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觸發持續兩個多月的抗議活動，穿上黑衣、頭盔、眼罩、口罩的示威者多次登上國際頭版，示威者之間以“手足”（夥伴）相稱，警方稱他們為“暴徒”和“蟑螂”。他們擔心被秋後算賬而甚少露臉。“沒有臉孔”的抗爭令外界難以了解運動的全貌。

BBC中文跟隨和採訪一名自稱“吳生” 的“黑衣人”數周，試圖了解示威者的訴求、掙扎、期望和憂慮。

受訪者吳生，30歲，是一名在劇場工作的員工，白天如常上班工作，晚上和周末，吳生差不多全部投入抗議活動。

他強調，這是一場“去大台化（沒有公開領袖或組織）”的運動，他不代表所有前線示威者，但他可以成為個案，讓大家一窺這群黑衣人的想法.

“勇武派”中的不勇武一族

吳生稱，雖然身在黑衣人群，但自己從來沒有攻擊警察。不是不想做，是不敢做。

“我看到最前面的一群人，最年輕的只有14、5歲，他們這麼年輕也夠膽走到最前，我背負的包袱令我難以像他們般大無畏地衝上前，但我也不能夠一直躲在後面。”

BBC中文記者多次在衝突最劇烈的示威現場採訪觀察發現，向警員投擲磚頭雜物和放火焚燒雜物的通常是幾十到一百人左右。

更多黑衣人是擔任後援，他們會拆毀道路設施製成防線，傳送物資，手持盾牌準備應對警方的清場，後援人數目可達幾千至一萬。

他們被“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稱為“勇武派”，但身處在示威現場，他們又會被“勇武派”同伴視做“不夠勇武”。

吳生表示，理解前線示威者的想法，他們對於幾百人被捕、多名同伴受傷感到氣憤，但他堅持，“就算他們不走，我也一定要告訴他們怎麼走比較好，告訴他們我會在後面支持。”

Image caption在採訪期間，因為吳先生與其他人裝扮相似，記者與他多度走失。

吳生觀察了這場運動中示威者的變化。

6月9 日第一次一百萬人遊行（警方稱最高峰有24萬人）後，他看着一些沒有甚麼裝備的示威者遭防暴警察驅散，但他當時覺得，自己只應該盡力救人。

吳生開始買下頭盔、口罩、多件黑衣服和大量醫療用品，多次現身示威現場。

初期的示威衝突，他會與前線示威者一同設置路障和製作紙皮盾牌，試過在最前線為傷者急救，亦當過“救火隊”，即是拿着水瓶、雪糕筒（交通圓錐筒）把催淚彈弄熄。

而隨着衝突升級，示威者“防具”由雨傘及紙皮製盾牌，變成自製木盾和金屬盾，甚至使用氣槍和自製汽油彈。

他說這是應對警方加大打壓力度，“7月21日晚上在上環，我身邊手足（夥伴）的木盾突然爆開，他整個人傾側了一下，而我看不到哪兒開了槍，那時才意識到，原來出現橡膠子彈時，你無論有什麼防具，都是可以死，那支槍只要抬高一點點，沒有盾牌的我可能頭部或喉嚨中槍，就是這麼近，死亡原來可能這麼接近。”

圖片版權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示威者武器升級令政府和警方擔心。

進入7月，吳生因太辛苦而腰痛，有時不得不放棄上街。他轉而做更多支援角色，在各個Telegram群組之間溝通，協助示威者了解撤離路線及前線所需要的東西。

8月5日的北角一夜，氣氛緊張，現場幾千名身穿黑衣的示威者，擠滿了數條街道，並發生數十名持棍男子與示威者的互毆。不遠處，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包圍北角警署的示威者。

吳生在人群中突然大喊一句，“大家準備好Gear（裝備），前方已發放催淚彈，但我們人多，有眼罩、口罩便不用害怕。”其他黑衣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但也立刻戒備起來，連忙配上裝備。

記者跟隨吳生採訪，他單獨一人到觀塘，那兒當時有零星示威者在堵路，他上前勸解該處的黑衣人示威者轉移其他衝突更嚴重的地方，在一輪商討後，約一百名示威者便兵分多路到其他地方。

