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相信眼泪（六） 他在普通（工艺）班 我最早听说普通（工艺）班这个名词是二十多年前在新加坡教育学院的课堂上。那位讲师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我们学员说：“那些普通（工艺）班的学生将来一定投票给反对党的。” 后来，在学习新加坡教育政策的课上，我才知道，这是1980年代开始实行的所谓“分流制度”的产物。简单而言，就是学生们在小学四年级参加一个分流考试，表现最差的15-20%学生将被编入“基础课程班”，课程和教材都比别人大大容易。在两年后的小六会考后，他们就进入中学普通（工艺）班。初中毕业后，他们绝大多数进入工艺教育学院（缩写是 ITE）， 相当于中国的技校；只有5% 的孩子将来会升上理工学院（相当于中专），而只有凤毛麟角的1%的幸运儿才在一生中有机会上大学。所以，也有人把ITE戏称为It’s The End（这是末日） 的缩写。 我在实习的时候，被分去初级学院（即高中），同班大多数同学则去了中学。回来分享实习经历，个个对普通（工艺）班心有余悸，听起来是他们整个实习生涯中最恐怖的经历。我没有亲身经验，完全无法了解其中内情，只知道在“课室管理”这一项上，我的同侪们面临被淘汰出局的严峻考验和巨大风险。 从教育学院毕业后，我被降级来到一所排名全国倒数第三的邻里中学教华文，终于得以亲身体验普通（工艺）班的恐怖。在你讲课的时候，学生会随时起身到课室的任何一个他/她想去的地方，找任何一个他/她想找的人，说任何他/她想说的话。更可怕的是，任何两个或更多个人，如有一言不合，即会爆发一场口舌或肢体的争斗。更令人寝食难安的是，如果这时正好校长出现在你的课室外面，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她会助你一臂之力，齐力搞定他们；你会被认定为“课室管理”无方，在该年度工作表现评估中，被列入教育部规定的每年必有的全校最差的5%教师行列，与表现花红无缘。 在经过了不知多少回合的争战并毫无成效地败下阵来之后，我万般苦恼地向少数好心的资深同侪请教，终于得到秘笈：课堂上不要讲太多，要让他们有事做。 于是我每赴沙场之前，必预备好足以应付整堂课的作业。几星期下来， 果然卓有成效。他们个个乖乖坐在座位上静静写起字来。我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好景不长，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有好事者开始挑战既定程序。他们在作业发下来之后并不动笔，而是等着别人做完后拿来照抄。而别人忙着应付作业的时候，就是他们滋事捣蛋之时。我又得开始到处“灭火”了。 有一天，在别人做作业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位男生静静坐在座位上，什么也没在做。我于是警觉地走过去询问。原来他已经做完了。按照经验，这极可能是句骗话，于是我要求查看。结果，打开他的作业，我大吃一惊：他的字体整整齐齐，而且全都做对了！ 一次，课文里讲的是一则“西游记” 里的故事。班上的学生嚷嚷着说那位男生看过“西游记”。私下了解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已经把“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读完了。这下子，我更是目瞪口呆了：要知道，我所教的学生，不管是修高级华文的，还是学快捷华文的，没有一个人碰过它们，大部分学生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它们！ 但我明白，他不可能凭他出色的华文成绩修读所谓的“高级华文”课程。因为，他的其它科目成绩不够好，不符合修读该课程的资格。这是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的怪圈：要修读高级华文，你必须在其它科目上达标；而在其它科目上达标的，你的华文也不可能特别出色。 我这下子终于明白，他每天坐在我的课堂里，就好像一个大学生坐在幼稚园的课堂里学习！而我根本无法让他或我自己信服，这么做的用意是为了可以更好地因材施教。也许，那句西班牙谚语可以概括他的处境：通往地狱的路正是由好意铺成的。 为了让他好过一点，或者也是为了减轻一点自己的内疚，我对他说：“以后在我的课上你带自己的书来看吧。”他只是淡淡地笑笑，作为回答。 但他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还是象以往一样，静静地坐着，对身边的吵闹和打斗充耳不闻。我知道，他的头脑并不在此刻的课堂里，他应该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弄明白，也永远不可能弄明白：为什么自从十岁的那次考试以后，他的人生境遇有了那么大的改变，他看到他的父母深深地为他失望，从此不再能指望他这个男孩子将来会光宗耀祖，他还得不时忍受亲戚们有意无意的奚落和嘲讽，同学的讥笑，师长的冷落，更难面对的，是对自己的深深自责和难以抗拒的强烈的自卑…… 美国十九世纪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的“公民不合作”( “Civil Disobedience” )一书，似乎为他的处境找到一个解答：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 而梭罗也说，最终的至高境界应该是：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not at all” （最好的政府是不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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