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博的一篇文章《中西文化对比看告密和大义灭亲》，集中体现出海外民运及相关分析人士陷入种族主义思路的误区。

海外民运三十年来政治运动上可以说不仅是一事无成，而且遭到大陆人民的唾弃和反对。这并非没有原因，因为它们思想上不仅走上了误区，甚至可以说演变成邪恶。

他们长期以来热衷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为殖民主义高唱赞歌，侮辱谩骂并践踏大陆人民的尊严。它们在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喜欢生拉活扯，硬要捏造出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区别。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理性的逻辑分析。

文章缺乏多少实在的历史例举，只列出一个商鞅的例子：【在中国告密被法律肯定,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滥觞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制定秦律，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民人不能相为隐”，并建立了连坐制度。】

只不过，商鞅代表的法家和秦始皇的暴政，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确实总体被否定的。看不到这个基本事实，是选择性失明，还是故意为之，恐怕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如果是后者，这种学术歪风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事实上，西方历史上的犹大告密尽人皆知，是告密的典范。但这并不代表西方文化发对告密，只不过，被告密的对象是“教主”而已，因而遭到教徒们的痛恨和批判。

告密文化的真正来源是基督教。中世纪及近代告密成风，很多思想家和科学家遭到迫害，大量异教徒被诛杀。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继承了基督教而已，他们都是不打宗教旗号的宗教。

再站高一些，告密文化其实来自于政教合一，这恰好是西方历史的长期政治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巴达。

中国历史看，总体并没形成所谓的“告密文化”。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孔子是反对告密的。而共产主义也是来自于西方，或许也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短暂阶段而已。

现实看，原教旨共产主义的毛时代已经过去，进入实用社会主义的邓时代，告密也不那么流行了。

奉劝海外民运及分析人士，多学点历史和哲学，少谈点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否则只能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泥潭中挣扎，还可能以“自由民主”拯救中国吗？

当这些所谓的自由斗士丧失底线，变成了学术流氓、民运流氓的时候，所谓的自由民主只能是一个被侮辱过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