有香港媒體發現吳生似乎在示威群眾中具備影響力，打算上前採訪他，但吳生拒絕並混在人群中躲開記者追問。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示威者經常高叫的口號，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認為，這種口號意味示威已經變質，這些行為是挑戰“一國兩制”和國家主權。

但正如許多香港評論人士，以及示威者接受媒體採訪所言，這句口號的本質並非意味這是一場“推翻政權，支持香港獨立”的革命。

吳生說，“我不覺得這場運動中，香港獨立是一個訴求，我們說‘光復香港’是把香港本身陰影陰霾掃清，令香港回歸最理想的香港狀態。就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也可以是香港理想狀態。‘時代革命’是要把不合時宜的制度和管理者拉倒下來，換上受認可的人去當管理者。”

兩個多月以來，吳生參與了大部分的抗議活動，他坦言感到很疲累。吳生知道家人一直很擔心，但從來沒有對他出街抗議提出反對，而他也會每晚向家裡報平安。

他生於一個不愁物質的家庭，收入可以讓自己租住一個滿意的單位，要移民也是輕而易舉。吳生說，自己現在走出來，是為了香港的未來和下一代。

他說自己不希望到別國做二等公民，也不願留在香港做二等公民。

他指出，過去五年，香港年輕人的無力感很大，這不單是經濟上“買不起樓”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被打壓”，香港政府推出的利民措施與本土年輕人無關，而一些新勢力試圖走入議會，但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先後失去參選權和被褫奪議席。加上每年有來自大陸的新移民來港，他們可以申請公共房屋和領取綜援，在吳生眼中，他們是在搶奪資源。

“為何每天讓150名大陸人來香港？為甚麼要操作我們的選舉和媒體？為何要搞國泰航空公司？為何要搞我們香港本身有地標性的建築物？在我的角度去看，就是很想把我們香港人，變得不像香港人。”

示威者堅持五大訴求：1.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2. 釋放被捕示威者；3. 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4. 取消以暴動定性示威；5. 爭取普選。

林鄭月娥在9月4日，正式宣布將會撤回條例，但外界認為這次的讓步已經來得太遲，未能夠緩解局勢。

吳先生認為五大訴求中只有普選，才能夠解決問題核心，否則林鄭月娥下台也解決不了。

中國政府及建制派人士質疑抗議活動有其他政治組織或外界勢力介入，吳生這樣回應，“這場運動99%的人是透過社交媒體自發，我沒收過一塊錢，相反，我投入超過五位數字的錢（港元）去買物資，我不知道有沒有外國勢力，但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人收到巨款去搞亂香港，反而身邊很多人捐錢和物資。”

“我不能否認，自從香港本土、港獨思潮開始，已經有不同的網上片段教授抗爭，但這些分享的技術，大多是從外國片段引過來，隨着抗爭運動升級，示威者累積了更多經驗去改善自己的防具和鐵馬（鐵欄路障），一開始時，大家浪費很多塑膠帶才做到鐵馬，但現在大家技術愈來愈好，這是從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之中學回來。”

圖片版權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警方指一名學生購買鐳射筆是藏有攻擊性武器時引發民眾在太空館外抗議。

仇警與運動升級的代價

採訪時，吳生試過與其他示威者，脫下口罩和眼罩，穿着便衣和拖鞋，假扮成街坊到衝突現場，加入不斷責罵警察的行列。他對BBC中文說，非示威者裝束能輕易穿過警方防線，“罵他們罵得好舒暢”。

這種做法難免會換來假扮街坊，被指營造警員在社區不受平民歡迎的場面。吳生承認，很難去計算真假街坊的比例，但身在現場可以控制太過激動的人。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在遊行現場做的研究，示威者的訴求早已超過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如今“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的不滿”最為重要。

“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就是因為警察助紂為虐，幫政府打壓和平的市民，才有更多反抗的力量。我小時候已不是特別喜歡警察，但不至於討厭，我不否認這是很好的職業，但到今時今日我討厭這批人的存在。”

