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 李公尚 人從尚未出生,就開始了等。這大約是放置四海而身不由己的經驗。那位一生都在“等待精神解脫”的羅馬哲學家盧修斯·塞內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機會是留給做好準備的人等的。(Opportunities for waiting that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are prepared. 《論恩惠 De beneficiis》)”如此深明大義,他卻偏不愛等,兩次切開自己的血管尋短見。他的“精神”是否等到了“解脫”,至今尚未有人考證。顯而易見的是,他是鼓勵“等”的。號召有備而來的人,要時刻準備着。 美國的博學家兼國父本傑明·富蘭克林,活着時為自己寫了墓志銘:“B富蘭克林的軀體……躺在這裡,任蛆蟲啃噬……(B Franklin……Lies here. Food for worms…… )”簡直是着急作死的節奏。他說“在沒有死亡之前,就不能算作完全誕生。(Before it’s dead, it cannot be counted as a complete birth.《窮查理年鑑Poor Richard’s Almanack》)”這是告訴人們,活着還不能算生,要等死後再說。但是死是活由不得他,他便感嘆:“人無能為力時,只能等……”他等了八十四年,才完成自己的“完全誕生”。美國還有一位像他這樣等得不耐煩的博學家兼國父,是托馬斯·傑弗遜,也早早地為自己寫好了墓志銘。他告訴友人:“如果生命需要等,我正在等……”(致詹姆斯·麥迪遜的信)他活了八十三歲,比富蘭克林少等了一年。他的政敵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和他較勁兒,在等死上也下功夫,他比傑弗遜多活了,呃,多等了幾個小時,咽氣時仍耿耿於懷:“托馬斯·傑佛遜還在等?”(Thomas Jefferson survives.約翰·亞當斯遺言) 無論等生還是等死,似乎都由不得自己。蚊蟲一夏草木一秋,生死在天。甚至植物開花結果,動物交配繁殖,都違不得節令。過了時節,只能等來年再說。很有過期不候的威嚴。人自以為是自然界的主人,不屑與動植物為伍。性交、同居、結婚、懷孕、分娩、哺育,還有近代又新添置的諸如流產、代孕、同性戀等玩意兒,皆以為因人制宜大可不必因循守制。卻不敵自然界偏要因宜制人。不說生老病死,無論何方神聖於懵懂稚童或耄耋老叟,妄行青春之便,亦無可能。對不起!幼童須等長全,老叟要等到下輩子。童叟無欺。 等是自然過程,生命不能春行秋令,讓人明白了“所有的不幸,都與不願等待有關。”生在俄國死在法國的“歐洲知識分子”屠格涅夫,“在歐洲被知識碰了頭”,體會到“等是一種素質”,痛定思痛地說:“沒有一種不幸可與失去等待的耐心相比了。(《普寧與巴布寧》1874)”在小型魏瑪公國做官的詩人哥德,連續十年一邊寫詩一邊向有夫之婦的女貴族夏洛特·施泰因獻殷勤,很展示了他等的才能。和他同時追求這位情人的同僚卡爾·耶路撒冷(Karl Wihelm Jerusalem ),因等不及結果自殺了,他批評說:“厭惡等待的人,最終被結果所厭惡。”他把“厭惡等待”視為《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原因,引發了傷感主義和狂飆突進文學運動。 愛因斯坦的心得體會“等待是一種生命形態,體現了自然法則”,作為哲學或人生觀,被很多人默默接受了。你看那些出生前等不及足月時辰的,早產時哪個命運不大打折扣?還有更多出生後等不及按部就班的,生命中哪個不是跟頭趔趄,生不如死?不過等待需要耐心,這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弗蘭西斯·培根以自己被禁錮在倫敦塔里的經驗告誡後人:“無論何人,失去了耐心,就失去了靈魂。”據說嬰兒時被蜜蜂在嘴唇上釀了蜜而致後來口才甜蜜流暢的柏拉圖,回顧一生,瞻前顧後地說: “耐心是一切聰明才智的基礎。”即便唯意志論者叔本華,也不得不承認“只要有耐心,總有成功的機會。”這位性格孤僻脾氣火爆的哲學教授,因忍受不了一位“既愚蠢又淺顯”的女裁縫吵鬧,把她推下了樓,被判按季度賠付她終生補償。他只好把賠付兌換成耐心,熬到了“老婦死,重負釋(obit anus, abit onus)。”還有預言自己“將死於三萬杯咖啡”的巴爾扎克,對生活抱有人間喜劇的觀察,對人生給出了幻滅的結論:“人的全部本領,無非就是耐心和時間的混合物。”他死後有人統計過,他一生大約喝了五萬杯濃咖啡。多出來的那兩萬杯,大約都灌溉了他的耐心。那位靠投機成功的商人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成了“股神”後一反無商不奸的本性,老老實實地告訴人們:“投資股票致富的秘訣只有一條,就是買了股票鎖在箱子裡,耐心等待。” 和耐心密不可分的是希望。看不到希望,就會喪失耐心。失去了耐心,就看不到希望。這好比戀愛時的新鮮和甜蜜,婚姻中的愛情和情慾,還有離婚後的怨恨和憎惡,糾纏在一起不能分離。耐心注入了希望,生命就變成了為希望而活,或者說為希望而等。好比具有趨光本能的生物,因光亮而誕生,卻把趨光當成生命的目的。人沒了希望,生不如死的例子甚多,譬如舊時死了獨子的寡婦,和現代丟了錢財的守財奴。再譬如被勸飲了毒酒的李逵:“等他娘個鳥甚?”當然也有例外。