1987年开始明显改善，到1991年贸易赤字（商品＋服务）大幅降低到300亿美元左右，经常项目甚至转为顺差。但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却更严重、贸易协议更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于，1987年之后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下降幅度非常大，但美国对日本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比重却上升了。一直到克林顿时期，美日之间的贸易协议执行的效果都很难说理想，这同日本经济逐步陷入不景气有很大关系。到了克林顿的第二任期，他便不再像第一任期时那么强硬了。美国态度软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1995年WTO取代了取代了GATT（关贸总协定）以后，美日间的贸易争端又重新回到WTO的多边体制（多边贸易体制即WTO所管理的体制）内解决。有专家在分析历史后认为，美国在贸易上实施双边谈判，是保护主义倾向占上风的表现。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中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商品出口在世界市场里的份额，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位了，比重达到了15%／16%，这个比重在二战之后只有美国曾经达到过。中国份额上升的过程，恰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体份额下降的过程。就是说份额增量几乎全是中国的，然后原来的存量中国又争取了一部分。这中间，中国的顺差主要来自于美国，有的年份，没有来自美国的顺差，中国在贸易上就是逆差。中国2006年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接近8%，美国当年逆差占其GDP的比重接近6%。之后两国的这一比例都在不断下降，但美国下降的幅度没有中国大，占比还是比较高。原因在于中国外贸顺差的总量是在下降，但对美国的顺差却在间或增长。美国2018年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几乎同其2000年时对全球的逆差总额相当。这也是美国怼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的出口份额有没有继续增长的可能？中国要再增，全球贸易必须要有新的增量市场出来，能接纳中国的出口。但目前来看，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思潮兴起，贸易总额绝对增长短期内难度很大。另外，我个人并不认可逆全球化的说法，只是过往的贸易高增长并不正常，需要纠正，回复一个正常状态。

有一个指标对中国很有警示意义。就是中国劳动密集性产品出口占全球同类出口产品的比例达到25%，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另外就是出口行业带动了庞大的国内就业及后端的消费和投资。中国和美国之间互怼，中国真正的杀手锏是什么？如果说有的话，当然是消费市场。但中国的市场是否大到足以反制美国的程度？从外贸出口商品的结构看，中国在市场方面还没有足够的优势来制约美国，反而是外贸出口的波动会影响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很重，出口下降，经济增长率会不断地探底。

除了同美国的贸易关系、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位置之外，中国目前同1985年前后的日本相似之处不多。最主要的不同是，当年的日元处在整体升值趋势之中，但目前人民币汇率，过去四年时间，人民币的确存在贬值压力。

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眼下并没有太多的可选项。目前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元。虽说2005年或者2015年之后政策有调整，盯的是一揽子货币，但对美元还是最敏感。原因也很简单，中国的出口主要依靠美国市场，顺差主要来自于美国。目前这种安排，让人民币在升贬之间左右为难，选择空间不大：有贬值压力，但要贬，最大的出口市场又不同意。川普还威胁要竞相贬值。

1983、1984年时，美国人是催着日元国际化，如果不是说逼迫的话。广场会议之后，日本勉强地推行着日元国际化的努力。这对日本经济的海外扩张有非常大的帮助。日本在广场会议前就意识到出口导向的问题，并主动着手改革，效果虽然难言理想，但日本依然保持住了发达国家的地位，社会稳定。

日本的地产和股市泡沫是在广场会议之后的政策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目前的地产价格，相信没有人敢再尝试一次泡沫加码。

日本从二战后到80年代中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享受了太多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好处，要说占尽了便宜也不夸张。这个好处是通过汇率低估实现的，尤其是1979年到198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增长已经降到了一个低平台上，但持续五年的外贸拉动又催生了一轮增长。1992年之后失去的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是在还债。一是还1979-1985年那一轮外贸拉动增长的债，另一个是还推动泡沫发展的债，后面这个债对居民来说，是真金白银。

现在经常听到刺激内需、劳动内需的说法。日本的经验是，无论什么政策，要去拉动和刺激内需，通过内需来解决增长是比较难实现的。一方面是债太多，居民、家庭没钱消费；另外，收入进入稳态（还不要考虑收入分配的问题）之后，哪个刺激政策能够让居民多花钱？全世界也只有美国人借钱消费成风，政策的确影响到他们的消费行为。但像日本、中国这些出口国又经常批评美国人的这个习惯，说是“美国人不储蓄导致赤字”。问题是，恰好是美国人借钱消费的习惯，消化了出口国的商品。美国人如果不借钱消费了，美国的逆差会很快改善，进口肯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