但在香港警方和撐警人士眼中，示威者是違法人士，他們占據道路，衝擊防線和以雜物和激光筆攻擊警員，威脅警務人員安全。代表底層警員的員佐級協會曾經發聲明，譴責示威者“與蟑螂無異”。警方認為自己一直是以適當武力執法。兩個多月的連串示威活動，數以百計示威者被捕，涉及襲警、非法集會等罪名，幾十人被控最高被判監十年的暴動罪。

7月1日，數以百計的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被視作是“反送中”運動的轉折點。

吳生多次被警察的速龍小隊追趕，見證同伴被捕，他指出，“仇恨”不是一朝一夕便出現，而是6月中示威活動較為和平的時候，警方武力鎮壓以及政府沒有直接回應，所以令示威者行動升級。之後兩個多月的警民衝突，示威者一直質疑警方違反守則。

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人權組織多次指出香港警方執法過份使用武力。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指，香港警方武力違反國際標準，促請港府徹查。

“其實警察一直都有選擇，不去傷害市民在先，你橡膠子彈先射地面再彈向人不行嗎？胡椒噴霧不是近射很過份嗎？如果你們跟着指引去做，沒人可以挑戰他們，為什麼一定要違規地驅散？驅散就是驅散、拘捕就是拘捕，不可以向大家宣告現在驅散，然後封了所有路，等大家四面楚歌然後狂放催淚彈，逼到大家發瘋到處走。”

視頻回顧7月21日香港元朗暴力事件

7月21日，元朗一批手持武器的白衣男子在地鐵站無差別追打途人，警方被拍到與白衣男子拍肩膀和平討論，又以“持棍不是武器”和“警力不足”為由沒有即時執法，結果晚了39分鐘才到達事發地點，元朗襲擊事件被民主派政黨稱為“警黑勾結”，甚至被香港學者形容為“恐怖襲擊”。8月11日，一名女示威者右眼中彈受傷，血淋淋的場面讓示威者更加憤怒，指控警方過分使用武力，但香港警方一直堅稱，無證據證實少女眼部受傷原因與警方執法有關。8月31日，警方在太子地鐵站內追捕嫌疑人員時波及普通乘客，警方辯解說，有暴力示威者進入地鐵換裝並混入普通乘客中。但示威者指責警方無差別執法。

“示威者如果真的非法集結、襲警，而你證據充足，你便拉便告了，但同時間，有些違規行為，警方濫權的行為，同時間也一定要被起訴，這是公平性的問題。”

付國豪事件：香港機場示威者“公審”大陸男子的來龍去脈

示威者對警方的不滿情緒急劇升溫，他們多次包圍警署，在警署門口放火，焚燒雜物和垃圾桶，用大型彈弓向警署投擲磚頭雜物，衝擊警方防線，用長棍擊打警員的盾牌，亦試過包圍攻擊警員。

8月13日，示威者癱瘓機場時，一度攻擊兩名大陸人，包括《環球時報》特約記者付國豪。示威者的做法遭港澳辦形容是“近乎恐怖主義的行徑”，建制派要求民主派對暴力示威予以譴責，但民主派政客強調不“割席（切割）”，僅表示不接受暴力。

吳生認為機場發生的事件是一次課堂，讓示威者反思，“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反思自己會不會成為我們最討厭的一群，群眾很容易因為急得到成果濫用本身的光環（支持），被情緒帶動到做出一些感觀上比較接受的衝突。”

獨立民間機構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發表調查，44%的受訪者認為示威者有時或經常過度使用武力。年紀愈大和教育程度愈低的人，更偏向認為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同時61%市民不滿意警隊表現。14至29歲受訪者中，只有3%滿意警隊表現。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李立峰教授、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鄧鍵一等學者8月18日在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和理非”遊行過程中做了另一項問卷調查，結果發現遊行人士中74.7%的人支持阻礙地鐵、機場運作，52.9%認為可以接受對警察的武力攻擊。

吳生指出，示威者攻擊警察都“大快人心”，其實是恐怖的事情。但他暫時不認為，示威者有做任何事情超越了他的道德底線，“前線示威者只是做我心裡很想做，但不夠膽做的行為。”