現代人偷情明碼標價, 耐心貶值,戀愛等不及“月上柳梢頭,相約黃昏後”了。情婦大都不重希望,嫖娼煩的就是耐心,皎皎明月依依楊柳耗情費時。“等”成了奢侈品。兒童醫學和教育學家羅·伯頓,窺視到人在胚胎時就開始的躁動不安和朝三暮四,痛心疾首地告訴世人: “希望和耐心是每個人的救命藥,災而沒難臨頭時,它們是最可靠的依賴和最柔軟的椅墊。” 中國人對“等”一向不屑一顧,常把“等”和“閒”攪在一起,給“等”打上無所事事,虛度年華的烙印。 “閒”原為“法度”、“規矩”之意。《周易·乾》:“閒存其誠。”意即有法度才有誠實。孔穎達疏:“閑邪存其誠”,意為以法度防止邪惡,誠實自然存在。“大德不踰閑”(《論語·子張》),“閒之以義”(《左傳·昭公六年》)均為法度、約束之意。可惜人性皆有“偷閒” 的本能,但凡可能,無不偷法規的漏洞。“偷”多不齒於人,便以“等”掩之。如同盜竊見不得人,不願言偷,便以“拿”來說事。如此說來,不是“等”吃了“閒”的虧,而是“閒”被“等”給拖累了。等閒延懶致散,懶散成淫,惰性成習,便是萬惡之首。“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岳飛《滿江紅》)”是警告人們“閒來折煞個人,萬萬使不得”。“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劉禹錫《竹枝詞》)”指責等閒無事生非。宋人程垓的體會是:“來為等閒休,去成多少愁。”(《山頭翠樹調鶯舌》)悟出了人生碌碌無為,到頭來悔恨難當。清人納蘭性德抱怨:“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是友人交惡的原因。丘處機感嘆“人如夢,百歲等閒中。(《望江南四首》)”懷疑起人生的意義來。詩言志,皆對等閒口誅筆伐。 中國人對“等”的不齒,是因為給等的客觀屬性注入了自己的主觀意志,希望依靠自身的主觀能動性,遇事不等不靠,積極主動地克服外界的艱難險阻,實現人生目的。這種哲學為中國歷史和現實創造了偉大的輝煌,但同時也忽視了正確對待客觀世界的耐心,使人不願循序漸進,按客觀規律辦事,並且鼓勵了急功近利,投機取巧成為風尚。就像英雄創造歷史,也毀壞生活一樣,歷史在讚美它的成就時,也譴責它對社會的破壞。中國人辦事從不願排隊等候,把行賄、走後門等看作能耐,把侍強仗力作為捷徑,把照章按序的人視為無能的等閒之輩就是一例。排隊是力求平等,優先是特權的霸道,加急是對等待的處罰。不願等,就是不願平等待人。 “等”是在對客觀外界無能為力時的一種形態。例如人處於不同的年齡階段,有不同的定位,以完成不同的本能。各定位承前啟後,既不可彼此分割,也不能相互超越,更不能隨意錯位。在客觀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等是積蓄能量養精蓄銳的過程,因而也是順其自然的智慧。現代哲學家西蒙·克里切利(Simon Critchley)認為“等”不是“無所事事”,“一切求索的過程,都是在盡一切努力的同時等待結果。”“學會了如何等待,就學會了如何生活。”(《無盡的索求》Infinitely Demanding) 中國人把“等”貶意後,在面對不得不等的形勢時,常用另外一個詞來代替,那就是“靜”。 “靜觀其變”,“以靜制動”,莫不是鼓勵人們“等着瞧,瞧着等”,處靜息跡,等待時機。中國哲學賦予“靜”高於“等”的形象和涵義,同樣也是注入了人的主觀意志。“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孔明引用《淮南子·主術訓》的話把靜視為人生修養的高尚境界:心境平穩,才能專心致志,沉着冷靜,才能審時度勢,厚積薄發,才能有所作為。中國人愛熱鬧,通常難得入靜。遇事心急火燎,躁動起來,一刻都等不得。所以才有了“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偉大教導,但仍按耐不住很多人的性子,一有風吹草動,“便勃然奮起”。喜歡大呼隆,大撥轟的,無不想渾水摸魚。對此,古代獨善其身的知識分子們倒是早有會心,:“心空道亦空,風靜林還靜。”(《卜算子》宋·徐俯)是以修身。“愛靜無由靜,思歸不得歸。”(《秋暮書懷》宋·張舜民)是在養性。“靜於諸境靜,高卻眾山高”(《早秋遊山寺》唐·李咸用)是內心升華。 “疏簾不捲薰風靜,坐看庭花日影移。”(《客中紀事》明·朱靜庵)領略“坐地日行八萬里”的自在 。“閒將世味閒中嚼,靜把天機靜處窮。”(《張進甫靜寮》宋·白玉蟾)享受“現世神仙一拙翁”的逍遙。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秋日偶成》宋·程顥)悟出了“道通天地,思入風雲”的道理。“無事此靜坐, 一日似兩日。”(宋·蘇軾)捕捉到了“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快感。 “靜”是借用道家和佛家的一種極致境界發展而來的一種修為,無疑是比“等”更深奧的一種狀態,但卻沒有“等”的耐久。歲月不饒人,“誰也等不起”,因而也就逃不脫魯迅所說的“人從一出生就在等死”的範疇。細究起來,世上本無所謂等,閒多了,也便就有了等。 無論是靜是動,誰不是在等死呢? 2019年8月26日 於美國弗吉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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