“玉石俱焚”的“焦土派”

外界質疑示威者無休止地與警察爆發衝突是否能夠達到其目標，吳先生說，“我覺得武力升級是保護機制，告訴政權我們不會單純挨打，有能力反擊，直到他們覺得管治成本太重無法承擔下去，他們才會有所改變。”

示威者不合作運動不斷升級，試過圍堵各個政府部門，多次在上班繁忙時間阻止地鐵關門，並快閃堵塞重要隧道入口，民間8月5日發起罷工運動，民主派工會職工盟估計有35萬人參與罷工，導致超過200航班取消，8月12日，成千上萬示威者進入機場，機場因而取消數以百計的航班。9月1日，示威者再度升級，破壞機場外圍和多個港鐵站。

這些行動過程中產生不少對罵和衝突，但也有人向示威者表示諒解。

“不合作運動一定有人反對，就算我們示威都沒可能100%每個人都支持，他們覺得賺錢很重要，這只是因為他們未夠生氣，政治的打壓未涉及到他們的生活，有一天影響到他們時，就會加入我們。”吳生的這種想法在示威者人群中較為普遍，但香港親中的建制派支持者卻更加強調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

示威者8月5日發起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行動，並在七個地區發起集會。集會後不久示威者與警察在多處發生衝突。

影響民生打擊香港經濟嚇唬不了年輕示威者，包括吳先生在內，許多示威者認為打擊經濟反而是爭取與中港政府談判的籌碼，這種想法引來不少觀察人士及商界憂慮。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示威者是押上700萬人的穩定生活，“玉石俱焚的做法把香港推向一條不歸路”。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經濟面臨“非常嚴峻的處境，面對非常大的下行壓力”，過去兩個月，不少店鋪生意受影響，間歇性被迫停業，警告香港如果下一季經濟出現按季負增長，香港技術上進入衰退。港府推出191億港元的紓困措施，希望“撐企業，保就業”。

吳先生說，“如果香港政治制度被破壞，經濟也會被拖垮，那不如犧牲一陣子的經濟，去換取社會和制度公義，之後再復原，其實我們是最受影響的一個世代，我願意用我的將來做賭注，去換取香港將來更加好的政製發展。”

圖片版權AFPImage caption示威者在地鐵發起不合作運動引起乘客不滿。

面對港澳辦及中聯辦表明中國有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現的動亂等強硬措辭，甚至說“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網上連登討論區的網民均“不以為然”。有些示威者甚至笑言，“解放軍來我帶路”。

吳生說，“我真的從來不怕解放軍，大不了大家回家，梳洗一下吃個飯，等看香港倒下，等看香港死，等看中共死，這是‘焦土派’的想法。我不會認為要做很多行為引解放軍進來，解放軍進來受傷害最大的不是抗爭者，而是中國。如果有人死，殺手不是我，是政府。我不想看到這個最差情況，但不能因為有這個可能就自己去噤聲。”

分析認為，這種“焦土派”心理的出現，是因為示威者認為沒有什麼可以再輸而自我犧牲，不少示威者表明有被捕甚至犧牲的心理準備。但他們犧牲的可能是牽連所有香港人和整個香港的前途。

吳生說，“他們如果默許政府破壞我們的話，他們也一樣有這樣的代價，政制受到破壞，同樣會帶來經濟崩潰。”

如果按照香港法律，吳生和一眾示威者至少涉嫌犯了非法集結的罪名。

他對BBC中文說，自己很害怕被捕，他和其他示威者一旦坐牢不像部分政客般能夠換取政治資本，換來的可能是案底以及青春，許多示威者是懷着恐懼走到前線，“可以看到這個政府是如何把年輕人逼到牆角”。

“我們這個世代已經用很沉重的代價去爭取權利和自由，我們真的賭香港未來，去爭取權利和自由，”他說，“如果我罷工罷到沒辦法生活，我會對大家說對不起，我撐不下去要上班，或是我身體撐不住，我就不再出來，我無悔，因為我已盡力去做。”